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儿童/原始思维与儿童文学审美创造
作为“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的皮亚杰（J.P.Piaget，1896—1980），其影响早已超越了瑞士本国，闻名世界。他的儿童心理学理论在心理学界赢得了最高声誉，被认为是心理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里程碑。他的学说不但影响了整个心理学的发展方向，而且还直接导致了儿童教育、学校教学与儿童文学的深刻变革。皮亚杰的学说与儿童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因为这个学说的研究对象与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具有一致性，而且由于它对考察带有原始思维精神的儿童文学及其接受对象的审美心理结构有着哲学认识论上的意义，同时还对儿童文学的审美创造实践与理论建构发生着实质性的影响与启迪。皮亚杰的学说对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一、“泛灵论”与儿童文学审美创造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思维是一种处于“横向思维”与“社会化思维”之间的思维，谓之“自我中心的思维”。这种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主客体不分。同原始人一样，儿童缺乏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不能区分主体与客体，把主观情感与客观认识融合为一，即把主观的东西客观化，把世界人格化，这在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儿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皮亚杰把儿童意识中物我不分、主客不分时，客体对主体的依赖关系称作“依附”（adherence）。随着儿童智力的发展，主体与客体逐渐分化，这种依附也就逐渐减弱。不同程度的“依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1]，儿童的“泛灵论”即是最重要的一种。
儿童意识中的“泛灵论”是与原始意识中的“万物有灵论”同构对应的。这种观念认为大自然的万事万物由于各种看不见的精灵而具有生命。不但许多无生命的东西有生命，而且还和人一样有感觉与意识。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洪荒时代，当赤身裸体的原始人面对喜怒无常的自然现象时，惊恐和疑惧就同时笼罩着他们。天上有日月星辰、风云雷电，地面有滔滔洪水、森林大火、毒蛇猛兽……原始人无法理解这一切，便只好求助幻想和虚构，按照人的面貌，把自然万物人格化，这就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这种观念进一步发展，就衍化为图腾崇拜、神话与巫术。图腾崇拜是人类在最低级的社会中对安全期望的非理性投影；神话是“人类最初发展阶段的体验的遗产”，是使人“胆战心惊”的诗（容格语）；巫术则是人类童年时代任意组合的逻辑思维所产生的神秘交感。作为生命黎明时期的儿童，他们的思维对外在物理世界的把握与原始人一样处于模糊的混沌状态，分不清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分不清思维的主体与思维的对象，所以也分不清现实的与想像的东西，这就导致了儿童的泛灵观念。在儿童眼里，太阳会对人笑，月亮会跟人走，夜空闪烁的星星是在调皮地眨眼晴，闪电惊雷、狂风大雨是天公在发怒。而儿童正是这样通过泛灵观念把情感和意识赋予整个世界，使活动着的有机世界更加活跃昂扬，使僵死的无机世界充满蓬勃的生命力。
“泛灵观念”在由儿童自己创作的艺术品中常常有极生动的表现。他们总喜欢把太阳画成笑脸，再添上两撇胡子，给气球画顶草帽，给小鸟在树杈上画间小屋。在儿童编写的儿歌故事中，“泛灵观念”更是大显身手，奇特的想像经这个突破口宣泄而出，流布成斑斓奇妙的文学画面。请看鲁迅早年搜集的一首北京儿歌《羊羊羊》：
羊羊羊，跳花墙。／花墙破，驴推磨。／猪挑柴，狗弄火，／小猫儿上炕捏饽饽。
再请看四川大巴山区一个11岁的小学生写的诗《太阳下山了》[2]：
太阳下山了／但它没忘记／刚才它在天空上看见的——／花儿在／百灵鸟唱着快乐的歌／白云像手帕一样／不断地擦洗着天蓝的玻璃／孩子们也在树林里悄悄地／与树上的鸟儿对话／太阳下山了／它含笑地下山了
透过这两件不同年代的儿童作品，读者可以看到儿童“泛灵观念”所折射出的那一幅充满生命力的天然图景，可以领略到一种带着晨露般透明的、天趣可掬的童趣美。
正确理解与把握儿童自我中心思维中的“泛灵观念”，对于认识和表现儿童的审美情趣、审美意识，强化儿童文学的审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一些作家对此早已“心有灵犀”。浙江儿童诗人田地曾写过一首别出心裁的儿童诗《寻梦》：
我一睡着／梦就来了／我一醒来／梦就去了／梦从哪儿来的／又到哪儿去的／我多么想知道／多么想把它找到／在枕头里吗／我看看——没有／在被窝中吗／我看看／没有／关上门也好／关上窗也好／只要一合眼／梦就又来了
梦怎么可以寻呢？但在幼儿的心目中——就像在原始人的心目中一样，梦同样是有生命、有意识的。他们还不懂得梦是一种生理现象。既然梦是有生命的，那就可视可触，就一定能找到：“在枕头里吗／我看看——没有／在被窝中吗／我看看——没有。”“看看”两字，逗人传神。要说“诗眼”的话，这就是“诗眼”。枕头、被窝里都没有梦，那梦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于是他关上门窗，不让梦跑出去。孩子寻梦的举动是多么认真，他完全沉浸在泛灵观念构建的虚幻世界之中。思维的对象完全被思维的主体同化了。
游移在儿童意识中的“泛灵论”是童话、神话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哲学依据，是儿童文学之所以特别需要幻想、拟人、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的根本原因，也是“小儿科”永远充满小狗小猫小花小草（动植物形象）、蛇郎鹿姑、山精树怪（神魔形象）的直接注脚。成年人已不能再回归到儿童时代去，他们常常惊叹儿童世界的美好自由，赞美儿童情趣的纯真无邪。殊不知，酿成儿童世界甜酒的酵母正是由“泛灵观念”的元素所组合成的。“泛灵观念”的“发现”为人们把握儿童的审美意识与接受心理开启了一条具有永久价值的通路。
二、“人造论”与儿童文学审美创造
除“泛灵论”，皮亚杰认为主客不分的儿童自我中心“依附”关系还有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即“人造论”。由于儿童是从自我出发来观察事物的，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万事万物都是人造出来的，是为人服务的，一切都安排得于人有利。在儿童看来，山是供他爬的，河是为他玩水用的，太阳给他温暖，和风为他送凉，鸟儿为他歌唱，星星送他进入梦乡。一句话，“万物皆备于我”！这种自我中心的思维突出地表现在儿童的“象征性游戏”中。儿童显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他不得不使自己适应社会，但是这个社会是由成年人的意志和习惯组成的。他还不得不使自己适应物理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对他却是那么难以理解与把握。现实无情地制约了儿童不可能像成人那样充分有效地满足自己理性上和感性上的需求。为了实现理性上和感性上的平衡，儿童就必须另辟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活动领域，这就是游戏。游戏需要借助语言与规则，但这些都是社会传授，而不是儿童自己创造的。为了充分表达儿童自己的意愿、经验和情感，他们“需要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需要一个由自己创造并服从于自己意愿的信号系统，这个信号系统就是象征性游戏。在象征性游戏中，儿童按照自己的想像来改造现实，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里，就不是儿童顺应现实，而是把现实同化于自我”[3]。因此，按照皮亚杰的解释，儿童是生活在他自己构想的童话世界（象征性游戏）中，而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
“万物皆备于我”是儿童在象征性游戏中必然采用的法则。这种法则使他们的自由意志和愿望在理性上和感性上达到最佳平衡状态。他们可以呼风唤雨，指挥一切，调遣一切，改变一切，创造一切。月亮不但能跟着自己走，而且还必须跟着自己走。有一首儿歌这样唱道：
月亮走，我也走；／我和月亮手拉手。／星星哭，我不哭，／我给星星盖瓦屋。
月亮和星星都成了臣服于他的“乖娃娃”，不但要听他的话，而且要由他来安排归宿。在儿童看来，世界本来就是如此，万物本来就被安排得于他有利。这就是为什么童话（尤其是民间童话）和神话故事中各种神奇的宝物形象最使儿童入迷、最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藏族民间童话《神奇的必旺》中的小王子，手托金瓶，只要说一声：“金瓶，金瓶，我要一座宫殿。”话音刚落，自己就已经坐在九层高的黄金殿里了。《猎人海力布》中的那块宝石只要含在嘴里，就能听懂世上各种动物的话，知道天上人间的许多秘密。[4]诸如此类的宝物还有能治百病的泉水，能屙金子的毛驴，能使瞎子重见光明的夜明珠以及飞毯、魔镜、宝盒、仙草等。它们可以随主人的意愿变出金银珠宝、美味佳肴、奇花异草，当然只要主人需要，也可以变出各种玩具、画片、刀枪；它们还能随心所欲地满足主人的运行要求，比如上天入地、来去无踪、穿墙而过，甚至能产生一种神秘的力量扬善惩恶。儿童意识中的“人造论”在这些宝物形象所建构的童话世界中得到了充分的宣泄，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机智地利用儿童的“人造论”意识，借助幻想、夸张等艺术手法，塑造契合儿童审美心理结构的文学形象，是实现儿童文学价值尺度的又一条重要途径。18世纪的德国作家埃·拉斯别创作的《敏豪生奇游记》（或译为《吹牛大王历险记》）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在作家笔下，敏豪生这位“吹牛大王”经历了一系列荒诞却又奇妙无比的事情：在没有发火石的情况下，敏豪生急中生智，利用眼睛里爆出的火星点燃猎枪的火药，一枪竟打死了10只从苇塘里飞起的水鸟；他将一块生火腿油串上铅丝作子弹，一枪就串住了一群野鸭；敌军放落的要塞闸门，把战马切成前后两半后，敏豪生骑着前半匹马继续追歼逃敌大获全胜，直到给马饮水时，才发现马嘴里喝进的水都从后面哗哗流走了；敏豪生骑上正打出炮筒的炮弹进入敌占区，攀着豆藤上月亮去取回一把银斧，把一只猛扑过来的恶狼像翻手套似的翻了个里朝外……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敏豪生把小读者带进了一个彻头彻尾地按照“人造论”原则建构起来的荒诞世界。在吹牛大王的“象征性游戏”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同化于人的自由意志和愿望了。在中国，张天翼笔下的那个要啥有啥的宝葫芦（《宝葫芦的秘密》），给小主人王宝带来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也惹出了那么多丢人脸面的麻烦；洪汛涛笔下的那支画啥变啥的神笔（《神笔马良》），帮助穷人解脱了苦难，把贪官污吏葬入了大海；古典名著《西游记》塑造的孙悟空既迎合儿童的“泛灵观念”，又符合儿童的“人造论”精神。变化腾挪、幽默开朗、乐观勇敢、机智灵活的孙猴子已成为充满民族特性的独创形象，是以神性、人性、动物性三者融合的方式塑造而成的儿童文学的永恒典范。孙悟空之所以吸引儿童，完全在于这个形象契合了儿童意识中“自我中心思维”的敏感神经，契合了儿童审美经验。
三、“任意结合”与儿童文学审美创造
皮亚杰指出：“自我中心的思维必然是任意结合的。”[5]“自我中心思维”使儿童从自己的感觉出发，以自己的感觉为尺度，根据自己的看法来判断一切事物。儿童不习惯受别人看法的支配，因而不能适应别人的看法。他们越是不适应别人的看法，就越把自己的看法看成是绝对的。同时，“自我中心思维”使儿童的感觉不能忠实地反映客观现实，不能细察客观的关系，而把现实同化于自我，把主观的图式强加于外在世界，把过去的图式同化于新的经验，用同化于自我来代替对外在世界的适应。这就势必使儿童产生“任意结合”的逻辑思维。
所谓“任意结合”，即不懂得事物的联系有其内在根据，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物（或现象）按照主观意愿任意联系在一起。儿童意识的这一特点同样可以在原始意识中找到对应关系。原始人看待事物是按照接近、类似、对比等原则发生联想，再进行组合、调配，产生新的意象的。例如，著名的埃及狮身人面像就是人们根据主观意愿把人的智慧（人面）与狮的力量（狮身）结合在一起的复合物。古希腊和西亚地区，另有一种与此成对的“狮身鸟首兽”，也是一种复合怪物，起保护神的作用。在中国，“龙”的形象显然是上古先民任意结合的杰作了。根据学者的研究，大概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夏人和他们的部落联盟，战胜了其他以兽类为图腾和以鸟类为图腾的部落，成为一个强大的部族。为了表现这一事实，夏人便把兽的角和鸟的爪等，组合在自己的图腾崇拜物——蛇的身上，于是就复合成了“龙”，成为夏人图腾崇拜的新神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