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和沟通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积极地寻求职业教育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7]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其核心理念是手脑并用、双手万能，办学宗旨是服务社会、服务平民，训育方针是做人第一、敬业乐群，教学内容是注重实用、注重技能，教学模式是手脑联动、做学合一，终极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爱国主义是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总结教育理论的根基。他说：“且教育曷贵也？语小，个人生活系焉；语大，世界、国家之文化系焉。”[8]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黄炎培始终如一地将爱国主义灌输于日常教导之中。淞沪抗战时期，黄炎培与史量才、沈钧儒等人组织国难会到处演讲，鼓励抗日群众。一次，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对站在台下的儿子黄大能突然发话：“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起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9]1932年，在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5周年之际，黄炎培谈道：“到如今，内忧外患，重重叠叠，河山已破碎到不堪了。人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吾中华国族的运命，真所谓‘不绝如线’。吾们还在这里举行中华职业学校十五周年纪念，一提到‘中华’两字，惟有痛心……痛心！痛心！痛死有什么用处？还是大家起来死里求生地干。”[10]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他在《抱一日记》中写道：“卫西琴著《新教育论》。其言曰：教育也者，以引出国民自有之良能本旨也。所谓良教育者，即以引出国民一切良能为事业也。”
黄炎培紧紧抓住教育的普及和平民化，触摸到了社会的敏感神经。旧社会广大民众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第一要务是谋生，其次才是求学。他有的放矢地提出：“要推广平民教育，定要从他们生计问题上着手”；“要解决一切平民问题，定要从职业教育上着手”[11]。“如果教育不能从根本上帮助中华来解决生计问题，后患岂堪设想？”[12]黄炎培的思想对旧的教育是一种有力的挑战，有助于改变旧的教育脱离实际、轻重倒置、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的状况。
黄炎培积累了许多别出心裁的办学经验。例如，他提出了“工读交替制”“学习一贯互进法”“专科一贯制”的人性化教育制度。“工读交替制”和“学习一贯互进法”是帮助想读书而经济有困难的青年。“专科一贯制”则给学生较大的自主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就业或者继续深造。三者的实质都是“利用工学交替的形式将升学与就业联系起来，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的实际需要的教育形式，是一种普教与职教的沟通，初、中、高级教育互相衔接，正规学校与补习学校教育、各类培训并行的教育制度，也是一种工学交替的终身教育制度”[13]。这无疑是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中“勤工俭学”“就业指导”的先驱和缩影。
利居众后而责在人先
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忠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黄炎培座右铭
黄炎培崇尚简朴生活。他在家乡办川沙小学时，因为学堂经费极其困难，他不取分文薪水。在任职浦东中学校长期间，当时一般校长的月薪是100银元，黄炎培却支付自己40银元，只能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后来他用筹募来的经费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建造了公用大楼，自己仍住在一所小楼的厢房里。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国难当头之时，黄炎培要求职教社同志勤俭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用过的信封还要使用背面。抗战胜利后，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卖藏书、字画以资生活。他作诗抒怀：“老来鬻字是何因，不讳言贫为疗贫。伤廉苟取诚惭愧，食力佣书亦苦辛。”杜月笙听说了，送来两千大洋资助他，黄炎培却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全部捐给了职教社，自己依旧卖字。
黄炎培始终秉持一个坚定的志向：拒不做官。北洋政府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这完全是出自对职教事业的热忱。1948年12月14日，他在给友人回信中说：“弟对职业教育，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之最扼要办法。若一行做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夙愿。”新中国成立后，72岁高龄的黄炎培欣然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和财经委员会委员。他说：“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我现在是做事，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14]
黄炎培坚持以爱的精神指导自己的言行。“天赋我以知，更赋我以爱。有生而爱其身，因生生相倚，而爱其家，爱其族，爱其国。知物我之平等与一体，而爱一切物。大哉生也，善者爱也。”[15]但他不是一个无原则的泛爱主义者，“予打击者以打击兮，与汝偕亡；以赤血卫国兮，与日星增光”[16]。黄炎培就是这样凭着一颗赤忱的爱心，冒着种种风险，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他开创的职业教育事业。“从推翻满清之役起，经过倒袁运动、五四运动，直到人民革命，每一事变，都能认清是非，向着群众路线尽力地配合，尽力地援助，发展成功。”[17]
黄炎培的朋友江恒源，曾经用“侠骨慈肠、锦心绣口”一语评价他。对此评价，黄炎培当之无愧。终其一生，他淡泊从容地面对人世沧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的心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永远是国家、人民、职业教育。他用一生的执著追求和光辉事业，完美地诠释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个字。
附录
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业绩之中，是很值得传诸后人的。
——孙起孟1988年11月6日的题词
自黄、庄二氏大声一提倡，全国教育界观念为之一大变。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
我早年目睹了民族的灾难和国家的耻辱，受先父黄炎培的熏陶，积极投身于救国洪流，在这期间我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父亲的影响下，我通过接触马列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逐步有了认识，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我对党执著追求，终身不悔。
——黄大能：《先父黄炎培指引我走上革命路》
[1] 王华斌：《黄炎培传》，37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
[2] 同上书，47页。
[3] 王华斌：《黄炎培传》，72页。
[4] 王华斌：《黄炎培传》，100页。
[5] 田正平、李笑贤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前言，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 田正平、李笑贤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5页。
[7] 同上书，205页。
[8]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226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9] 萧伟俐：《黄炎培的黄氏教育法》，《半月选读》，2010年第11期。
[10] 田正平、李笑贤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269页。
[11] 《黄炎培教育文选》，16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12] 同上书，201～202页。
[13] 高奇：《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与实验》，《教育研究》，1998年第5期。
[14] 萧伟俐：《黄炎培“不为个人做官”》，《刊授党校》，2010年第5期。
[15]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37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16] 《黄炎培诗集》，235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17] 田正平、李笑贤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414页。
徐向前：一生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十大元帅”从此天下闻名。人们都知道徐向前是一位军人，可所有见过他的人又一致认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常常用“教书先生”“小学校长”这样的词来戏称他。的确，徐向前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很难使人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业联想到一起。然而，这种性格与职业的反差，正是徐向前作为元帅所独具的个人魅力之所在。
正如人们猜测的，徐向前还真曾做过教书先生。他1901年出生在山西五台县一个教师家庭，父亲徐懋淮是清末秀才，因为家境贫寒无力进一步求取功名，遂以教书为业。徐向前的哥哥聪明伶俐、嘴巴巧，备受父亲的赏识，老实木讷的徐向前只得被牺牲掉继续求学的机会，去做学徒。也许是上天有意安排这位未来的武将要从事一段教书生涯，1919年，失学四年后的徐向前考取了阎锡山开办的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五台县河边村川至附属小学任教，开始了“孩子王”的教书岁月。
备受打击的“孩子王”
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
——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
两年的师范学习生涯很快就结束了，赶在第二个五四运动纪念日之前，徐向前正式从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毕业。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徐向前心里依然有些恋恋不舍。想当初刚走进来时，他身材瘦小，浑身乡土味，加上高小尚未毕业，对外界一无所知，很不受那些城里的同学待见。还好，徐向前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功课每期都是一流，如鱼得水；加上五四运动的洗礼，对思想有很大冲击，他再也不只热衷于读小说了，开始关心社会政治，阅读与政治形势有关的书刊，开阔了视野，他相信自己可以“应付”那些孩子们。徐向前很快就被分配到阳曲县的太原第四小学任教，重新踏进了校园。
徐向前所教的班是一年级，有30多名新生。这些娃娃来自不同门户，家庭情况不一，男生女生不同，年龄大小也不一致，智力不齐，性格各种各样，要把他们都教好有很多困难。“孩子们像田间的禾苗一样，小苗是很弱的，经不起强风和暴雨；然而，小苗又是有生命力的，它要在风雨中成长。这就需要教师精心培育，付出艰辛的劳动。在他们当中，说不定有未来的国家栋梁。”[1]徐向前很快认识到，从学生到先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要开始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启蒙者的责任。
徐向前想把课教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30多个孩子，有的不来上课，他就跑到孩子家里去查问明白；有的孩子在课堂上生了病，他会抱起生病的学生将其送回家。有时，他不是按部就班地讲课，而是讲些励志的小故事，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多讲些课外的知识，拓宽学生狭隘的视野。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徐向前也讲得兴致盎然。孩子小，难免犯些小错误，对孩子们的错误缺点，徐向前从来不是简单地批评，而是细致耐心地讲道理，分析原因，启发学生。他清楚地记得师范学校老师的教导：“师范，师范，出去之后，一切得为人师表，对高小课程要会讲、会示范。”
转眼数月过去，学校放了寒假。徐向前第一次用自己的工资办了年货，满心欢喜地回到了五台县老家。一家人欢欢喜喜过了新年，谁会想到，正在徐向前准备返校时，邮差送来一封信，他拆开一看惊呆了，竟然是太原四小校长署名的辞退信！真是晴天一声霹雳，徐向前被震得有些头晕，心里十分委屈：苦口婆心教学生，彬彬有礼对待校长和同事，从没得罪过任何人，没少上过一节课，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呢？姐姐是急性子，说要找学校去，徐向前说：“什么讲理不讲理，人家就是不要你了。”
与徐向前村子一河之隔的河边村，有阎锡山创办的中学和附小，老父亲四处托人，给儿子在这所附小谋得了教职，教小学六年级。命运好像注定：这一生就要像父亲，教书的路走定了。从此，徐向前早起晚睡，备课认真，上课专心，生怕得罪了什么人再次失业。
他教书一向不喜照本宣科，喜欢讲点学生愿意听的故事。这期间，在他思想中，打倒军阀、改造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教学中，他常讲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历史故事，引导孩子们认识中国、认识社会。这些故事孩子们很愿意听。然而风声传到校长段葆藩的耳朵里，徐向前被叫去训话。徐向前认为学校无理，当面和校长争了几句，结果校长留下一句话：“你不好好教书就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