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草，也不说花，单说一个人。
麦灵，我的小学同学，出生在中原一带，上世纪50年代末以移民身份举家迁入本地。其父做过旧政府的警察，就是我们惯称的那种“黑狗子”；母亲在烟花之地混过些日子，模样有点妖，但人不坏，跟庄子上的女人们很能合得来。这对夫妇，不但很快和本地人融为一体，而且莫名其妙地成了我的编外“姨爷姨奶”。照这个辈分，我得叫麦灵一声姑，但我从来没有叫过。上学时的麦灵，扎个羊角辫，背个花书包，跟在我们身后屁颠屁颠地跑。遇上恶狗挡道，大点的孩子都跑了，她跑不动，只会坐在地上哭；大头队长的儿子专爱欺负她，她不会还击，也不会骂人，像只可怜的小兔，躲在我们身后瑟瑟地发抖……
政治运动开始后，麦灵的爹娘理所当然地成了挨整的“残渣余孽”。母亲不堪其辱，一根绳子上了吊；父亲被打折了三根肋骨，干不成重活，只能挣很少的工分。麦灵辍学了，过早地投入了繁重的农业劳动。我上高中那几年，麦灵已经成了学大寨“铁姑娘队”的成员，出落得亭亭玉立，模样、做派都是村姑伙里出类拔萃的一个。没媳妇的男人们总爱盯着她看，目光很不对劲；村姑们则把她当作生活的“参照物”，穿衣打扮都学她的样子。只有她能把粗陋布衣穿出几多风韵，一度是庄稼院里人见人爱的漂亮女子。
麦灵与我深交是从看书开始的。凡是我有的书她几乎都看了个遍。好歹有点文化底子，加上读得认真，问得仔细，不知不觉间，她竟敢跟我谈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文学话题，成了我生活中惟一的知音。一次，她到镇上办事，我托她取一笔数目很小的稿费，她不小心把汇款单弄丢了，竟然哭得晕了过去。我劝她说，丢就丢了，咱再写、再挣。她不听，硬是将一头刚捉来不久的小猪卖了，把钱赔给我。也曾有好事者撺掇我俩成双配对。麦灵正色道，胡说啥哩，我可是他姑呀！好几次，她私下对我说，我断定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再怎么我也不能把你给害了啊！说这话时，麦灵漂亮的丹凤眼里总是溢满了泪水。
我当民教那几年，麦灵嫁给了本村的一个退伍兵。那人基本上是个混蛋，见了烧酒不顾命，经常把麦灵打得鼻青脸肿。我特别心疼她这个人，但又毫无办法。麦灵对我说，你别管我了，我不过是一朵长在野地里的小草花，枯了死了又有啥要紧呀！我招干进城时，麦灵陪同我的家人把我送了一路，也哭了一路。这时候她改变了称呼，说，哥呀，这一下你的路顺了，我真为你感到高兴，你心里一定要记着我这棵野地里的小草花呀！
几年后的一天，我利用下乡的机会去看她，正赶上两口子打架。麦灵披头散发，面带青紫，坐在土窝里无声地哭泣。我把那个退伍兵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声称如果他再不改掉老毛病，我就让派出所的人出面收拾他。或许那人估摸我是市长的秘书，真有那个能耐，有些怯火，后来很是安稳了一段。据说在那些日子里，麦灵的脸上终于有了难得的笑容。
谁料到，仅仅过了半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突然得到了麦灵的死讯。她喝了剧毒农药，死时样子很是难看。当时，我脑子一阵发懵，整个人像虚脱了一般。
待我抽空赶到乡下，麦灵已入土三天。一座新坟孤零零地矗立在滩地上，未焚尽的纸钱，在风中悠悠地飘……
放眼望去，滩地上盛开着大片的野草花。麦灵，快告诉我，你究竟是其中的哪一朵？
泪水，一次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