18世纪末，德国资产阶级诞生。1805年至1806年普法战争之后，普鲁士王国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和拿破仑占领统治压力下，颁布了改革农奴制的“十月敕令”和“调整敕令”，德国资本主义走上了在农业中发展资本主义的“普鲁士式道路”。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的资产阶级与原有的地主贵族等利益犬齿交错，新兴的资产阶级既不满意普鲁士封建贵族的统治，又无力与之抗衡。于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找到了宣泄口，萌发出具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启蒙——狂飙运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赫尔巴特正是出生在“狂飙运动”之中，并卷入了这个时代的思想潮流。
一、神童的诞生
赫尔巴特1776年5月4日出生于德国西北部小城奥尔登堡，是家里的独生子。
赫尔巴特的祖父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医生，还曾担任当地文科中学的校长；父亲曾经是律师，后来升为枢密院顾问官，母亲美丽聪慧且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赫尔巴特少年时在语言和逻辑方面已表现出一定的天赋，母亲虽然对赫尔巴特十分疼爱，但她并没有放松对儿子的教育和严格要求。她请了一位很有学问的家庭教师——沃尔夫学派的哲学家于尔岑，在母亲和家庭教师的精心培养下，赫尔巴特接受了严格的德国古典教育，在数学、语言、逻辑和哲学等诸多方面表现出色，并且多才多艺，学习了钢琴、小提琴等四种乐器与谱曲，11岁已能登台演奏钢琴。12岁那年，赫尔巴特进入奥尔登堡文科中学二年级学习，并在学校里显示出耀眼的才能。学校对他的评语是：“赫尔巴特始终以守秩序、有良好的操行、学习用功和顽强著称，并且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使他自己出色的天赋得到了发展与训练。”13岁时，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论人类道德的自由》，16岁开始研究康德的思想，17岁时，他为毕业班的同学作了一场哲学方面的报告，题目为“略论一个国家中道德兴衰的一般原因”。这一报告受到了好评，并被刊登在当地一家地方杂志上。在毕业时，他用拉丁语作了演讲，对西塞罗与康德的至善观念与实践哲学原理作了分析比较，深受赞许。
赫尔巴特幼年曾不慎跌进沸水桶中并被灼伤，以致童年时期身体一直很虚弱，对各种剧烈的户外活动更是极少涉足。为了不让独生子孤独无伴，赫尔巴特的母亲领养了一名比儿子小一岁的侄女。尽管如此，赫尔巴特的童年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沉闷的。或许，正是这种沉闷的生活，给了这个孤独者以无限的遐想空间和发展内心世界的机会。我们可以想象，身体羸弱的小赫尔巴特，静静地坐在窗后发呆。在这种状态中，思维毫无局限地穿越一切障碍，锐利的眼睛不动声色地从最细微的地方观察这个世界还有他自己。在羸弱的身体里面，强大的精神得以爆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19岁时赫尔巴特便熟读了当时著名哲学家谢林和费希特的著作并提出疑义：他反对费希特所谓“自创自己世界”的观念，认为人们本身不可能创造自己世界，而要依赖外在世界（如家长、教师等）的影响，才能形成自己的世界。显然，此时他的思想已能深悉自己的心理过程，而且具有独特的见解。
二、时髦的家庭教师
1794年中学毕业以后，18岁的赫尔巴特来到德国哲学的中心——耶拿大学。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鼓励他学习法学，今后可以成为一名律师或司法官。但赫尔巴特对此兴趣不大，事实上，他更喜欢哲学。在当时，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在这所大学。由于母亲的帮助，他认识了哲学家费希特，奠定了他从事教育和研究哲学的基础。1797年年初，在修完大学课程之前，尚未毕业的赫尔巴特在母亲的建议下来到瑞士恩得拉琴的一个贵族施泰格尔（恩得拉琴州的州长）家里，担任家庭教师，负责三名男孩的全部教学工作，长达三年。他认真分析了三个孩子的个性特点，制订了针对他们的教育计划。每两个月，赫尔巴特就要写一份关于他教学的方法和成就的报告，这段教学经验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教学理论。可以说，赫尔巴特对教育的兴趣就是由这个职务引起的，这也为他后来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历史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很多大学者年轻时都曾担任过贵族、富翁的家庭教师，如大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毋庸讳言，家庭教师在当时不啻一份美差——学有所用，衣食无忧，并且能够与上流社会交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包括赫尔巴特在内的许多德国学者一直为后人所诟病：这一刻，他们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下一刻，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他是天才的诗人，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法兰克福议员的谨慎的儿子，是在林间小道见到魏玛大臣便远远站立脱帽致敬的魏玛枢密顾问。我们在赫尔巴特的身上同样看到了德国资产阶级这种典型的“两面性”：既想革命，又要妥协。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其哲学的二重性，决定了他在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之后必然产生出极其温和的结论和实践诉求。尽管如此，“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作了社会变革的前导。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三、最受欢迎的大学教师
1799年夏天，赫尔巴特专程拜访了当时著名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与他结下了忘年交，裴氏的“教育心理学化”口号给他以极大启示。大学毕业后，赫尔巴特回到家乡，在朋友帮助下到一所教堂学校担任数学教师的工作，同时定居在友人家专攻哲学。1802年10月，他在哥廷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讲授教育学、心理学和哲学。刚刚走上大学讲台的他非常努力，慢慢地有了自己的影响力。三年之后，海德尔堡大学向他发出邀请，请他担任该校的正教授。但赫尔巴特更加迷恋哥廷根的学术环境，谢绝了这一邀请，继续以副教授的身份在哥廷根大学进行教学和研究。
在从事教育实际工作之余，赫尔巴特勤奋写作。1802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裴斯泰洛齐的直观教学ABC》，颇受欢迎，很快销售一空。1806年他出版了《普通教育学》，奠定了他在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1809年，柯尼斯堡大学向赫尔巴特发出聘请，请他接替康德的哲学教席职务，讲授哲学与教育学。
赫尔巴特受聘时非常激动，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能有此机会获得那个教席乃是意想不到的荣幸，我在少年时代学习柯尼斯堡哲人的著作时已常常在充满景仰的梦中渴望这一教席了。”他在这所大学共任教25年，讲课深受学生的欢迎。当时柯尼斯堡大学约有一半的学生选修了他的课程。他的讲演始终不用稿子，但相当吸引人，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许多学生上课前就在教室门口早早地等候工友开门。
赫尔巴特不仅致力于讲台，而且积极参与教育改革。为了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联系起来，从1817年起，他在柯尼斯堡大学建立了教育学研究班，进行教育实验活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教育研究所。除此之外，他还创办了师范研究班、附属实验学校，为培养优秀教师作出了贡献。
正是在柯尼斯堡大学期间，赫尔巴特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教育理论和方法。
四、黯然离世
随着自身理论思考的深入以及广泛的实践积累，赫尔巴特更加希望在真实的学校与课堂中检验和完善自己的各种主张。在普鲁士公共教育部部长、著名教育家洪堡的支持下，赫尔巴特在柯尼斯堡大学成立了一所教育学院。学院的宗旨是通过以赫尔巴特教育学为基础的教学实习为文法学校培训教师。在创办之初，赫尔巴特还想附设一所小规模的寄宿学校，但因资金有限而搁浅。
直至1818年，各方面的条件略有改善，赫尔巴特才在政府支持下购得一所房产创办了实验学校。
然而，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涌现出的教育改革热情逐渐消退。普鲁士当局虽然愿意聘用赫尔巴特所培训的文法学校教师，但这些教师却不得不遵从一套按不同的目标和观念设计的教学大纲。以教育性教学精神改革学校教学大纲的意愿，即使曾经一度有过，现在也不复存在了。赫尔巴特通过实验而制订的一套文法学校教学方法因此未能在全国推行。1833年4月，赫尔巴特重回哥廷根大学任教，担任哲学学院的院长。1835年，他出版了《教育学讲授纲要》，对先前的《普通教育学》作了补充和进一步阐述。赫尔巴特对教育事业非常执著，直到1841年8月14日突然昏迷致死的前两天，他还照常讲演哲学和心理学。
当代世界教育史学界对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康斯坦丁诺夫说，赫尔巴特在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一切领域内都是反动的。麦克英雷说，赫尔巴特是新亚里士多德。古德说，赫尔巴特是教育学新体系的建筑师。米定斯基说，赫尔巴特是试图把教育学当作科学规律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教育理论家。事实上，就赫尔巴特本人来说，他既不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政治活动家，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家。他只是终生从事大学教育，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一名学者。
客观地说，赫尔巴特的诸多见解和主张在问世之初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甚至有“寂然无闻”之说。加之他的理论本身十分深奥，表述也比较晦涩，所以，在赫尔巴特生前，其教育学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正如他自己曾经感叹的：我可怜的教育学已不能提高它的声调了。在赫尔巴特从事大学教育工作的40年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正在酝酿之中。“那些在专制君主制度下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信息并形成某些独立政治见解的阶级，其中的大多数人渐渐地联合成了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然而，无论在大学里还是在社会上，人们的兴趣都不在教育学。特别是1830年以后，受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德国的舆论界发生巨大变化。创立“神圣同盟”的普鲁士威廉三世政府严密控制舆论和学校。“在这里，一切信息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事先得到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制，不能发表。”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也是在普鲁士君主政府严控之下的。这一切，使得这位造诣精深的学者晚年颇有寂寞之感。待到赫尔巴特逝世25年以后，即19世纪6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经济高涨时期，他的教育学说才被重视。
1837年，德国新国王即位以后决定撤销1819年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宪法，哥廷根大学七名教授联名抗议国王这一行动，被开除教职，这就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哥廷根七教授事件”。
当时身为哥廷根大学哲学学院院长的赫尔巴特虽反对国王的做法，却并未加入签名抗议者的行列，并在国王开除这七名教授后，避免与他们来往。这引起了广大学生对他的不满，进而开始抵制他的课。赫尔巴特曾为自己解释说，抗议不会有结果，只能给大学带来害处。他说：“评判德国人的政治生活能做出什么样的改善，能改善多少，这不是我的事情。我只能说，大学精神不能模仿政治生活，因为大学的本质在科学中。”在赫尔巴特看来，学者是以自己的学术（科学研究）来影响社会、民生，若是汲汲于政治，还不如直接去搞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