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卷10《姚江学案》之王守仁传，讨论传主学术的内容近千言。其中，对于王氏为学的演变过程，传文归纳为：“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关于王守仁学说演化过程的这一叙述，虽然并非黄宗羲的发明，但是经他如此归纳而载入《明儒学案》，遂成为尔后讨论阳明学说形成问题的不刊之论。
学术资料选编，在各学案中，所占比重皆最大，一部《明儒学案》，此类资料已占至全书三分之二以上篇幅。所辑资料，以反映案主学术风貌为准绳，依类编次，大体以语录为主，兼及论说、书札与其他杂著。凡所辑录，皆注明书名、篇名，以示征信。其间，亦略加按语，以作评论或提示。就全书而论，卷10《姚江学案》、卷58至卷61《东林学案》以及卷62《蕺山学案》，所辑资料最为系统、翔实，亦最具典型意义。关于《蕺山学案》所录资料，前面已经谈过，恕不赘述。在此，仅就《姚江》、《东林》二学案，来作一些讨论。
《姚江学案》所辑录资料，源出刘宗周崇祯十二年所辑《阳明传信录》。原录凡作《语录》、《文录》、《传习录》3个部分，卷首且有宗周跋语一篇。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取以入《姚江学案》，合《语录》、《文录》为一，统以《语录》标题。所录凡作《语录》、《传习录》两部分，案主“致良知”说精要，囊括无遗。治阳明学而以此为依据，即可得其梗概。尤有可述者，辑录资料中多载刘宗周按语，或提示，或评论，于了解和把握阳明学实质，多所裨益。譬如《语录》部分，首条所录《与辰中诸生》语，刘宗周按云：“刊落声华，是学人第一义。”《与王纯甫》条，亦有如下按语：“先生恢复心体，一齐俱了，真是大有功于圣门，与孟子性善之说同。”《答顾东桥》条，以按语归纳云：“良知之说，只说得个即心即理，即知即行，更无别法。”类似的评论，还见于《答聂文蔚》条按语，即：“致良知，只是存天理之本然。”关于阳明学的渊源，刘宗周于《与马子莘》条中，重申了远宗程颢的见解，他说：“此是先生的派明道处。”凡此，皆属对阳明学的阐释表彰。而在若干按语中，亦有对阳明学的具体商榷。譬如《语录》所辑《答周道通》条，刘宗周按语即称：“先生之见，已到八九分。但云性即是气，气即是性，则合更有商量在。”又如《传习录》部分，于《格物无间动静》条后，即载有刘宗周大段商榷语。按语云：“此是先生定论。先生它日每言，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云云。余窃转一语曰，不在于事亲时是恁物？先生又曰，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处，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身修则和云云。先生既以良知二字冒天下之道，安得又另有正修工夫？只因将意字看作已发，故工夫不尽，又要正心，又要修身。意是已发，心是未发，身又是已发。先生每讥宋学支离而躬自蹈之，千载而下，每欲起先生于九原质之而无从也。”
由于刘宗周不赞成王门四句教，认为它是王畿的杜撰，因而不惟通篇不录“天泉证道”语，而且还于资料选辑终篇时，详加按语云：“先生每言，至善是心之本体。又曰，至善只是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录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时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亦未尝径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因此，刘宗周反其道而行之，指出：“蒙因为龙溪易一字，曰：心是有善无恶之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足见，《明儒学案》中的学术资料选编，并非漫无别择、不慎去取，著者的学术倾向，即在资料编选之中。
《东林学案》是黄宗羲用力最勤的学案之一，其父尊素亦在该学案中。案内所辑资料甚富，皆经宗羲精心排比。即以卷58之高攀龙学术资料为例，所选已达8类之多，依次为《语》、《札记》、《说》、《辨》、《论学书》、《杂著》、《讲义》、《会语》。这些资料辑自案主卷帙浩繁的《高子遗书》中，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即并不避讳案主对阳明学的尖锐批评。譬如《论学书》一类，所载《答方本庵》有云：“阳明先生于朱子格物，若未尝涉其藩者。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而不本于格物，遂认明德为无善无恶。故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学实，其明也即心即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学虚，其明也是心非性。心性岂有二哉？则所从入者有毫厘之辨也。”《杂著》一类，类似指斥阳明学弊病者更多。所载《崇文会语序》云：“姚江之弊，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尊闻录序》同样斥阳明学流弊云：“《论语》二十篇，不言心。第两言之，曰其心三月不违仁，曰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则因有违仁、逾矩之心矣。自致良知之宗揭，学者遂认知为性，一切随知流转，张皇恍惚。其以恣情任欲，亦附于作用变化之妙，而迷复久矣。”关于阳明学说的形成和演化过程，高攀龙的描述，与王门中人多有异同。学案辑其《三时记》语云：“余观文成之学，盖有所从得。其初从铁柱宫道士得养生之说，又闻地藏洞异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及娄一斋与言格物之学，求之不得其说，乃因一草一木之说，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弃去。则其格致之旨，未尝求之，而于先儒之言，亦未尝得其言之意也。后归阳明洞习静导引，自谓有前知之异，其心已静而明。后谪龙场，万里孤游，深山夷境，静专澄默，功倍寻常，故胸中益洒洒，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旧学之益精，非于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处于二氏，必欲篡位于儒宗，故据其所得，拍合致知，又装上格物，极费工力。所以左笼右罩，颠倒重复，定眼一觑，破绽百出也。”
诋王守仁“欲篡位于儒宗”，这样的批评不可谓不严厉。而学案中《会语》一类，则同样将阳明学排斥于“圣学”正统之外。始而谓：“圣学正脉，只以穷理为先，不穷理便有破绽。”继之则明言：“一向不知象山、阳明学问来历，前在舟中，似窥见其一斑。二先生学问，俱是从致知入。圣学须从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虚灵知觉虽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岂知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厘之差在此。”所有这些资料的辑录，皆说明《明儒学案》的结撰，确实贯彻了黄宗羲于卷首《发凡》所云：“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这样的编纂原则，无疑是很可贵的。
注释：
[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首《师说·罗整庵钦顺》。
[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
[3]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2《浙中王门学案二》。
[4]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6《江右王门学案一》。
[5]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1《泰州学案一》。
[6]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7《甘泉学案一》。
[7]黄宗羲：《明儒学案》卷43《诸儒学案一上》。
[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一·顾宪成传》。
[9]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一·高攀龙传》。
[10]黄宗羲：《明儒学案》卷62《蕺山学案·总论》。
[1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62《蕺山学案·刘宗周传》。
四、《明儒学案》与《皇明道统录》
黄宗羲之以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位一体，去编纂《明儒学案》，并非文思骤起，奇想突发。就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而言，《明儒学案》的出现，正是当时历史学自身的发展状况所使然。明清之际，理学既已进入批判和总结阶段，于是历史学自然要作出反应，这就是《陆杨学案》、《诸儒学案》、《圣学宗传》、《理学宗传》一类著述的接踵而出。而这些著述，黄宗羲皆经寓目，从而给他发愿结撰《明儒学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就《明儒学案》本身论，确有辙迹可寻。譬如卷首《发凡》的评《圣学宗传》、《理学宗传》语，卷21《江右王门学案》之取刘元卿以入案，卷35《泰州学案》之列耿定向，卷57《诸儒学案》之录孙奇逢，卷62《蕺山学案》之辑《论语学案》语等，皆是依据。耿定向及刘元卿、刘宗周之以“学案”题名著述，周汝登、孙奇逢二家两部《宗传》日趋明朗的三段式编纂结构，都成为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先导。尤其应当特别说明者，作为《明儒学案》的取法对象，不仅有上述诸家著述以及更早的朱熹著《伊洛渊源录》，而且于黄宗羲影响最大的，恐怕应是其师刘宗周的《皇明道统录》。
关于《皇明道统录》的情况，由于该书在刘宗周生前未及刊行，后来亦未辑入《刘子全书》之中，因此其具体内容今天已无从得其详。所幸刘宗周高足董玚辑《蕺山先生年谱》中，于其梗概有所叙述。据云：“天启七年丁卯，五十岁。《皇明道统录》成。先生辑《道统录》7卷，仿朱子《名臣言行录》，首纪平生行履，次语录，末附断论。大儒特书，余各以类见。去取一准孔孟，有假途异端以逞邪说，托宿乡愿以取世资者，摈弗录。即所录者，褒贬俱出独见。如薛敬轩、陈白沙、罗整庵、王龙溪，世推为大儒，而先生皆有贬词。方逊志以节义著，吴康斋人竞非毁之，而先生推许不置。（原注略——引者）通录中无间辞者，自逊志、康斋外，又有曹月川、胡敬斋、陈克庵、蔡虚斋、王阳明、吕泾野六先生。”[1]
这就是说，《皇明道统录》完稿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稿凡7卷。其编纂体例仿照朱熹《名臣言行录》，作三段式结构，即第一段平生行履，第二段语录，第三段断论。录中所载一代儒学中人，凡大儒皆自成一家，其余诸儒则以类相从。而编纂原则亦甚明确，取舍标准为孔孟学说，凡异端邪说，乡愿媚世者，皆摒而不录。诸如薛瑄、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录中皆有贬责。而于世人竞相非毁的方孝孺、吴与弼，录中则极意推尊。其他如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吕楠等，录中亦加以肯定。
倘若取《明儒学案》与董玚所述之《皇明道统录》相比照，即可发现其间的若干重要相通之处。首先，《道统录》的三段式编纂结构，亦为《明儒学案》所沿袭，无非将断论移置各案卷首，成为该案之总论罢了。其次，学有承传之诸大家，《明儒学案》亦独自成案，如崇仁、白沙、河东、三原、姚江、甘泉、蕺山等。而其他儒林中人，一如《道统录》之以类相从，编为《诸儒学案》、《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等等。至于以倡“异端邪说”获咎的李贽，以及著《学蔀通辨》，诋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为杜撰的陈建等人，《明儒学案》亦摒弃不录。再次，《明儒学案》评一代儒林中人，多以其师刘宗周之说为据，各案皆然，不胜枚举。譬如卷首之冠以《师说》，推方孝孺为一代儒宗；卷1《崇仁学案》，以吴与弼领袖群儒；卷10《姚江学案》，全文引录《阳明传信录》；卷58《东林学案》，辑顾宪成《小心斋札记》，所加按语云：“秦、仪一段，系记者之误，故刘先生将此删去”；同卷辑高攀龙《论学书》，亦加按语云：“蕺山先师曰，辛复元，儒而伪者也；马君谟，禅而伪者也。”凡此等等，无不透露出《明儒学案》承袭《皇明道统录》的重要消息。所以，倘若我们说《明儒学案》系脱胎于《皇明道统录》，进而加以充实、完善，恐怕不会是无稽之谈。
在中国学术史上，自南宋间朱熹著《伊洛渊源录》，而学案体史籍雏形始具。中经数百年蹒跚演进，迄于明末，理学步入批判和总结阶段，于是耿定向以《陆杨学案》为题撰文而开启先路，刘元卿《诸儒学案》、周汝登《圣学宗传》、刘宗周《皇明道统录》诸书接踵而出，学案体史籍有了一个长足发展。入清以后，孙奇逢《理学宗传》于康熙初叶问世，承前启后，沿波而进，学案体史籍的别创一军，已是指日可待。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出而集其大成，以其鲜明的编纂原则，严整的编纂体例和丰富翔实的史料辑录，最终统摄以著者的卓然睿识，从而使学案体史籍臻于完善和定型。至此，在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中，便挺生出学案体史籍的新军。
注释：
[1]刘汋辑、董玚修订：《蕺山先生年谱》卷上“五十岁”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