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弗敬上天”，“慢于鬼神”，“郊社不修，宗庙不享”。商人崇天，在他们的宗教观念中至高无上的神是“帝”或“天帝”。“帝”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有好恶，能赏罚，决定人间祸福，因此对“天帝”不可不敬，否则将要遭到“天谴”。商人也尚鬼，他们对死去的先人（“鬼”）极为尊敬，每年都要定期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极为隆重。奴隶主贵族无论大事小事，都要求告于祖先，以祈求祖先佑福。上古时期，人们的认知能力还很低下，宗教信仰是维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力量，是控制和麻痹民众的精神鸦片。宗教信仰可以代替理性思维，解决精神层面的所有问题。然而商纣在经营东南时，却忽视了崇天和尚鬼，这不仅授人以口实（周武王在孟津大会上就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作为讨伐商纣的重要理由），而且也失去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和号召力，最终导致民心大乱，一发不可收拾，这不能不说是商纣的一大失误。
二、平定东夷叛乱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生了骄横情绪和麻痹心理，特别是对于“亿兆夷人”处置不当。对于商王朝来说，征服东夷各部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商纣理应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他盲目乐观，放松警惕，野心膨胀，忘乎所以，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胜利后面隐藏着危机。具体地说，商纣犯了两个重大失误：一是在处置夷人俘虏问题上，他没有把大批夷人俘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以增强国力，而是让他们大规模地修建宫殿林苑，无形中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二是低估了周人势力，没有及早采取防范措施。后来周人气势已盛，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事态无法控制了，他才仓促应对，处置不当，临时让夷人俘虏上阵应战，以至于一败涂地。当然，历史是不可能改写的。如果当初商纣对东南采取守势，把统治重点放在经营西北，那么中国历史上也许就没有周朝了，而我国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许会滞后数百上千年。当然，东南地区也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另外一个与商朝对等的国家，那么中国的版图也许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如果商纣平定东南叛乱之后，把“亿兆夷人”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并听从微子、比干等人的劝谏和忠告，采取及时有力的措施遏制周人的发展态势，那么商朝的统治可能还能持续下去，不过周人仍有机会与殷商争夺天下。
三、“播弃犂老，昵比罪人”，“崇信奸回，放逐师保”。这几句话出自《尚书·泰誓》，周武王以此作为讨伐商纣的罪行之一。“犂老”，王引之《经义述闻》：“犂老者，耆老也。”“师保”，即《史记》中说的“大师”、“少师”，泛指商纣身边的老臣。《论语·微子》中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这三个人都是殷王室成员，被孔子称为殷商“三仁”。微子启是商纣同父异母的兄长，箕子和比干都是商纣的叔父，他们从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对商纣进行了多次规劝，但是商纣根本听不进去。到了商纣执政后期，他不仅不听从谏言，反而对进谏者实施迫害，于是微子与大师、少师密谋后离去，箕子披发佯狂，降为奴隶，而比干则因强谏而被商纣剖心杀害。《孟子》中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文王）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孟子·离娄章句上》。）。”伯夷是孤竹国的世子，太公望是东海隐士，他们都是当时名望很高的名士（“大老”），曾仕于商纣，后来因商纣无道而离开，投奔了周文王。忠臣贤良纷纷离去，乱臣贼子就会越聚越多。《左传》中引楚芋尹无宇言：“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左传·昭公七年》。）。”商纣为恶，身居下流，于是天下恶人如水之就下，都汇集到他的身边。（《孟子》中的飞廉《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墨子》中的费仲、崇侯虎《墨子·非乐》。），（《韩非子》中的崇侯、恶来《韩非子·说林下》。），（《淮南子》中的左强《淮南子·览冥训》。）、（屈商等《淮南子·道应训》。），这些人都是当时臭名昭著的恶人，商纣对他们宠信有加，委以重任。这些人一旦掌握权势，便助纣为虐，倒行逆施，逼退贤良，残害忠臣。在用人问题上，商纣残害忠良，宠信奸佞，这也是他后期所犯的一大错误。
四、“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商纣在生活上奢靡放浪，是遭后人批评最甚的一大罪恶。《史记》中说他“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縣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史记·殷本纪》。）”。其实上古时期人们物质生活条件是比较粗放简陋的，即便穷奢极欲，也无法与后人相比。况且作为一国之君，其最为重要的职责是兴邦安民，至于生活细节问题，倒也不必过分在意。但是为什么后人每当提到商纣奢靡放浪就恨得咬牙切齿呢？关键是因为他纵欲而亡国，后果很严重，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顾颉刚认为，商纣的最大错误是酗酒，这个观点颇为新颖别致。商人嗜酒，史料中多有记载，武王伐纣时也把“淫酗肆虐”作为他的一条罪状（《尚书·泰誓》。）。嗜酒使人乱性，因此商纣“醢九侯”、“剖比干而观其心”、“剖比干妻以观其胎”、“杀人以食虎”等等暴行都有可能是酒后乱性所为。周朝建立后，统治者对商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认真反思和总结，提出了许多警戒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刚制于酒”。周公平息武庚和管、蔡之乱后，封康叔为卫君，统领殷商遗民，居于殷墟。周公担心康叔年少，专门作《康诰》、《酒诰》和《梓材》警示他。在《酒诰》中，他不仅强调了戒酒的重要性，而且还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商初戒酒兴国的成功经验和商末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最后颁布了严格的禁酒令：“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周公还政于周成王后，也作了一篇《无逸》，文中反复告诫成王要效法周文王勤劳节俭，奋勉为政，以殷为鉴，不要贪图安逸，其中也专门提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由此可见，酗酒乱性也是商纣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危害程度更甚于“嬖于妇人”和“炮格之法（《史记·殷本纪》。）”。
12.微子
《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商纣统治时期，国内危机四伏，矛盾重重，不仅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也异常激烈，以至于“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是殷人后裔，他心情沉重地说：“殷有三仁焉。”然而，两千多年后的毛泽东对此却做出完全不同的评说：“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微子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比干反对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两位伟人评判同一历史事件，观点差异如此之大，除了他们的历史观存在差异之外，君与臣的视角差异更为关键。
微子，子姓，名启，世称微子、微子启或宋微子，商王帝乙长子，帝幸（商纣）庶兄，商王室成员，封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位列子爵，故称微子。《史记·殷本纪》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幸，幸母正后，幸为嗣。”可见商纣时期王室已有嫡庶之分，微子就是最早受血统论影响的牺牲品。商纣残暴无道，淫乱不止，微子多次劝谏无效，后因惧祸离开国都朝歌。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微子肉袒自缚，向武王请罪，武王予以宽待。周公平定武庚（商纣之子）叛乱，“乃命微子开（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今《尚书》中为《微子》。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以殷遗臣身份接受了周朝分封，成为宋国的开国始祖。
13.箕子
《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箕子，名胥余，商王帝乙的弟弟，商纣的叔父，商王室成员，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林一带），位列子爵，故世称箕子。箕子在殷末周初时期是一位极有影响的人物，然而周武王封建诸侯时将其封于朝鲜，且不臣于周，因此司马迁作《史记》时无处安排，只好把他并入《宋微子世家》：“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悦）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箕子操》是古琴曲名。《史记集解》引《风俗通义》曰：“操者，言遇甾遭害，困厄穷迫，虽怨恨失意，犹守礼义，不惧不懾，乐道而不改其操也。”《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还有一段记载：商朝灭亡之后，有一次箕子朝拜周庭，路过商朝旧都朝歌，他看到城中残垣断壁、杂草丛生、满目疮痍的景象，不禁感伤起来，欲哭不忍，于是作《麦秀之诗》以表达怀旧感伤的心境：“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殷商遗民听到他吟诵这首诗后，都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由此可见，箕子是一个情商和文化素养较高的人，身处乱世，忧国忧民，只能通过艺术形式来抒发自己愤懑情怀。
面对商纣的暴政，箕子虽然无力拯救危世，但他不像微子那样不管不顾，一走了之，也不像比干那样直言进谏，以死相拼，而是选择了一种既不“彰君之恶”，也不“自说于民”的变通办法——“被发详狂为奴”。后人对箕子的评价很高，连一向高举批判大旗的韩非子也把他说成“圣人”：“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韩非子·说林上》。）。”
周武王克殷之后，曾专门去拜访箕子，向他请教有关天道人伦之类的问题。箕子与周武王的对话后来被收入《尚书》，篇名《洪范》，《史记·宋微子世家》也全文收录。《洪范》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古代政治、哲学、文化等方面问题。文章中重点讨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洪”义为“大”，“范”义为“法”），其中第五畴“皇极”（君主统治准则）是整个统治大法体系的中心，其他各畴都是围绕建立“皇极”所实施的统治手段与方法。《洪范》主要倡导的是一种基于上帝意志基础上的神权政治论，强调按照神的旨意建立最高统治准则——“皇极”，以保障“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洪范》对君王提出行为规范的政治经验以及君权神授等思想，引起周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加以奉行。
《洪范》对后世影响很大，因此箕子被后人尊称为“中华第一哲人”、“中国文化第一子”。后来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鲜，与当地土著共同建立了“箕子朝鲜”，他被推举为第一任国君，为开拓朝鲜半岛做出了巨大贡献。
14.比干
《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比干，子姓，名比干，商王帝乙的少弟，商纣的叔父，商王室成员。微子、箕子、比干三人，唯有比干不称“子”，估计是因帝丁去世之时他尚未成年，未及受封国，故一直以“王子”称之。商纣继承王位后，比干是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辅佐商纣治理国家，鼓励发展农业，提倡冶炼铸造，功绩卓著。根据史料推断，他曾任商纣的“少师”。《史记·殷本纪》：“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微子能与其谋去留大事的人肯定是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因此这里的“大师”应当是箕子，而“少师”则是比干。比干性情耿直刚烈，他见微子避祸离去，箕子佯狂为奴，愤然说道：“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史记·宋微子世家》。）！”比干坚持直言强谏，惹怒了商纣，商纣说（估计是酒后乱性时）：“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同上。？”于是命人杀死比干，刳观其心。商纣杀死比干，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离奇的一桩暴行，人们在痛恨商纣之余，似乎并没有给予比干多少同情，因为当一切都变得不可理喻时，坚持正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显得愚蠢。
15.伯夷、叔齐
《论语·公冶长》：“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论语·述而》：“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