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格列柯
我对纪录片仅有的一点儿认识来自看纪录片摄影师装配他们的高端摄像机，插好录影带，按下红色的“拍摄”键，然后跟着爸爸和他的团队拍摄他们怎样布置一个展览。我自己手持摄像机时，只知道尽量拍得稳一些，要是镜头总在乱晃，观众们就都看吐了。
我们准备在夏天进行一场向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幻想风格主义画家，出生于希腊的克里特岛，学习时代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度过，三十六岁移居西班牙后逐渐确立自己的风格，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致敬的朝圣之旅，爸爸希望我先积累一些实地拍摄的经验，便在春天让我一起到古巴，带着他工作室新近购置的一台大型高清摄像机。我负责纪录他在第20届哈瓦那双年展上的创作过程。
在动身前一个月，我联系了威廉斯堡的VBS.TV纪录片制作公司，这是VICE媒体公司旗下的子公司，我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月。每周三天，我坐地铁穿过东河，独自坐在高大上的咖啡馆里吃贵死人的三明治午餐。实习结束时，我既没能学到任何拍片的技巧，甚至没人教我怎么摆弄机器，只是让我知道自己穿得不够另类，敲字奇慢。我敲过一篇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1969年出生，电影导演、编剧和演员，索菲亚·科波拉前夫]的访谈，他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整整一周，我一边听着录音一边敲字，听他说起拍摄《野兽家园》（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的点点滴滴时，我常常因为听得太过专注而忘了敲下听到的内容。
我还有一个任务是对一个即将开始的项目进行研究，关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越来越多的伊拉克难民。这个项目还只在初期筹划阶段，我那个刚从常青藤毕业的导演老板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也不比我强。我将她提供的几个点Google了一番，发现这些难民大多是伊拉克的天主教教徒，他们被称为迦勒底人，为了自我保护并壮大他们在贫困地区的少数族裔群体而成立了地下帮会。在网上搜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觉得自己成了半个网络侦探，在公司的讨论会上也有言可发了。作为一个没什么地位的实习生，我感到一种少有的成就感。
为期一个月的“威廉斯堡另类文化研究”结束，我和这家公司说过拜拜，就和爸爸一起踏上了朝圣之旅，这回是去研究一位生活在几个世纪以前的另类艺术家。在两个星期里，我们追随格列柯的艺术之路，跨越三个国家。从他在克里特岛的诞生地，到他随提香学画的威尼斯，然后是他曾居住过、现在藏有他许多画作的马德里，最后是我们的旅途终点托雷多，格列柯三十六岁那年移居此地并度过余生。爸爸觉得格列柯这样的生涯与他自己颇有相通之处。
许多年来，他没有丝毫的松懈，一直致力于使自己的创作和艺术生涯达到更高更高的位置，如今，他已到达巅峰，担任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的视觉特效总监，并在纽约和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回顾展。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他终于可以歇口气，循着自己心中的艺术圣人的足迹，开始一场自己的朝圣之旅。
这不是度假，而是寻求灵感与道路的研究之旅。他循着格列柯的足迹，一如格列柯在四百年前循着心中圣人的足迹，开始这朝圣之路。他的随行人员包括作为新助手与英文翻译的千欣和作为女儿与摄像师的我，我拍下的内容会在将来剪成一部纪录片，将这趟旅行变成又一个艺术项目。他希望我能拍出“女儿拍摄父亲与他心中的16世纪大师的相遇之旅”的感觉。我从未接受过电影方面的训练，他却说我长久以来对电影的热爱会使我胜任这个工作。
爸爸一直热爱格列柯的作品。在他工作室的墙上，挂着《纽约时报》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格列柯展览做的整版广告，此外便只有他的那些火药画，全放在地上，斜倚着墙，还有一幅《X档案》（X-Files）“我想要相信”的海报，他暗自借用这句话作为他2008年古根海姆美术馆中期回顾展的标题。
2009年的夏天，我刚刚结束大学的第一个学年，我们的旅途由一次暴乱和一场葬礼开始。
克里特岛暴乱解析
爸爸从不托运自己的行李，但看到我和千欣在纽约机场托运塞满衣服的行李箱，准备经罗马转机前往克里特岛，他就也决定不让自己的身板遭受将登机行李举到头顶行李架上这份罪，反正他也要等我们提取完行李才能走。
爸爸去坐商务舱，把我和千欣丢在经济舱。在得知不用和千欣挨着坐后，我感到如释重负，我们认识才一个月，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很可能没什么话说。她在那个春天刚来工作时我还担心她能否胜任，她的普通话说得很慢，还带着很重的广东口音。她在香港长大，在英国上寄宿中学，在美国上大学，我觉得她的普通话应该好不到哪里去，我的普通话更好不到哪里去，然而我们一直和彼此说普通话，感觉我必须非常辛苦地用一门同样不是她母语的语言来和她交流。
我们等待起飞，然而等我睡过去又在自己的座位上醒来时，发现飞机还停在机场未动。千欣坐在过道另一边靠窗的位置，边上是个男人，我则被夹在一家美国人中间，这家人不懂得时差，搞不清楚该怎样打个国际长途电话去告知他们订的酒店由于飞机晚点他们要比预订的时间晚些入住。我不时看一眼千欣的情况，她与身边的男人相谈甚欢。我想她准是喜欢在飞机上与陌生人搭讪。我身边那家人则因飞机晚点而坐立不安，一直纠缠着情绪沮丧的达美航空空乘人员，问怎样用他们的手机往意大利打电话。空乘人员说：“现在意大利是半夜。请您坐好，我们很快就起飞了。”我心想这肯定是骗人，我们又坐了两个小时，还是停在纽约纹丝未动。我又看看千欣，她睡了。
我们在清晨到达罗马，转机前往雅典的航班早已飞走，所以我们非常耐心地等着提取行李。我和千欣的行李箱如期出现，爸爸的行李箱却不见踪影。我们眼巴巴地望着行李传送带，一直等了半小时，然后决定去行李问询处问问究竟，至少有五十名乘客与我们一道，他们的行李也都没见着。排队等了半个小时，我们终于和一个睡眼蒙眬的客服代表说上了话，她在电脑上查来查去足有三分钟，确认我爸爸的行李还留在纽约。爸爸和我用泉州的方言大骂达美航空，千欣则要求航空公司赔偿损失，用钱、衣服、内衣或是牙刷都行。柜台后面的婆娘一动不动，一直用意大利味儿浓重的英语说：“我们达美航空没这政策。”千欣留下我们接下来一周在克里特岛、威尼斯、马德里和托雷多的四个酒店地址，这样如果行李能够“搭乘”下一班飞机到达，他们知道寄到哪里。我们转身离开，连谢谢都没说。爸爸因为没有坚持自己的直觉而感到不安，没完没了地念叨着：“那个箱子绝对不该托运！”我们走出行李提取处的时候，他怀着一点渺茫的希望，决定再到行李传送带上看一眼，说不定他的行李箱就在呢。只见传送带上只剩下一件行李，那是一款简约的黑色TUMI行李箱，毫无疑问，就是我爸爸的那件。此时我们已被之前客服的烂服务搞得筋疲力尽，一起走出行李提取处，千欣到票务处去询问有什么能到克里特岛的航班。
每个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售票柜台，两家公司有到克里特岛的航班，因此，爸爸和千欣就在两个柜台之间穿梭往返，查找接下来的航班，我则站在两个柜台之间，看守我们的行李。我们在横渡大西洋之后又无比疲劳地经历了近一个小时的奔忙辗转，终于“有幸”在爱琴海航空订了三个座位，坐夜班飞机去雅典，再乘着第二天的曙色转机去克里特岛。登机牌在手，我们离开机场，也只能过马路到机场酒店去睡觉，打发掉剩下来的时间。
我们夜里起来去赶飞往雅典的航班，又在雅典的咖啡馆消磨了两个小时，等待飞往克里特岛的航班。我们原以为这些加起来不过十二小时的航程被拖延到了三倍之久，并且，我们已经浪费掉了在克里特岛的酒店预订的一个晚上。
在海拔一万英尺的高空，透过椭圆形的机窗，整座克里特岛尽收眼底。海岸边的小片多山地带就是格列柯的出生地伊拉克利翁市（Heraklion）。降落以后，我们迅速到酒店入住，在出发游访格列柯的诸般名胜之前略作休整。我们带着时差和疲惫走上克里特岛，到格列柯的诞生地去寻求灵感。我扛着一个巨大的高清摄像机，跟在千欣身后，她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包，装着一天里有可能用得上的各类小物件，我爸爸则不背不拿，空着手东逛西逛。我们参观了一些古代废墟和几个世纪以前的军事掩体。格列柯小时候在这座岛上长大，眼中或许就曾是这般景物。我刚在那年春天上过希腊罗马建筑的课，但在参观这些废墟时，我沮丧地发现课上学的东西早忘得一干二净。游过几处名胜古迹，我们返回酒店。外面实在太热了。
我们打算早早吃一顿希腊风味的晚餐。在去往酒店前台推荐的餐馆路上，我们听到远处传来喜庆的喧嚷。沿街望去，只见一大群人欢聚在一起，像在共度狂欢节或大型演出，但我看不出他们在庆祝什么，也没有留意太多。那是希腊南方的一个暖夜。我们来到餐馆，成片的户外桌椅直通向人行道与大街。我们坐下来，点一些岛上自产的海鲜。等菜时，我们感到几个街区外的喧嚷声变得不那么愉快了。上菜时，我们听到跺脚的声响。我一边品尝着章鱼沙拉，一边觉得桌子和椅子都在震。我看了一眼爸爸，看他是否感到了异常。跺脚的声音越来越响，爸爸说他觉得这是暴乱。我笑出了声，觉得他肯定是在逗我玩儿，但他一脸严肃。我不明白这怎么会是暴乱。我一直觉得暴乱是在战争地带爆发的，但据我所知，这里并没有打仗。
爸爸开始向我和千欣简述暴乱发生的一般过程：
1.暴乱者点燃所在地附近好好停着的无辜车辆。
2.警察到达现场，但当局禁止他们进行干预，以防冲突激化致使暴乱升级。暴乱者却要袭击在场的政府人士，朝他们投掷石块和瓦砾。
3.暴乱者击中某些目标人物，一些警察再也无法忍耐这种人身伤害，开始迎击。他们先是徒手回击，渐渐用上防卫武器——先是盾牌，然后是警棍，甚至还会用到枪。
4.场面失控。
5.暴乱者产生一种暴民的破坏心理，开始对店铺进行打砸抢。
6.暴乱者袭击现场所有的外国人，因为这些人手无寸铁，在当地无亲无故，事后既不会找上门来，也没有办法报仇。
7.各国大使馆开始组织飞机营救，将自己国家的公民撤至安全地带。
8.暴乱者发现不再有外国人可以袭击，便将自己的愤怒转向一切，开始见人就袭击。
9.爆发战争。
服务员朝声响传来的地方走去，还未走到十步，就匆匆跑回，像是逃命。食客们都注意到他的举动，他却要大家安心，说不会有什么事。餐馆中的一半食客都是外国人。爸爸不相信他的话，当即决定走为上策，海鲜饭和肥肥的烤鱼刚刚上桌，他就要求买单。服务员一再对我们说用不着担心，爸爸还是坚持立刻买单。
匆匆吃下几口海鲜饭，我们就买了单，朝酒店的方向走。我们想尽可能地走得镇定。我当时不相信爸爸的“暴乱理论”，既不明白一场暴乱怎么会有一个确定的过程，也不清楚爸爸怎么会知道这个过程。在我们来时走过的那个地点，向有声响传来的街边望去，人群比之前更密集了。现在，这显然是一群暴民。但他们好像也没什么敌意，我们就走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每个人都在愤怒地呼喊。在人群里，两拨人争吵不休，别的人好像只为了看新鲜、凑热闹，全挤在这儿“共襄盛举”。我们走近，赶紧看上几眼，就“逃离现场”。我踢了自己一脚，恨自己没带摄像机。
回到酒店，我们来到爸爸在顶楼的房间，那里有一个阳台，可以俯瞰暴乱。我们看到一辆汽车被点燃，蚂蚁般大小的人们来来往往，怒气冲天。几分钟后，又一辆汽车被推翻、点燃。我开始有些害怕这场暴乱或将导致全面战争，却又有些好奇地想要亲历即将成为国际新闻的大事件。我们打开电视，那里面却只有国际频道的节目，无法得知这座地中海小岛上正发生着什么。
我在阳台上架好摄像机，拍摄我爸爸稳稳地坐在椅子上，背景中是几个街区外的暴乱。他面对摄像机，平静地述说着种种可能的结果，他就像一个电视解说员，处之泰然，因为早已经过大风大浪。他解释说，警方和政府都有应对暴乱的现成方式，他们常常按兵不动，直到不动不行。正因如此，他们目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平息暴乱，也不来救火。在距离骚乱中央不远处，一辆救火车出现了，我们看到一个人冲向救火车，示意要它停下。它就停在人群外，等着汽车烧完，人群的精力也已耗尽。一切都正如爸爸的预见。
葬礼
我们在古意犹存的小镇上醒来。在旅馆吃过早饭，便乘车前往一座山间小屋，那是格列柯的出生地，如今已变成格列柯纪念馆。在一个小时的车程里，我们问司机昨晚发生了什么，是否是政见分歧引发了暴乱。司机却说是两支对立球队的球迷为下月的球赛争来争去，最后干了一仗。他说这样的事时常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