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儒学案》发微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刊行以来，300余年过去，一直是相关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近30年来，随着学术史研究的复兴和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日渐深入，尤为喜人。就所涉及论题而言，诸如《明儒学案》的编纂缘起、成书经过、思想史和文献学渊源以及学术价值评判等等，皆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以下，谨将近期重读《明儒学案序》之所得连缀成篇，就该书的编纂缘起再做一些讨论，敬请方家大雅指教。
（一）问题的提出
黄宗羲晚年，曾经就《明儒学案》的结撰留下两篇重要文字，一篇是《明儒学案序》，另一篇是《改本明儒学案序》。前文于宗羲生前录入所辑《南雷文定四集》，后文则在宗羲故世之后，由其子百家辑入《南雷文定五集》。康熙三十二年孟春，《明儒学案》在河北故城刊刻蒇事，两文皆冠诸卷首，撰文时间均署为康熙三十二年。唯宗羲原文已为贾氏父子增删、改动，难以信据。倘若论究《明儒学案》结撰故实，自然当以录入宗羲文集者为准。
《明儒学案》的这两篇序文，有同有异。大致相同者，是都谈到了如下三层意思。第一，学问之道乃一致百虑，殊途同归，不可强求一律。然而时风众势，必欲出于一道，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叛道，以致酿成“杏坛块土，为一哄之市”[1]。第二，全书梳理有明一代儒学源流，旨在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因而，《明儒学案》乃“明室数百岁之书也，可听之埋没乎”[2]？第三，《明儒学案》的问世，多历年所，非三年五载之功。具体而言，“书成于丙辰（康熙十五年——引者）之后，许酉山（名三礼——引者）刻数卷而止，万贞一（名言——引者）又刻之而未毕”，直至壬申（康熙三十一年——引者）七月，始闻河北贾若水、醇庵父子慨然刻书之举。[3]
两篇文字之不同处，主要在于改本将原序的如下大段文字尽行删除。原序有云：“某幼遭家难，先师蕺山先生视某犹子，扶危定倾，日闻绪言，小子囗囗，梦奠之后，始从遗书得其宗旨，而同门之友，多归忠节。岁己酉，毗陵恽仲昇来越，著《刘子节要》。仲昇，先师之高第弟子也。书成，某送之江干，仲昇执手丁宁曰：‘今日知先师之学者，惟吾与子两人，议论不容不归一，惟于先师言意所在，宜稍为通融。’某曰：‘先师所以异于诸儒者，正在于意，宁可不为发明？’仲昇欲某叙其《节要》，某终不敢。是则仲昇于殊途百虑之学，尚有成局之未化也，况于他人乎？某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浅深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于是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由是而之焉，固圣人之耳目也。间有发明，一本之先师，非敢有所增损其间。”[4]
两篇《明儒学案序》为什么会存在上述异同？从中反映了该书结撰缘起的哪些故实？这是我们接下去要展开讨论的问题。
（二）为师门传学术
黄宗羲为什么要结撰《明儒学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不妨就从改本《明儒学案序》对原序上述大段文字的删除入手。
前引《明儒学案序》中的大段文字，黄宗羲忆及20余年前未能为同门友人恽日初著《刘子节要》撰序一事。至于事情的起因，乃在于二人对其师刘宗周学术宗旨的把握意见不一。一个认为“于先师言意所在，宜稍为通融”，一个则力主“先师所以异于诸儒者，正在于意，宁可不为发明”。结果分歧无法弥合，用黄宗羲事后20余年的话来讲，就叫做“仲昇欲某叙其《节要》，某终不敢”。黄宗羲、恽日初二人间的此次往还，并非寻常同门昆弟之论学谈艺，实则直接关系《明儒学案》前身《蕺山学案》之发愿结撰。
据考，恽日初字仲昇，号逊庵，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卒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终年78岁。[5]康熙七年（1668年），日初由常州南游绍兴，凭吊刘宗周子刘汋。此时宗羲亦在绍兴，与同门友人姜希辙、张应鳌等复兴师门证人书院讲会，故而恽、黄二人得以阔别聚首，朝夕论学达半年之久。[6]恽日初长黄宗羲9岁，在刘宗周门下，当属长者。此次南来，不惟带来了为其师所撰《行状》一篇，而且携有《恽仲昇文集》一部，学已成家，俨然刘门高第弟子。是年，黄宗羲欣然为《恽仲昇文集》撰序，赞许日初为“固知蕺山之学者未之或先也”。正是在这篇序中，宗羲对自己早先问学师门的用力不专痛自反省，他就此写道：“余学于子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辜负为不可赎也。”[7]
恽日初在越半年，将刘宗周遗著区分类聚，粗成《刘子节要》书稿。临别，黄宗羲河浒相送，日初以增删《刘子节要》相托。恽氏返乡，《刘子节要》刻成，康熙十一年（1672年），日初复致书宗羲，并寄《节要》一部，嘱为撰序或书后。宗羲接信，对于《刘子节要》一书的曲解师门学术宗旨极为不满，几至忍无可忍。于是一改先前对恽日初为学的倾心赞许，撰为《答恽仲昇论刘子节要书》一通，详加辩驳。
黄宗羲所撰《答恽仲昇论刘子节要书》，开宗明义，即昌言：“夫先师宗旨，在于慎独，其慎独之功，全在‘意为心之主宰’一语。此先师一生辛苦体验而得之者。”宗羲指出，恰恰正是在关乎师门学术宗旨的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刘子节要》出现了不可原谅的重大失误。“于先师之言意者，一概节去”，结果是“去其根柢而留其枝叶，使学者观之，茫然不得其归著之处”。此其一。其二，《刘子节要》既立“改过”一门，但于刘宗周专论改过的代表作《人谱》却置若罔闻，“无一语及之”。故恽氏书虽名《节要》，实则“亦未见所节之要”。其三，则是以己言而代师语，张冠李戴，体裁乖误。宗羲于此指斥道：“节要之为言，与文粹、语粹同一体式，其所节者，但当以先师著撰为首，所记语次之，碑铭、行状皆归附录。今老兄以所作之状，分门节入，以刘子之节要，而节恽子之文，宁有是体乎？”
有鉴于上述各种原因，信末，黄宗羲提出了否定性的尖锐质疑：“先师梦奠以来，未及三十年，知其学者不过一二人，则所借以为存亡者，惟此遗书耳。使此书而复失其宗旨，则老兄所谓明季大儒惟有高、刘二先生者，将何所是寄乎！”[8]
不知是何种缘故，黄宗羲此一答书当时并未发出，而是存诸书箧，直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故世之后，始由其子百家辑入《南雷文定五集》之中。[9]尽管如此，《刘子节要》一书对黄宗羲的刺激毕竟太大，从而激起宗羲整理刘宗周遗书，结撰《蕺山学案》，表彰其师为学宗旨，为师门传学术的强烈责任。至迟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秋，《蕺山学案》（一称《刘子学案》）的结撰业已完成。是年秋，汤斌主持浙江乡试行将结束，黄宗羲遣子百家携手书并《蕺山学案》稿赶往杭州拜谒，敦请汤氏为《学案》撰序。返京途中，汤斌有答书一通奉复，据称：“承命作《蕺山学案》序，自顾疏漏，何能为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辞。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尔命笔。舟中无事，勉拟一稿请教，得附名简末，遂数十年景仰之私，为幸多矣。”[10]翌年，汤斌又从京中来书，有云：“去岁承乏贵乡，未得一瞻光霁，幸与长公晤对，沉思静气，具见家学有本，为之一慰。《蕺山先生文录》承命作序，某学识疏漏，何能仰测高深……《文录》、《学案》何时可公海内，早惠后学，幸甚幸甚。”[11]同年，黄宗羲同门友人董玚亦应请为《刘子学案》撰序，据云：“梨洲黄氏有《刘子学案》之刻，属瑞生序……黄子既尝取其世系、爵里、出处、言论，与夫学问、道德、行业、道统之著者述之，而又撮其遗编，会于一旨。以此守先，以此待后，黄子之有功于师门也，盖不在勉斋下矣。世有愿学先师者，其于此考衷焉。”[12]
就今天尚能读到的历史文献而论，黄宗羲当年所辑《蕺山学案》，虽然已经完成，且请汤斌、董玚二人分别撰序，但是该书并未刊行，宗羲即把精力转到《明儒学案》的结撰中去。从《蕺山学案》到《明儒学案》，其间的历史故实，若明若暗，有待梳理。
（三）为故国存信史
诚如上节所言，黄宗羲著《蕺山学案》，其实是要解决刘宗周学术宗旨的准确把握和蕺山学派的传衍问题。至迟到康熙二十年秋，这一愿望应当说大致已经实现。然而，就在《蕺山学案》临近完成之际，一个较之更为突出，且关乎有明一代历史和学术评价的问题，被历史进程尖锐地推到了黄宗羲面前。这就是官修《明史》的再度开馆和王阳明、刘蕺山学术的历史地位问题。
入清之初，清廷沿历代为前朝修史成例，于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始议编纂《明史》。五月，设置总裁、副总裁及纂修诸官数十员，是为《明史》馆初开[13]。之后，迄于康熙十七年（1678），资料短缺，人员不齐，馆臣顾忌重重，无从着手，史馆形同虚设。康熙十七年正月，诏开“博学鸿儒”特科。翌年三月，经体仁阁集中考试，所录取之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入翰林院供职，预修《明史》。五月，任命徐元文为《明史》监修，叶方蔼、张玉书为总裁，是为《明史》馆再开[14]。十九年（1680年）二月，徐元文疏请征召黄宗羲入馆修史，“如果老疾不能就道，令该有司就家录所著书送馆”[15]。疏上，获清圣祖认可，责成浙江地方当局办理。之后，黄宗羲虽然并未应诏入京，但是他晚年的著述生涯，却从此同《明史》纂修紧紧地联系起来。
康熙二十、二十一年冬春间，由史馆传来关于拟议中的《明史》纂修凡例，馆臣专就其间争议最大的理学四款，征询黄宗羲的意见。第一款以程朱理学派为明代学术正统，主张《明史》纂修“宜如《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学传》”，入传者依次为薛瑄、曹端、吴与弼、陈真晟、胡居仁、周蕙、章懋、吕枏、罗钦顺、魏校、顾宪成、高攀龙、冯从吾等10余人。第二款以“未合于程朱”为由，将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刘宗周等统统排除于《理学传》，于王、刘二家，则假“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传》”之名，行黜为异端之实。第三款矛头直指王守仁及浙东学派，目为“最多流弊”，因之“不必立传，附见于江西诸儒之后可也”。第四款重申程朱理学派的正统地位，昌言“学术源流宜归一是”，唯有程朱之学“切实平正，不至流弊”[16]。
出自史馆重臣徐乾学、元文兄弟的这四款主张，不惟否定了王守仁、刘宗周在明代学术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以门户之见而强求一是，党同伐异，曲解了一代学术的演进历史。如此一来，有明一代之国史，势必失去信史地位。有鉴于此，康熙二十一年二月，黄宗羲致书史馆中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上述四款条例逐一驳诘，使徐氏兄弟的似是而非之议顿然体无完肤。针对徐氏修史条例对王阳明、刘蕺山二家学术重要历史地位的否定，黄宗羲在信中纵论一代学术云：“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返身理会，推见至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也。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他的结论是：“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黄宗羲认为，《宋史》立《道学传》，乃“元人之陋”，纂修《明史》，断不可师法。他的主张是：“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17]
“国可灭，史不可灭”[18]，此乃黄宗羲素来秉持之治史宗旨。康熙初，以《明夷待访录》的结撰肇始，他“闭门著述，从事国史”[19]，《行朝录》、《海外恸哭记》、《思旧录》、《明文案》、《蕺山学案》以及诸多碑志传状，皆是其史家职责之展示。面临史馆修史条例如此尖锐的挑战，迫使黄宗羲不仅要起而驳诘，而且要在治史实践中作出强烈反应。于是他未待《蕺山学案》刊行，便将其扩而大之，由梳理刘宗周一家一派之学术史，充实为论究一代学术源流，为故国存信史的大著作《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的结撰，既有之前一年完稿的《蕺山学案》为基础，又有康熙十四年（1675年）成书的《明文案》为文献依据，还有刘宗周生前梳理一代学术所成之诸多著述为蓝本，所以该书能在其后的三四年间得以脱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据黄宗羲撰《子刘子行状》记，其师生前董理一代学术，先后留下3部书稿，一是记方孝孺学术的《逊志正学录》，一是记王阳明学术的《阳明传信录》，一是记有明一代学术的《皇明道统录》。[20]三书之中，于《明儒学案》影响最大者，当推《皇明道统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