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明代政府为了照顾那些实在无法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官员，还特许将官员的一部分俸禄在其原籍直接支付给其尊亲。古代与现代不同，官员的俸禄不全都是用货币来发放，尤其是明代，其主要用粮食、布料甚至香料等实物来予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如果要是把某种实物俸禄寄送给老家，运费和损耗都是万难承受的。即便是现代社会，如果一个人把粮食等实物千里迢迢地寄给老家的父母，恐怕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明代政府为了保障官员尊亲的养老物质生活需求，而特意采取了这种用心良苦的惠民政策。
清代大政都沿袭明代，官员的终养制也不例外。康熙三年（1664），政府也规定，在外地任职的官员，如果父母年龄超过七十岁，而且因各种原因，没有其他兄弟侍奉双亲的，则准许官员回到原籍赡养尊亲。康熙九年（1670），浙江巡抚范承谟向皇帝上疏，为浙江的一位名为丁世淳的县令申请辞职回老家，为继母养老。吏部却不同意他的请求。原来这在之前有规定，官员辞职赡养的必须是亲生父母，而继母则不行。但是，康熙皇帝看到这个申请，却为这位县令的孝心所打动，特别下旨，允许其辞官回到原籍奉养继母。从此，不管是生母，还是继母，都能够“终养”。
明代还有一项政策，就是改变官员任职之地，到靠近其原籍之地就职。嘉靖元年（1522），河南省的官员徐文溥以母亲年老需要照顾为由，提请退休。但是，他的上级领导却认为他为官清廉，过早退休太可惜了，于是决定把他调到与原籍相邻的省份去任职，以便于其赡养母亲。因为明代官员的回避制度规定，本省的官员不许在本地做官。所以，改换到与原籍相邻的省份任职，就算是最大的制度倾斜了。
还有的官员，为了奉养父母，而申请改任位低权轻和闲散的官职，如唐代睿宗（武则天幼子）时的中书舍人崔沔，因其母亲在陪都洛阳，离首都长安路途遥远，于是他就申请改做一个虚职的官。睿宗皇帝马上同意，改任他为虞部郎中。中书舍人为中央核心行政部门中书省的重要办事官员，而虞部郎中是工部的一个职位，而且相对来说较为闲散。崔沔这么做，就是要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和照顾母亲。
明代有一种方法，就是官员为了在原籍侍奉尊亲，而自愿改任相对清闲、无权无势的“教职”——教育官员。明代虽然有本省人禁止在本省为官的铁律，但教育官员却不在禁止之列。譬如永乐年间的湖南进士戴礼，本可以在中进士之后就做有实权的地方主要官员，但他却因为老母年高，而特别申请到离家乡较近的衡州任府学教授（府一级的学官）。万历年间，福建漳州的府学教授王启疆升任福建涉县知县，但他却申请继续担任教职，为的就是能够更好地就近照顾父母。
更有甚者，有的官员直接就辞职，回家奉养尊亲。这在唐代就有很多著名的例子。唐代中央监察系统的官员“左拾遗”王龟，其九十岁的父亲依然在外地做节度使，身在首都的王龟无法见到父亲，便申请辞官，到父亲所在地予以奉养。朝廷同意他孝行，并下旨嘉许。还有崔纵，他是唐朝的一位中级官员，其父被贬到通州任刺史时，他就辞去官职，到通州去照顾父亲。还有中唐时期的财政专家、宰相杨炎，早年做小官时，也曾因无法奉养长辈而辞官。
明代朱元璋也下诏规定，凡是官员的父母年龄在七十岁以上，而且其就职地与父母生活的地方的确路途非常遥远，家中又没有别的子孙来侍奉尊亲，那么可以允许官员辞职，回家尽孝。嘉靖初年，户部侍郎邵宝向皇帝申请辞职，回家奉养老母。理由是他自己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儿子，家中实在无其他亲人可以代替他去照料尊亲。这个理由当然无法反驳，皇帝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过，辞职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古代官员如果不是因为正常退休，都没有退休工资的。尤其是明代，官员因奉养尊亲辞职后，就等于完全失业了，朝廷不再给他们发放任何薪俸。虽然官员辞职之后，把父母养老送终之后可以再次恢复官职，但有的官员，居家的时间特别长，如明代成化年间云南的一位按察副使林某（省级最高司法官的副手），专门在家侍候亲老达十七年之久。一些原本非常清廉的官员，根本经不起这样无基本收入的生活。而且这种为了奉养尊亲而“停薪留职”的做法，也严重影响了官员的仕途。毕竟，任职的时间和经历是官员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点古今同理。
有意思的是，清代的满族官员若遇到同样的情形，却可以“留职又不停薪”。原来清朝搞民族特权政策，汉族官员与明代一样，回家奉养父母就没有薪俸了，而满族官员却能继续有工资收入，安心在家侍奉老人。
不过，清代对满族官员到底要不要像汉族官员一样“终养”尊长，存在过很大的困惑和矛盾。本来，乾隆四十二年（1777），弘历发布一道上谕，认为满人从民族习俗上来讲，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终养尊亲”的历史，而且满人最重要的是忠于君主，至于对父母可以相对顾及得少一些。于是，乾隆皇帝决定停止之前满人终养亲长的政策。但是，政策只是表面的，实际上，不管是汉官还是满官，赡养老人，孝顺父母，都依然为法律和伦理所承认。但乾隆皇帝本人就对此很矛盾，在乾隆四十二年的这条上谕中，他继续说，外任满族官员如果有亲人在京城要奉养，则可以申请回京当差，而且品级保持不变。
第二年，乾隆皇帝再次发布法令，规定在京任职的满族文武官员，如果父母超过七十五岁，则不准许派遣到京外就职。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政府，在满人固有的习俗与汉族孝道伦理之间艰难地游走，但最终还是倾向于孝道伦理。这充分说明，对于官员来说，即便是满族人，也必须依照几千年的孝道传统，在做官的同时，时刻不忘养老的重任。即便他们不是汉人，但他们的行为规范也必须要合乎汉人所认可的孝道伦理。否则，满族人很难融入这个依然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大帝国。
除了这个矛盾之外，清代政府对武官的“终养”也存在矛盾。还是以乾隆皇帝为例，他认为武官的主要职责是以武功来效忠君王，毕竟忠孝不能两全，带兵打仗的军官即便有尊亲要奉养，但正在沙场征战的军人，当然可以不必与文职官员一样，立马脱掉战袍，回家尽孝。所以，政府规定，武官一般不允许“终养”，除非军务政务不是特别紧急，而且祖父母、父母年过七十，家中又无其他成人男性来尽赡养义务，则武官也可以“终养”。
而且，为了防止武官以奉养尊亲为名，逃避职责，清政府对武官的惩罚力度很大。一经发现造假，本人将被革职查办，同意其“终养”的上级官员，则被降官两级调离原岗位，不经过详查就把“终养”申请提交给上级的官员，则要被罚俸一年。
总之，从唐代开始，官员必须以一种有损仕途前景的方式来尽孝，成为一种特殊的孝文化，也是一种特殊的官场文化。任何一个古代官员，只要是想在官场中有所作为，就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否则，就很有可能成为他人攻击的对象。譬如明代大改革家张居正，就因为父亲死后，他没有严格按照古代为父母守丧的规定，去官回家。虽然当时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情况很特殊，而且万历皇帝还特批他不用回湖北老家。但最后，张居正还是因为这一点，被他的政敌，甚至皇帝所攻击、所不齿。可见，官员在尽孝方面一定要随时警惕，严格要求自己。毕竟，官员要起到表率作用，这也是古今同理的。
四国家永远记得老人——济老赈贫
古代为了表达养老尊老之意，会赐予高年老人米、酒、肉等生活物资。《礼记》记载，周代或更早时期，每年的某个月份，政府要赐给老人拐杖和米粥。这大概是古代政府最早的老人补助行为。先秦时期，国家一般把老人养在各类学校。汉代继承了前代国家重视养老的传统，主要赐予老人酒肉、粟米、絮帛等物品，或派遣使者去探望慰问老人。
汉文帝元年（前179），朝廷下诏说，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如果老人没有丝帛可穿，也没有肉食可吃，那么天下子孙孝养尊亲的人间常理何以显示。诏令继续说，此刻是年初，特派遣使者专门到老人家中慰问老者，使老人吃陈年粟米的事情不再发生。这一诏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非常明确的国家赏赐老人的行政法令。仅汉一代，国家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赏赐就有55次。从此，国家给予老人额外的补助，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必须实施的德政。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但国家赠送老人物质的传统未曾中断。西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全国的老人、鳏寡之人和孝悌之人都获得国家补助的丝帛三匹。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国家下令赏赐老人粟米和丝帛。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473），皇帝下令赐给老人和孝悌之人布帛；接着太和元年（477），孝文帝迎接京城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于皇宫大殿，赐给他们衣服，并规定，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免除徭役。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南巡到河南一代，见当地民风淳朴，孝道犹在，于是下令赐予当地鳏寡无依的老人物资，每人粟米五石，丝帛两匹。
古代的粮食重量单位“石”在不同时期的标准不同，按照秦汉的标准，一石等于100公斤左右。如果把北魏时期的一石粟米也算作100公斤，那么孝文帝赏赐给河南一代老者的粮食就是每人500多公斤，也就是1000斤。1000斤粟米对于古代普通老人来说，可不仅仅是具有象征意义，而是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如果老人每天消耗两三斤粮食，则1000斤粟米可以支撑一年的时间。丝帛是古代丝织品，乃非常贵重的衣料，普通百姓很难穿到，一般都是贵族豪门才有经济实力去购置。孝文帝送给每个老人的两匹丝帛，如果按照汉代一匹大约等于现在的十米，可知两匹就是二十米。二十米长的丝帛对于贫民老人来说，可以让他长期穿得都很体面。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的北方鲜卑族政权，它的帝王谥号仿效汉代，很多都以“孝”开头。北魏孝明帝时，国家下令对于鳏寡孤老等养老无着之人，赐给粟米五斛，锦帛两匹。偏安江南的陈朝，是南北朝时期较为弱小的政权，却也在武帝时下令赏给老无可依之人每人谷物五斛。而且，如果这些老人有债务，可以在行政权的强制之下，获得免除。
隋朝是短命王朝，即便如隋炀帝那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好名声的皇帝，也在大业元年（605）下旨给予老人物资补贴。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在皇宫武德殿宴请四百多位老人，并分别赐给他们各种衣食物品。
何谓“老”，历代的标准都不太一样，先秦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医书《黄帝内经》就认为五十岁以上为老。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就认为男子六十岁以上为老，女子五十岁以上为老。汉代的标准是五十六岁，魏晋南北朝时期六十六岁以上为老，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颁发新令，规定六十岁为老。而到了唐代，代宗时期的老人标准定的最低，为五十岁。在民间，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明确指出，三十岁以上为壮，五十岁以上为老。
基于五十岁以上就为老的标准，唐代政府规定，凡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要有一人照顾；九十岁以上的，两人照顾；百岁以上的，五人照顾。照顾老人的人，首先是嫡亲子孙；没有嫡亲子孙的，就选择近亲；连近亲都没有的，那就选择其他年轻的男丁。这种国家法定制度在唐代的官方文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侍老”。依法可以获得这种待遇的老人，年龄必须在八十岁以上。不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年龄的规定会有所变化。天宝八年（749），唐玄宗下令降低“侍养”的标准，规定全国男性老人七十五岁以上，女性老人七十岁以上，就可以安排一个人专门侍奉。
被选中服侍老人的年轻人，被称为“侍丁”，为了保证侍丁履行好养老义务，唐代对侍丁的权利作出专门的规定。《唐律疏议》（《唐律》的解释性文献）明确指出，侍丁有权被免除各种力役和杂役。古人对国家所缴纳的赋役主要分为物资或货币形式的赋税和以体力劳动为形式的劳役两种。免除各种劳役，使得侍丁能够安心在家，心无旁骛地奉养尊亲。除了免除劳役之外，侍丁还有权不服兵役。本来服兵役是唐代普通百姓对国家的义务，但对于侍丁，则因为养老的重任，可以不用离家去当兵。
古代的户籍制度非常严格，一般不允许离开原籍，到外地改换户。但是唐代的侍丁可以因特殊情况而改变户籍。譬如唐代初年，宋家三兄弟因隋末战乱在边疆三个不同的地方分别落了籍，而他们年过八十的母亲姜氏仍然留在原籍扬州。根据唐代法律规定，边疆地区的人，不能把户籍迁往内地，而且宋家三兄弟都是军户（古代专门提供兵源的家庭），更是难以转移户籍。但是，为了使他们的母亲身边有侍丁来供养，朝廷特批，把他们的户口移到老家扬州，与母亲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