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文化与经济处在永恒的交互作用中，这种交互作用又引发了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革。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据此，我们要反对传统理解中把文化的反作用简单外在化的机械论观点，反对只把文化看成是经济基础的附带结果或附属现象，单纯地探讨它对经济发展的加速或是延缓的作用。文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作用是在社会发展的统一过程中发生的，而不是分开的两个过程。在现实历史实践中，我们看到，经济里面充满着文化，生产力里面充满着上层建筑，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决定方面”。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它们经常交换彼此之间的地位，改变着矛盾关系的格局。“文化从根本上不是与政治、经济等相并列的领域或附属现象，而是人得一切活动领域和社会存在领域中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是从深层制约和影响每一个体和各种社会活动的生存方式”。
许多思想家非常重视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著名社会学家韦伯从文化层面上比较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直接论证了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他提出，中国的“社会精神气质”是儒教和道教精神，这是不同于西方经济理性主义的保守主义文化精神，它阻碍了中国理性化的进程。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经过宗教改革而产生的以预定说、天职观和入世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新教伦理则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积极的文化精神。
总之，在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中，文化不仅仅是“第二性”的，它除了在经济的作用力之下必然产生“反作用”之外，它还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主导性的决定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精神的丰富，文化的引领作用的自觉性随之不断增强。
二、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展开的现实逻辑
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坚信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通过他们关于文化与经济社会多维关系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力图说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体。正如G．S．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最近指出的：马克思更为成功之处在于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而不是他以结论方式所证明的资本主义为何最终必然走向灭亡。……，他对未来社会的信念是建立在更高级的自由观念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应当结合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的发展，展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实践性的批判维度。
1、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这段名言所体现的就是文化理论观念和实践的关系。在对宗教批判的前提上，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德国的现实制度。当时德国的现实社会发展落后于英法等国的发展，但是德国人在哲学中与当代的历史同步，德国人在他们的文化理性中预见了自己与当代英法国家同步的未来历史。所以，英法等国家的革命任务是要跟现代国家制度进行实际分裂，而对德国来说，则是要与反映英法现代国家制度的文化理性相决裂。德国法哲学是惟一与英法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德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所以德国人要把这种思辨的历史归入现存制度，不仅批判现存制度，还要在批判现存制度的抽象观念上——即文化理性上继续。马克思既重视物质武器的不可替代性，也重视精神武器的重要作用。
因此，马克思批判了德国“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把哲学与现实密切关系割裂开来的错误态度。马克思指出：“理论政治派”的错误在于，“该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马克思强调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哲学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武器的无产阶级的辩证关系，指出二者的统一和转化。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统一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统一于革命的目标：人的解放。在这里，马克思通过论述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的关系，凸显出了文化的现实实践性，论述了文化在社会革命和历史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论述了传统在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深化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解。任何文化创造总是在特定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必定受到该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恩格斯晚年曾分析和批评造成唯物史观公式化的倾向，从文本来说，那就是当初创立唯物史观时没有对观念文化与物质生产之间，以及观念文化内部的辩证的关系做充分的阐释。恩格斯认为，经济因素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上层建筑与观念文化对历史是有作用的，有时甚至会产生主要作用；经济运动与上层建筑及观念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性而存在，上层建筑及观念文化作为偶然性而存在，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表现出来。“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阐明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复杂性。恩格斯指出，如同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新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现实的联系，“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要正确认识这种一般运动规律，就要研究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构成历史动因的真正的“动力的动力”，即必须研究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必须研究在社会发展中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动机；必须研究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头脑中的各种各样的动机。“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恩格斯认为，必须从研究人民群众及其领袖头脑中的各种各样的动机入手来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从文化精神上揭示出这个动力，才能探索出历史发展规律。
观念文化的历史，除了归于经济基础的支配作用外，还必须充分肯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恩格斯认为，对哲学发生最大影响的并不是经济生活本身，而是政治、法律和道德的观念。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他说；“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观念文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甚至使观念文化形成独立于经济生活的外在表现。致康·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以哲学为例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
在致梅林的信中，恩格斯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观念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观点，他说：“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从上述论述，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自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观念对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和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作用。
2、历史合力与唯物史观的完整逻辑
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恩格斯晚年面临着历史唯物主义被歪曲的诘责：很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经济唯物主义”、“技术经济史观”和“社会静力论”，把承认历史必然性同机械决定论、社会宿命论混为一谈。针对由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带来的各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责难，恩格斯晚年根据新的历史经验，在肯定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决定作用的同时，强调了上层建筑诸要素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提出了历史合力论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展开的现实逻辑最重要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恩格斯认为，文化的各个要素在社会发展中不是孤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在这里用“平行四边形”法则描述了社会发展中各种文化要素形成的合力。这种合力不是各种文化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文化要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相互补充。每一种文化不可能单独推动社会发展，而是融合为一个总得平均数，一个总的社会发展合力。
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用几何图形来说明人与历史之间的复杂结构关系，其实是对其合力论思想的深化：“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占统治地位。”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合力论”的论述，一方面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致，历史是以必然性或偶然事件的总结果的形式把单个人的意志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个体意志以及不同个体意志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恩格斯不仅明确地强调个人意志显而易见的历史作用，而且强调了“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社会结构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避免了将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因此，“历史合力论”补充和完善了唯物史观，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探索和思考，使唯物史观逻辑显现更为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