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格列柯纪念馆，只见一房三室，被认作艺术家的出生地。我们前一晚在旅馆中看他的传记片，片子非常无聊，我们只看完了开头。与别的传记片一样，片中的童年住处总比现实中的好看。这里面没有格列柯的真迹，只有名作的复制品陈列在灯箱里。我们在馆中流连的时间比一般的观众要久，充分体会此地作为朝圣之旅首站的意义。我们进了艺术家的卧室，坐下来观看在小电视屏幕上循环播放的十分钟纪录片，每次以不同的语言播放。烈日灼人，陈列差劲，使我烦躁。离开这里之后，我们请司机讲讲这座岛上别具一格的东西，他建议我们往山的深处走走，那里的村庄数百年来一直保存着古朴的民风，战争与侵略也没能使外来的文化将它改变太多。
我们沿山而进，穿行于山间的隧道，四十分钟后到达一个小镇，那里的女人全都身穿黑衣，头戴黑巾。我们走下车，经过一排坐在自家门口干手工活儿的老婆婆。一个老婆婆的嘴上长着浓浓的黑毛。还有个老婆婆非常的慈祥，邀请我们参观她的陈列小屋。我们走进屋中，满墙的刺绣让我们赞不绝口，她像是在为我们做介绍，但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便努力谢过，转身出来。
我们来到一家露天咖啡馆，坐下来享受这美景良辰。爸爸像往常一样点了一杯热茶，我点了可口可乐，我觉得欧洲的可乐更好喝。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滑板上，沿着街上的斜坡滑下，她的朋友紧随其后。两人玩得非常开心，毫无畏惧，滑到底部，又马上跑回坡顶，再滑下来。就在这时，一群黑衣人恸哭着朝我们的方向走来，慢慢走上这座小山。爸爸要我开始拍摄，我便拿出摄像机，对着人群，按下“拍摄”键，却无法开机。我按遍了机上的每一个键，依旧毫无反应。我在前晚已充满电池，方才在格列柯纪念馆也没拍太多。人群越走越近，哭声愈发响亮，悲伤也愈发可闻。我们起身近前观看，出殡队伍伴着一辆小货车，向一座小屋行进。男人们打开车斗，卸下一具棺材，抬进屋内。一位老婆婆哭得特别响，满是真情和悲痛。爸爸和我肃穆地注视着眼前这不期而遇的一幕，我看看千欣，她已满脸泪水。
一分钟后，方才卸棺的人们抬出了棺盖。司机在我们身旁解释说，依照此地的习俗，遗体下葬前会在家中停留一晚，供亲友邻居前来悼念。当人群平静下来，我们走回咖啡座。途中见到一棵树上钉着一幅遗像和一段希腊文，司机为我们做了翻译，说这是一段悼词，死者是一个年仅二十九岁的男人。我想那个痛哭失声的老婆婆一定是这个男人的母亲。送葬的人群渐渐散了，我们回去继续喝茶与碳酸饮料。千欣说她总是容易动情流泪。此前，我们从未见过她如此坦白地表露感情。
返回伊拉克利翁的途中，我在车上摆弄着摄像机，按下不同的按键，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结果发现拍摄键的旁边有个“锁定”开关，已被拨到“锁定”模式，防止摄像机意外拍摄。我感到无比难堪，决定不把这个发现告诉任何人。另一方面，我也因机器罢工而松了口气。拍摄一个私密的悲痛时刻，会让我觉得刻意。在这些年，我意识到许多我感到非常适宜拍摄的时刻，其实都会因为觉得刻意而不去拍。有时，镜头感极强的时刻可以产生意味深长的影像，但有时，试图捕捉那些影像只能产生极小的意义，与亲身经历这一瞬间的体验无法相比。
一切皆为酝酿中的艺术项目
在成长中，我觉得一切都是艺术。我与爸爸的谈话里常常充满有关我们未来计划的头脑风暴。或许我们可以开一家餐馆，一个精品酒店，一个拉斯维加斯式的赌场，或是一家航空公司。我们会成为航天员，亲手设计自己的航天服。我们游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时，偶尔还会想想怎样经营一个小国家：怎样的地形是最理想的，怎样装饰城市景观和办公大楼，街上的人们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们怎样使这座城市更宜于步行和骑自行车，从而提升全民幸福指数。爸爸很早就向我灌输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1950年出生，英国企业家，Virgin品牌的创始人，旗下公司涉及众多领域]的“维珍帝国”（Virgin Empire）理念，这种观念认为我们可以将一种审美应用到一切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之中，并将其称作我们的所有。透过机场的大玻璃窗，我们观察不同航空公司的logo，并加以评点。我们说着法国航空和瑞士航空如何通过在logo里加入国旗而显明国家身份，日本航空如何用自己的国鸟来标明自己的祖国，汉莎航空则体现出一种流线型的德国设计美学。我们在想自己的航空公司该采取怎样的logo和设计原则来体现自己。我们想象出有按摩功能的高级座椅，穿着入时的空姐端来米其林星级大厨打造的饭食，乘客们可以在机上享受美甲和美容服务。这将是昂贵的航班。
我从未赶上60年代的奢华飞行，不过，频繁的飞机旅行已经让我明显注意到航空公司如今都愈发勒紧腰带，青黄不接的美国航班尤其如此，虽然他们主宰着从纽约市到全球各大地区的直飞航线。达美航空、美国航空，以及我们长久以来心爱的联合航空（后来与大陆航空合并）都纷纷降低了服务标准，我们常常被丢给这行里脾气最火爆的空乘人员。有一次，飞机升至极寒的高空，空乘人员却拒绝给我毛毯，把我冻到感冒。还有一次，空乘人员估错了日式餐食的数量，气哼哼地把最后剩下的一份餐食递给我，也不管我是最后一个得到服务的乘客。
虽说我在成长中深知一切都是潜在的艺术项目，却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位艺术家。我对创作在美术馆或画廊中展出的作品没有兴趣。记忆中我最早想做的，是我在日本的家旁边的西饼屋中那个女孩的工作，她挤捏手中的小管，糖霜从中流出，在蛋糕上形成精美的装饰。而后不久，我花了一年时间为一位委内瑞拉摄影师拍照片，她的项目关乎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她给了我一台傻瓜相机，还有每周的胶卷费，我就和爸妈一起游走在纽约城中，那是我们来美国的第一年，我拍下自己看到的一切。当时，我觉得自己可以一直这样拍下去。
爸爸与偶像级日本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Issey Miyake）合作那年，我的想法变了。三宅一生是当代时装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傲视同侪，给予时装更多的可能，他独创的面料为自己的设计创立了新的规则与边界。他是个小个子日本男人，天生有西式的卷发和小胡子。初见他时，他已六十高龄，正忙于自己的几款收山之作，之后便打算宣布退休，不再担任他公司的首席时装设计师和创意总监的职位。1998年，他和爸爸合作打造“三宅褶皱”（Pleats Please）的艺术家系列服装，爸爸在巴黎卡地亚基金会的展览空间将一组象牙色的“三宅褶皱”服装在地面排成一条龙形，在这些衣服上泼洒火药，然后引爆它们，使每件褶皱的衣装带上火药爆炸的印痕，有如抽象的龙。
那一年晚些时候，在一个大选日的寒冷清晨，我上的公立学校因为要被当做投票点而停课，我就去看三宅一生在纽约一个loft里上演的时装秀，“三宅褶皱”最新款火药龙形印花发布时，我就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那是一个全白的空间，中间搭起一个窄窄的T台，覆着塑料膜。人们纷纷与我爸妈打招呼，在成人堆里见到我这个小孩，就都问我是不是逃课来看秀的。一群人揭去T台上的塑料膜，灯光熄灭，音乐响起，舞台灯照着第一位模特从白墙后走出。在我们身后，一大群摄影师噼噼啪啪拍摄，模特们向我们走来，又转身走回，与下一位穿着另一款龙形印花系列服装的女孩擦肩而过。走在台上的女孩全都非常漂亮且高挑。
就在时装秀开始之前，妈妈对爸爸和我说看看这些模特里面有没有眼熟的。当时我们住在NOHO区的一间新公寓里，我们坐着电梯上上下下，常常遇到模特身材的女子，散发着昂贵、恶臭的香水味。T台上的女孩都很漂亮，但我看来她们长得都差不多，难分彼此。秀场结束后，三宅带着所有的模特走上台来向大家致意，然后又全都退回到白墙后面。
我们乘出租车回家的路上，妈妈说其中有一两位模特肯定就和我们住在一个楼里，爸爸表示同意。许多年后，我理解了这场时装秀是多么的亲民，在一个二楼的loft空间，而不选择在纽约时装周里到布莱恩公园或林肯中心去搭建华丽的秀场。这也显出三宅在时装界里不折不扣的影响力——他可以全凭自己的主张，做自己的秀场，却总能使满场观众摩肩擦踵，络绎不绝，其中有媒体，有他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还有那些时装周期间在高端秀场展示作品的设计师同道。
那是爸妈和我第一次出席时装秀，我觉得无比神奇。在那个年纪，我意识到自己领略了纽约市的魅力，在之后住在这座城市的十五年间，我将会不时地领略到这种魅力。那些服装芳菲照眼，穿在高挑的模特身上，自在妥帖，她们伴着音乐，步子如此完美，作为一个八岁的孩子，我能想到的描述只有“酷”，这一切让我想去做一名时装设计师，听凭我内心之美的引领，将其与整个世界分享。我想要设计的服装不只满足日常穿着的需要，还要有雕塑感，能表达自己的观念。我毫不介意自己设计的服装是否符合社会对于人们应穿什么的限定。我想创造这个世界上还未有过的衣装，我希望观者云集，都来看我那些轻盈自在的天才之作在高端秀场上亮相。
在接下来的十一年中，我对此依旧爱意不减。三宅很高兴听说自己激发了一棵时装设计界的小苗。他没有子女，在与我爸妈一起用餐时见到我总是很开心，还常常送我礼物。在学校，我穿着无比称身的毛背心，戴着红围巾和帽子，全都来自三宅的品牌；短途旅行时，我带的一款有刺绣的浅蓝挎包也是三宅“装点系列”的作品；在公寓里，我穿着合身的镂空“一块布”（APOC）T恤和一双袜子悠闲度日。每当爸爸出席三宅的活动，这位设计师总是穿着一件稍显宽大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爸爸试穿，看是否更合他的身材。爸爸知道，每一次的夹克和背心都好看无比，又全非常合身，这绝不可能是巧合。
身边的大人们都鼓励我去做中国的三宅一生，去成为下一个全球时尚偶像。虽说在生活中有这么多支持和鼓励，学校的同龄人却使我的心中充满阴影。时装周后两个月，全班同学进行校外考察时经过三宅一生在SOHO区的“三宅褶皱”专卖店。我指着橱窗中的火药龙形印花，对同学们说这是我爸爸的设计，大家全都大笑，说好丑。有两个我还拿她们当朋友的女孩说她们也能做成那样，让小狗在衣服上拉屎，或是穿着脏鞋在面料上踩踩就成。我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却又没办法得体地回嘴，发现还是弱弱地笑笑，对她们表示赞同来得更容易，然后扭过头去，装作在看那些过往的店铺橱窗，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
我有两个同学总是穿得特别时尚。一个女孩的妈妈是个金发模特，每次来学校送女儿时总穿着高跟鞋，画着浓妆，还有一杯咖啡在手。另一个是一位荷兰花商与一位印尼潮人的女儿，父母一有空就去周游世界。他们身上华丽丽的光环总让我感到自惭形秽，使我在学校不敢说出自己对于时装的兴趣，因为我平时身上穿的都是妈妈买给我的“老海军”（OLD NAVY）这路品牌，他们穿的却是由时装设计师操刀的童装。此外，那个荷兰女孩已经宣布过她要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或是超模，因此我没法步她后尘说我也想当个时装设计师。我只好和同学们说我还没想好将来要做什么，并使自己在教室里显得默默无闻，私下的想法却是：不要着急，有一天我会一鸣惊人。
而同时，我在晚宴和展览开幕式上与大人们打成一片，像个小大人一样，对他们大谈特谈自己的当代时装理论。十五岁那年的暑假，我和爸爸一起去了爱丁堡，爸爸在那里的水果市画廊（Fruitmarket Gallery）做展览，英国和其他欧洲艺术圈的各色人等纷纷来出席开幕式。我在开幕酒会上认识了挪威航运大亨托马斯与他做过模特的妻子。他是1994年奥斯陆冬奥会开幕式的核心导演团队的一员。几个月前，他曾邀请我爸爸沿北欧的海岸航行一周，游访小小的村庄，考虑在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带进行焰火表演，那里有些小镇的总人口还不到十人。爸爸回来后对我说过那些村中的孩子每天需要翻山越岭到学校上学。托马斯既有冒险精神，又富文化素养，他喜欢和我聊天，所以我对他讲了我想成为时装设计师的梦想，还说了我对独立于社会思潮的概念衣装的爱好。他对我说，他有个朋友是学哲学的，后来却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还说在他认识的人中，有些最有意思、最富创造力的人物在大学里学的都不是与他们后来的工作相关的专业，而是接受了全面的人文教育（Liberal Arts），因此获得一种独特的视角，用于他们的艺术、舞蹈、音乐或是实业。我手中捧着一杯香槟，因他的想法而着迷，我开始觉得或许自己将来不该去时装学院，而该去学习哲学或社会学。被无数次地灌输过时装界的竞争如何激烈后，我想，如果我学习过社会运行的规律，深入了解过人类的处境，就可以通过服装设计来更好地服务于这个世界，我的社会贡献也将带给我更大的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