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对长袍“情有独钟”，是有一段来历的。1903年，作为四川省官派留学生，张澜进入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临行前，张澜的老父亲连夜用蓝色布帘为他亲手缝制了一件长袍。他告诫儿子：“为人不能忘本昧良，终生布衣也是福。男儿当自立自强，自爱自重，读书不求高官厚禄，但求为民造福。”布衣者，平民也，张澜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一直保持着平民本色，被人们尊称为“长袍先生”。
张澜做官从教始终不置私邸，不是住在“公家宿舍”里，就是租借简便寓所，或者暂住朋友家中。1923年他才在南充的南溪口修建了一座很简陋的瓦房，算是有了一处私宅。新中国成立后，夫人刘慧征携全家来京，张澜对她说：“慧征，这一年来，我是住在民盟总部的。周总理听说你要来，吩咐政府安排好的宿舍，找了几处很大、很阔绰的房子，我都嫌太考究了，没要，要了现在这幢房子[10]，我看有这座小楼房也够住了。”深明大义的刘慧征完全赞同丈夫的决定。
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算为张澜配备一个保姆，却被张澜谢绝，洗衣扫地之类的家务琐事都由刘慧征亲自操持。国家副主席应该享有的每月二百元办公费，张澜从不动用，一切开销都用工资支付。1955年2月张澜逝世后，夫人刘慧征迁回四川老家，子女将住房退还政府，不再占用。
就这样，张澜用自己事业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懈地践行着“四勉一戒”。“四勉一戒”对于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来说，是极大的精神力量。许多人受到这个信条的鼓舞和推动。有一个姓沈的青年，积极追随张澜，在学习了“四勉一戒”之后，特意改名为沈自强。“先生之‘四勉一戒’，细思忖之，又何尝不是我中华民族，我泱泱大国之精神的鞭策！”[11]
光风霁月的人格力量
综观吾先哲之言治，如儒家之大同、太平诸义，墨氏之尚同、兼爱诸义，老庄主自由，除国界，并一切法制与所崇尚号召之具……凡此皆陈义宏远，为今欧人所不能窥。但墨子言兼爱，必以交相利为征，最为切实。由墨氏之道，则世界经济问题必一以大公为原则，绝不许有以此侵彼，或以强侵弱之事，尽大地人类利用厚生之资，一切交相利，一切均平，则谓全世界为天国可也。斯仁道之极也。
——张澜：《说仁》
张澜一生虽然担任过各种官职，但内心深处始终坚守着“布衣情结”；即使身处四川省长、国家副主席这样的职位，仍是布衣粗食，泰然恬淡。他为官清正，从不谋私。他在四川主持政务长达八年，他的亲人们却仍在家乡务农。其四弟是前清秀才，曾请求他在政府机关中为其谋一小小职位，张澜谆谆相劝：“我不能任用私人，你在家中务农并奉养老母亲最好。”从川北宣慰使卸任之时，他不仅没有丝毫积蓄，反而负债八百吊钱，出售了几亩祖上留下的土地才得以还清。南充军阀石青阳想打倒张澜，派人乔装暗访其家，但见家徒四壁，一屋空空，根本没有什么私产。暗访者以实相告，石叹曰：“川北圣人之誉，名不虚传也。”[12]张澜的人格力量，把专横的军阀都感动了。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张澜以一介布衣之身，凭借在社会变革、济世救民等方面的卓越实践，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和极大的威信。他对于近现代的四川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的影响。对于张澜的评价，有两段话特别著名。一段是毛泽东说的。1954年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张澜先生说：“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的。”我们的领袖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张澜先生的品行。另一段是胡耀邦说的。1980年春节，在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举行的迎春茶话会上，胡耀邦同志特意谈了对张澜的印象：“我感到这位先生有两条是很值得佩服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这两大优点，对许多人，对我自己，印象是很深的，勉励是很大的。”
1947年4月，张澜写了《七十六岁自勉集语》。全文如下：“以义持己，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仁爱群，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乐善之人得众，故其心休休，乃能有容。逆耳之言利行，故一士谔谔，胜于千诺。益壮益坚，乃珍穷老。患得患失，勿效鄙夫。”篇幅不长，然而言简意赅，博大精深。这些语句是他对于自己一生言行的最好概括。张澜的嘉言懿行和高风亮节，是值得中国人珍视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附录
张澜先生是一个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他坚持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他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人之一，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中国人民感谢他在爱国运动中的贡献。
——林伯渠在首都各界人民公祭张澜大会上的悼词
奋斗五十年，与吾党同争得人民共和，雄心已遂；
结交卅六载，惜我公未及见台湾解放，遗恨犹存。
——吴玉章献给张澜的挽联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三句话，我们的先辈张澜先生是完完全全地做到了的。
——梁晓声：《精神之魂——论张澜》
[1] 出自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丁关根1992年4月在首都各界纪念张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 苏蓉：《论“川北圣人”张澜》，《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
[3] 参见马建强：《共和国副主席张澜的中小学教育情结》，《小学青年教师》，2004年第2期。
[4] 戚如高、潘涛：《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2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5] 党宁：《一身傲骨炳青史，万里川江映伟功——忆著名教育家张澜先生》，《教育与职业》，2008年第34期。
[6] 张澜：《致赖心辉》，参见《张澜文集》，63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7] 冯维纲：《张澜》，11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8] 冯维纲：《张澜》，138～139页。
[9] 参见李永军：《张澜的清廉故事》，《中国统一战线》，2005年第5期。
[10] 这是一座中式四合院，在复兴门内嘉祥里。
[11] 梁晓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张澜先生》，《出版参考》，2006年第17期。
[12] 徐庆全：《张澜：两大理想成就一生》，《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32期。
黄炎培：塑造爱国乐业的“中华牌”
黄炎培，字任之（韧之），号楚南，笔名抱一。上海浦东川沙人。他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卓越的教育理论家，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黄炎培毕生从事职业教育，在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奋斗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而科学的职业教育思想，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
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
——黄炎培：《职业教育谈》
1903年春，川沙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学生约70人，分为两个班。作为“总理”（校长），黄炎培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他还亲自上讲台，每天讲课3小时。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学办得如火如荼。“人们以自己的孩子能入川沙小学为荣，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甚至较远的乡村也有人托人说情让孩子入学。学校的事务越发多了起来，黄炎培的担子越来越重。但他从不因事务忙影响教学，依然坚持亲自授课，从不旁骛。”[1]
1906年，应杨斯盛之请，黄炎培创办了位于浦东六里桥、占地60亩的浦东中学。筹建期间，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开办之后，他和张志鹤一起全权署理校务。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黄炎培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勤、朴、诚”人生修养三要点，“谈得头头是道，妙趣横生。学生们以此做为座右铭，经常对照自己”[2]。这三个字从此被确立为校训。革命家张闻天、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导演谢晋，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该校现为浦东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有“炎培楼”“炎培亭”等建筑，纪念首任校长。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出了科学、严谨、可行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力以赴进行落实，使得江苏省“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省份，为教育界树立了楷模”[3]。
黄炎培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国内外进行多方考察。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考察教育，历时95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他又到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1915年他又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尤其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他还到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个月。黄炎培由此获得了“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的美誉。
黄炎培考察的重大收获是更加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他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黄炎培认为，办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写文章，作讲演，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于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应运而生。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此后数十年，黄炎培的教育活动一直以职业教育为核心，以职教社为根据地。
黄炎培亲自为职教社拟定了宣言书，并请恩师蔡元培审阅。他还为职教社写了社歌，歌词充分展现了他的职教理念：“惟先劳而后食兮，嗟！吾人群之天职。欲完此天职兮，尚百业之汝择。愧先觉觉后之未能兮，舍吾徒之责而谁责？同心组成吾社兮，将以求吾道之昌也。研究试验以实施兮，期一一见诸行也。苟获救吾民之憔悴兮，卜吾国族之终强也。手旗兮飞扬！吾何往兮？比乐之堂！将使无业者咸有业兮，使有业者乐且无疆。嗟！嗟！吾愿何日偿兮？天假我以岁月之悠长！”
职教社诞生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宏大、有机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展到许多领域，包含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职业指导。“职教社在建国前创办的主要教育事业有：中华职业学校、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还在上海办了七个职业补习学校，在上海、重庆、昆明、桂林相继开办了职业指导所，指导青年就学和介绍职业。”[4]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光是一个中华职业学校，从1918年创立到1952年被轻工业部接管，在33年间，培养毕业生多达7000人以上，其中不乏名人，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经济学家顾准、演员秦怡等等。这些毕业生在社会上极受欢迎，为民族工商业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被誉为“中华牌”。
黄炎培还参与筹办了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了东南大学、私立青岛大学的校董。“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他亲手创办、主持或参与创办的教育文化机构，总数达百种以上。”[5]黄炎培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事业卓著、精神充实、乐在其中的一生。
以引出国民一切良能为事业
赤手能从平地起，苍生休被吾徒误。读书爱国两无妨，文兼武。寻真理，在何处？离群众，有谁与？听良知命令，是非清楚。物我一诚通万有，工商实用非虚语，倘专科大学挂虚名，终何补？
——黄炎培：《中华工商学校校歌》
在长期致力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于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他首倡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在我国教育界、知识界形成风靡一时的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有力地推动了民初的教育改革。”[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