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司马氏，也如法炮制，学习曹操，逼迫曹魏的太后下诏，以不孝的罪名废除了曹氏的继承人曹芳。而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因为他的老故人吕安被诬陷为“不孝”而受到株连，被司马昭所杀。其实，嵇康被杀的真实原因，是他同情曹魏政权，不满司马氏的抢班夺权。虽然“孝与不孝”只是统治者打击异己的一种政治手段，但也的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杀手锏。这充分说明，孝顺与否、尊老与否，的确是古代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即便是魏晋这样一个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也是国家极力推行和维护的一项基本国策，至少在形式上丝毫不得动摇。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本有关孝顺与孝德伦理的经典。为了提倡养老和孝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都将《孝经》立于学宫，被士大夫广为传播。曹魏和南齐的很多学者、官员为《孝经》作注，南朝的几位皇帝亲自注释并宣讲《孝经》，太子、诸王乃至群臣亦集会讨论《孝经》。为了普及孝道和养老的伦理，学者们编撰出一大批诸如《孝经图》、《女孝经》等书籍，使得《孝经》称为显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百姓纷纷以养老尽孝为荣耀和处世之根本，整个社会弥漫着敬老爱老的淳淳风气。而北方的北魏和北周虽说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对于养老伦理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南方，帝王的谥号很多都用“孝”字。
唐高宗时期，把《孝经》作为科举策试的一门基本科目，使得士大夫在求学阶段都深明孝道之大义。而且，唐代男女平等，女子为亡母服丧守孝的时间开始向男子对父母的丧期看齐，乃为三年。唐玄宗时，玄宗本人大力宣扬孝道，亲自注释《孝经》，并颁行天下。唐代明确规定，养老是基层地方官员的一项基本职责。据统计，有唐一代，全国性赈济鳏寡孤贫老人，多达48次。
唐代曾有许多关于养老、尊老的法令规定，即所谓的诏令。这些诏令都强调给予老年人物质上的赏赐和精神上的慰问，可以称之为养老诏令。贞观元年唐太宗即位所颁布的“即位赦”，就规定“八十已上各赐米二石，绵帛五段；百岁已上各赐米四石，绵帛十段；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事优恤”。唐玄宗继承秦代就已创立的“寿星祠”机构，下诏建设“寿星坛”，以其作为举行尊老典礼的神圣场所。
玄宗皇帝时期的规定更为细致、明确和全面，包括年龄标准、赐物的数量、赐官职的品阶、级别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如下诏规定，男性老人七十五以上或女性老人七十以上的，政府要派一人来服侍；八十以上的，则待遇更为优渥。
宋代政府，尤其是南宋政府在救济贫老的事业上，表现得最为积极。除了与之前的各朝各代一样赐予老人米豆和金钱之外，宋政府在收容、救济贫病的机构建设方面，彪炳于世。为了更好地执行国家养老的大政方针，宋代的福利机构甚至过犹不及，出现了浪费的弊端，并引发一些如现代北欧福利国家那样所面临的批评。
元代在立国之初就确定了对老人的关怀救助政策。早在世祖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就下诏天下，老无所依之人的赡养责任应该落在各级各地政府身上。仅仅四年之后，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再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救济病者和老者。之后，又陆陆续续下令各地建设国营养老机构。
元代对老年人的界定，不仅仅只有年龄的生理学标准，还有社会学标准。从生理上看，七十岁以上为老人，八十岁为高年，高年可以享受到国家物质奖赏、减免家庭赋役和旌表荣誉等更多的优待。但是，由于古代平均寿命很短，即便按照七十岁的标准，老年人所占的人口比例也很小，故而能够享受到救济和优待的人十分有限。针对这种情形，元代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定义老人，即只要是在子女面前，父母就是老人，在晚辈面前，长辈就是老人。这样的标准，使得在国家养老政策实施时，对老人的尊重、服从和赡养，更具有普遍的实际意义和较强的针对性。
在历代统治者中，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最为重视百姓养老的。明初洪武三十年（1397）制定的《大明律》（相当于明代的宪法），其中规定凡是各类贫穷的老人，如果没有亲人可以依靠，那么地方政府要对其进行收养，否则，相关政府官员要被仗罚六十大板；如果应该给予他们的衣服和粮食被克扣，那么要对相关责任人以等同于“监守自盗”的罪行来论处。《大明律》被奉为专制时代的经典法律文本，从此，一直到明代灭亡，其中关于政府收养贫穷孤寡老人的这条法令，始终未变。清代的政府养老法也沿袭明代，而且作了进一步补充，对克扣养老救济物资的惩罚更为严厉，不分首犯和从犯，一律同等重罚。
清代统治者作为古代养老礼仪的集大成者，把我国古代国家尊老养老的战略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千叟宴”便是典范。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养老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让百姓吃饱，千叟宴就是把老人集中在首都，与皇帝一起吃饭饮酒，以此表明国家对养老的重视和对老年人的尊重。
清代共有四次大型的千叟宴。第一次是在康熙六十大寿之时，各省派人护送大批老人进京，为康熙祝寿。盛宴设立于畅春园正门前，全国共有三千多名老人参加。席间，康熙命令诸皇子皇孙为老人倒茶，又令他们搀扶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来到御座前，亲自观看耆老们饮酒，以示慰问和奖励。第二次千叟宴在第二年（1722）接着举行，在乾清宫前，康熙命令皇子皇孙站在一旁伺候老人饮酒，并命百官即兴赋诗，歌颂国家盛世和百姓安康，称为“千叟宴诗”。第三次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当时恰逢文化巨型工程《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乾隆又喜得五世孙，乾隆皇帝便模仿自己的祖父康熙帝，决定再办千叟宴。于是当年的正月初六，还是在乾清宫，乾隆亲自为一品大臣和九十岁以上的老人赐酒，还赏他们如意、鸠仗、朝珠和养老银牌等物。最后一次在嘉庆元年（1796），乾隆已禅位于嘉庆。自居太上皇的乾隆皇帝，宴请三千多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并与他们共同赋诗三千多首，以纪念此次盛事。
这四次千叟宴都由礼部主持，光禄寺提供各项设备，精善司具体操办宴席。准备工作非常繁复。首先，各地申报的与宴人员要列出履历和功绩，逐层审批后由皇帝钦定，再行文知会，限令宴会正式举行半月前赶到京城，排练进宫、面见皇帝的礼仪。宴会完毕之后，由专人护送回老家。仅此一项，前后便要忙碌好几年，毕竟古代组织这样的大型活动，是对政府办事能力的一项巨大考验。其次，需要准备大量衣食、器具和礼品等，如桌椅、餐具、食品、赐品、车轿、服装之类。其中仅赏赐的物品就有诗刻工艺品、如意、寿杖、朝珠、文物古玩、银牌等数十种，多达万余件。再次，宴会大厅的布置、菜品的制作、礼仪训练、安全保卫、接待服务、工作人员调配，每次大宴所动用的军民常达数万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皇帝两次举办千叟宴所赐给老人的养老银牌。“御赐养老”银牌，象征着荣耀和身份，是皇家对平民的最高礼遇。乾隆五十年所赐予的银牌，呈椭圆形，长14厘米，高8厘米，厚0.3厘米，重350克。银牌上端以云头纹饰，两侧有小圆孔。牌面四周雕刻双龙戏珠纹饰，中间横书“御赐”，直书“养老”四个字。牌背面阴刻楷书“乾隆五十年千叟宴”，旁边还刻着“重十两”。而嘉庆元年的银牌，也是椭圆形，长13.8厘米，高8.5厘米，重361.5克，正面左右为两只相对的飞龙，口吐祥云，底部配以海水江崖，中间为“太上皇帝御赐养老”的铭文。因这两种银牌相当珍贵，后来还有很多仿制的赝品出现，可见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更可见其乃中国政府养老史上的实物见证。
除了千叟宴，清代政府提倡养老尊老的举措还有建立牌坊来表彰和赞誉百岁老人。古代将百岁以上的老人称为“人瑞”，即人间祥瑞之兆。宋、明两代早有为百岁寿翁建立牌坊的先例，但尚未制度化和规模化。而清代从康熙年间开始就有规定，只要是百岁寿翁，国家就要拨款为他建立“人瑞”牌坊，并赐给“生平人瑞”的匾额和一定数额的物质奖励；如果是女性寿翁，则要赐予“贞寿之门”的匾额。雍正年间，对百岁老人的赏赐标准再次细化：110岁以上老人的赏赐在原来百岁老人的基础上加一倍；120岁以上的，加两倍；年龄更大的寿星，则按照这个年龄差的加倍标准，来予以更大的赏赐。
雍正四年（1726），出现了一位名叫萧俊德的118岁寿民，朝廷对其进行了重赏。乾隆元年（1736），湖北江夏县的汤云山131岁，按规定共赏其120两白银，而乾隆皇帝还嫌不够，又加赏宫廷御用绸缎和白银40两。乾隆十一年（1746），出现了一位141岁的老人，政府除了规定的赏赐之外，还加赏白银80两，宫廷御制绸缎5匹，以及一块写有“再阅古稀”的匾额。
明清时期，为了体现国家对养老的重视，政府官员对亲长的养老也作为一项特殊养老制度安排，被执行和贯彻，这就是所谓的“终养制度”。官员因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年老或养老有虞，需要暂时离职回乡侍奉的，称之为“终养”。明代官员，如果父母年龄超过70岁，那就可以辞官回乡照顾父母，尽孝道。清代官员的祖父母、父母年过八十，或者独子的父母年过七十，可以申请回家侍奉长辈。明清两代的官员，如果尊亲的年龄满足法定标准，而他们又缺乏家人必要的照料，则官员必须回家侍候老人。这种情况，还被细分为四个条件。只要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官员就走定无疑。第一，官员是独子或虽非独生子但没有其他人来照顾尊亲；第二，兄弟都在外地做官，家中无人侍奉老人；第三，虽有兄弟，但患疾病，没有能力来服侍老人；第四，母亲年老，虽有其他兄弟，但却是同父异母的。
康熙九年（1670）规定，如果继母缺乏养老的人力和物质条件，那么官员也必须回乡为其养老。清代雍正五年（1727），政府还对官员作为养子的赡养义务作过详细规定，如果官员的养父母去世了，而亲生父母年过八十的，要辞官回家奉养亲生父母。清代还有一类特殊的官员群体——旗人，当他们的父母超过75岁之时，他们都不能到外地做官，只能做京官。因为，旗人的尊亲都集中生活在北京，为了达到养老的目的，宁可牺牲这些特权阶层的仕途。
三、官员终养制——为了尽孝，官员可以舍弃官职
自从汉代以来，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任职的回避制度就较为严格，这意味着有的官员甚至要离家千里、万里去任职，如此一来，这些官员对父母尽孝，就存在很大的客观限制。但奉养父母，是每一个子孙的义务，尤其是官员，作为社会的表率，他们更是不能以任何原因来推卸养老责任。有鉴于此，很多朝代都对官员父母的养老，即“官员终养制”，作出了灵活的规定。
从唐代开始，很多政府官员因在家庭中担当主要的养老责任，就把父母接到就任之地来赡养。这就是“移亲就养”制。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明代官员的“移亲就养”做得特别好。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凡是官员任职地离其父母所在地距离超过一千五百华里以上的，政府要为官员提供车马船费，以帮助其把父母接到任所奉养。九年之后，明朝政府再次规定，官员父母年龄达七十岁以上的，准许其把父母接到任所照料。明代官员非常重视“移亲就养”，如洪武十三年，西安府下属一个县的县丞（副县长）陈子都，来回奔波三千里，把父母接到任所。正德皇帝时期，徽州知府熊桂把老母亲从江西老家接到徽州，每天早上他都先向母亲请安，再去办公。很多在北京工作的明代中央官员，他们的父母都被接到北京养老，跟着儿子来到北京的这些父母，有的还因儿子官德优异而接受过朝廷的赏赐。
那些携父母亲人就任不便的官员，或者父母因为路途遥远和水土不服，不愿意随儿子到外地任职的，则只能申请改换就职地点，以尽赡养义务。早在唐代玄宗时期，名相张九龄年轻时调任冀州刺史，但他为了照顾身在广东老家的母亲，就特别向朝廷申请改任江南的州府。朝廷考虑到其养老的特殊需要，也是为了彰显社会的养老风尚，便特事特办，同意了张九龄的请求。
明代除了北京之外，还有一个形式上的首都，即“留都”南京。而且，南京的官员设置也如同北京一样，齐全完备，只不过都是虚职而已，没有什么实权。正德十二年（1517）春天，南京兵部主事（六品官员）徐咸把父母从老家接到南京奉养，而与此同时，徐咸的好几位同事，也把父亲接到南京，这样几位官员的父亲相伴为友，一起在南京的旅游景点游玩，被南京本地人誉为一段佳话和盛事。
明代还有很多原籍在南方的京官，要把父母接到遥远的北京来供养，实在是一个客观上解决不了的大难题。为此，一部分京官为了奉养尊亲，就主动要求到南京任闲职。毕竟，相对于北京来说，南京离南方各地都近多了。甚至有些官员，为了照料双亲，连南京都不去了，直接申请到原籍附近任职。如弘治九年的进士汪循，他本是安徽休宁人，因父母需要他养老，就辞掉大有前程的京官，而自愿到离家很近的浙江省永嘉县当县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