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日益加重的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一场旨在防止生态灾难，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群众性运动，在西方社会蓬勃兴起。由此而涌现出来的绿色组织、绿色政党、绿色思潮、绿色理论、绿色出版物……汇聚成一股极为强劲的绿色浪潮，引发了影响广泛的生态运动和“生态革命”。从此，以往停留在专业领域不为常人所知晓的生态学，一下子跃升为显学，产生了大量的分支学科，如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水生态学；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经济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等等，并且“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发展，这使生态学走向哲学”[1]。同时，生态思维或生态视角也开始逐渐成为科学技术共同的研究范式或研究视阈，一切理论都要接受绿色或生态的评判和审视；一切有重大历史影响的理论、学说都被人们重新发掘和阐释，从而期冀找到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良策。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就这样在克服生态危机的对策探寻中，也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众多视线中凸显出来。
开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研究，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
从实践层面上看，本研究是人类破解生态危机，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实践过程中，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人类历史从古代的农业文明，到近现代的工业文明，今天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与工业文明伴生而来的生态危机，向人类提出了生与死的挑战。不在旧有的文明框架下深陷危机的泥潭，就必须寻求新生的文明图景。超越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公正、公平，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世界新秩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问题令我们不容乐观。20世纪以来的全球环境问题，虽有局部治理，但总体上在继续加速恶化，生态危机更加深重。在实践层面，人们似乎还没有一个科学可行的良方，全球范围内更缺乏一种实质性的真诚有效的合作。难能可贵的是，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在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国人共同致力于的伟大实践。而全面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指导。
从理论层面上看，本研究是国内外生态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生态哲学是在生态危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哲学中方兴未艾的显学。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绿色理论中，各种主义、各种思潮不断呈现，各种观点、各种理论争论激烈，各种派别、各种学说相互交锋，预示着生态哲学将进一步走向繁荣和发展。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态学，也应该在世界生态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应该在生态哲学领域有自己的话语权。生态哲学思想或生态观，同实践观、历史观、经济观、技术观等一样，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受到重视，也应该得到深入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这种研究刚刚起步，尚处于初始阶段，其研究的范围、研究的深度以及研究的成果都远不及其他领域，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开拓与创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历史发展，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推进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二、研究意义
从理论上说，本研究对于促进生态哲学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繁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方兴未艾的生态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应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哲学研究中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对于这一点，我国学界重视得还很不够。国内以“生态哲学”为主题的著述多限于国外各种各样绿色理论的引进，还没有超越绿色理论的话语世界。本研究对于打破这种绿色理论的话语“霸权”，促进生态哲学研究，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2]。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一个渐进的和提升的过程”[3]。从时代问题出发，伴随着一定历史语境，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研究他们曾被人们忽视的甚至是被遮蔽的思想，澄清被误解的内容，梳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系统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原生形态和再生形态，回应他们所遭受的种种指责和责难，在理论上完善马克思主义，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的重要途径。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挖掘和研究是不充分的，许多内含于、以胚胎或萌芽的形式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还是被忽略、遗忘甚至扭曲，马克思主义遭受的各种生态诘难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现代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以当代历史实践为契机，“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凸显其被遮蔽的生态哲学思想，回应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诘难，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现代影响，彰显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现代意义，成为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繁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追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历史演进，从生态自然观、生态经济观、生态社会观、生态伦理观、生态环境观等多视角，来解读丰富多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原生形态；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与生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与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与苏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与科学发展观等多个角度分析，期望比较全面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再生形态，梳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揭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从实践上说，本研究对于人类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具有十分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对自然的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在自然的发展中获得自身发展的思想，为我们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奠定了哲学基础，它对我们遵循自然规律办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直接的指导功能，是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就曾高瞻远瞩地揭露了近代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详尽地分析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环境污染的状况，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环境问题的根源，探讨了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矛盾的彻底解决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彻底解决，主张正确处理好社会、人口、经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为我们今天认识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哲学智慧。这一哲学智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发展。
另一方面，当代的各式各样的绿色理论，在探讨生态危机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启迪思想。但是，它们又五花八门，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彼此截然对立，就连派别内部之间也相互矛盾，往往让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很难给人们的生态实践带来科学的有效的指导。这说明，各种绿色理论本身就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比较、甄别、借鉴、吸收和创新。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相关研究现状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研究
对马克思恩格斯与生态学的关系的关注最早开始于西方和苏联。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面对生态危机全球化趋势，国外学者纷纷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寻求良策，从生态学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行研究。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不仅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分歧，存在着生态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即使在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一般来说，生态主义属于生态运动中的“绿绿派”，包括生态原教旨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和主流绿党等，它基于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从生态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在生态主义者的理论视野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任何生态学思维的痕迹，在他们看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价值基础的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一样都是“生产主义”，都是无限制的、促进盲目增长的意识形态，基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不断实现自由扩张的信条是二者共同的价值基础；而生态学则是“反生产主义”的，它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生态主义者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生态学思维，归纳起来主要理由是，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赞扬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主张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产主义、生产力主义，主张支配自然，对科技持乐观主义，这就对生态造成了威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说来都承认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承认生态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他们都强调生态社会主义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但又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发展”或“超越”。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潮而言，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其内部也是观点各异。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已包含了深刻的生态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现在需要做的是挖掘、发扬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在《论解放》和《反革命与造反》等著作中，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论证了“解放自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加拿大学者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就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的概念、关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挖掘，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佩珀和格仑德曼也高度肯定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对生态保护的意义，并有力地驳斥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解和指责，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日本学者岩佐茂也认为，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中有环境保护的观点。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的理论研究努力是极不充分的。岩佐茂在其著名著作《环境的思想》一书的第四章中，专门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保护思想。岩佐茂认为，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是唯物论，这是他从青年到晚年的一贯的观点。青年马克思把人看做“自然界的一部分存在物”，主张“自然的人本主义”与“人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并把两者的统一看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自然界的真正复活”，这表明他并没有站在那种认为自然只是为人的繁荣而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青年马克思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的观点，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也得以贯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了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马克思还把“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自然界的形态变化来把握。在劳动中自然物向产品的物质变换本身，在他看来就是“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马克思不仅把“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自然循环的一环来把握，而且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由于把人口聚集到城市、由于消费的废弃物的产生，“扰乱”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扰乱”也是对“土地的丰收性的持续、永恒的自然条件”即对自然的“扰乱”和“破坏”。不仅马克思，恩格斯也为考察当今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观点。青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报告中所揭露的公害与环境卫生问题，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论述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观点。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警惕对自然的“支配”、“胜利”导致自然的“报复”。岩佐茂认为，恩格斯的观点与马克思的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来把握的唯物论的立场是一致的。岩佐茂还就“支配自然”、“生产力主义与生产力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遭受的责难而进行了辩护。[4]
当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人不主张一味地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为生态社会主义寻找某种“合法性”的根据，但他们也不否认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运动有着重大意义，他们认为，对当代生态运动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批判精神和它的方法论。[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