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与托马斯一席谈，我开始逢人便信誓旦旦地诉说自己学习哲学、文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宏图大愿。我当然没有马上去钻研哲学著作，但在接下来的那个月，我发现自己在伦敦的晚宴上对着身旁的宾客（一位国际级的美发店及美发产品大亨）胡说八道，大谈哲学。我说的内容如下：“我渴望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但首先，我要上大学去学习哲学或人类学，这样我便能有一种新鲜的视角，打造创新概念的时装。我这样应该不会和这行中的任何人发生审美抑或概念上的冲突……或者，我的时装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艺术化的视角，我做所有别的事时亦复如此，在我的设计生涯中，我最不想做的就是迎合市场潮流、设计卖得好的服装。”
威尼斯——不偷不抢的“格列柯大盗”
次日一早，我们飞到一座如画的城市，它美到有些不真实。我们乘坐水上巴士在三天里游遍威尼斯，那里的建筑古意犹存，大多自格列柯的时代起就未曾变过。这是我在九岁以后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那一年，爸爸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荣获金狮奖。我们走到每个地方都像在参加寻宝竞赛，到大教堂或美术馆去瞻仰格列柯的画作，到学园或曾经用作监牢的双年展场馆去观看当代艺术。在双年展的展场上，我们总能遇到曾在全球不同地方与爸爸合作的故人。走在路上，或在画廊，我们常常被二十来岁的中国年轻人认出，过来索要签名或请求合影。我总是顺带担任摄影师的角色。
威尼斯好美，我到过许多地方，唯有这里能让我不介意人山人海。
许多年间，爸爸无数次回到这里，布置展览或考察现场。他脑中藏着一张这座城市的地图，在我们的朝圣之旅中，他对威尼斯的了解似乎胜过纽约，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他都能就近找到曾经去过的餐馆。我不知道他的意大利语是不是也比英语好。在双年展上转了一天，我们来到一家中餐馆，1995至2007年间，爸爸每两年来此布展一回，与他的团队几乎天天来此用餐。他与餐馆的主人夫妇已成了朋友，后来每逢他在欧洲有展览或表演，这对夫妇都会去看。
爸爸还熟悉一家海鲜馆，就在里亚多尔桥后。我们的朝圣之旅过去一年多后，我来罗马参加“海外学年”，又在一个周末到威尼斯参观建筑双年展，我带同学们去吃爸爸带我去过的馆子。直到今天他们还常常说起里亚多尔桥边小路上那家小餐馆，是我们那趟威尼斯之行的亮点之一。
格列柯的作品主要陈列在圣马可广场周围的美术馆和主岛各处的大教堂中。爸爸喜欢在欣赏格列柯作品的同时也看看他的意大利同辈与前辈（丁托列托和提香）的作品，并对格列柯如何受到威尼斯的风景与文化的影响颇感兴趣。我拍下爸爸如何寻觅这些画作的经过，他主要依照千欣整理的一份清单，其中标明了藏有格列柯画作的全部机构。
与克里特岛不同，威尼斯的许多美术馆和大教堂都严禁拍照和录像，但这并不能阻挡爸爸，他坚持要我们偷拍，记录下那些作品和我们的游历。我感觉我们就像盗贼，试图不偷不抢地获取格列柯的画作。我做这种事很不自然，端着大大的SONY专业级摄像机，还想拍得不让人察觉，保安成群结队，毫无规律地走来走去，等着抓我们这种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千欣都显得非常不安，多年以后，我明白了她就是这种气质。她用不太显眼的小相机拍照片，我则将摄像机放在拍摄模式，故作随意地用一只手臂托着它，使镜头向上倾斜，小心翼翼地拍摄着那些展品，尽可能慢慢地走路，不使旁人注意到我和我那只无比别扭地端着的手臂。有时，保安冲着我和千欣吼叫，我们就假装互不相识，继续拍摄。我们故作不知，仿佛看不懂外面的图标——就是那种国际通用的、在照相机上加条红色斜杠的图标。
我讨厌硬碰硬地触犯规则，害怕被抓到，倒不是害怕被抓后影响不好，而是不知道如果被发现该如何应对。我是该假装看不懂那连三岁小孩都能看懂的图标，还是该大大方方地认错道歉？无论如何，我必须遵照爸爸的指示，不能停止拍摄。我热爱间谍片，我对爸爸有义务，我不愿惹任何人不高兴，这三股情感交织着，使我无比矛盾。三天之中，我托着沉沉的摄像机，拍摄了大量的视频，镜头摇摇晃晃，大概完全不能用作影像记录。
时不时地，我拍拍格列柯的作品，虽说这样挺不舒服，却也比站在镜头前的感觉好得多。
有一次，我和爸妈在曹其峰[1947年生于香港，著名企业家，拥有Tommy Hilfiger、Michael Kors等多家时装品牌的股份]府上的晚宴遇到了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他见我穿着他自家品牌的行头，有背带那种，就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下周的广告大片做模特。几天后，我向学校请了假，希尔费格一早就派车来接我到他位于两小时车程外的长岛的“全美式”房屋。我身边满是模特和童星爸妈。有些模特我常常在时装照片和印刷广告上见到，也有些只是长相好看的非专业人士，被请来为宣传活动增添一点儿多样性。我妈妈那天没打算陪我来，我之前也不知道父母可以跟来，但见到别的小模特与他们在襁褓中的妹妹和“经纪妈妈”在一起，我开始感到在一个陌生环境中的孤独感。我被领到衣库，那儿的工作人员为我换上一件马球衫和一条卡其布的紧身长裤，然后我被带到草坪上的一辆拖车旁，化妆师在那里将粉底调成我的肤色，遮住我皮肤上的斑斑点点。一切就绪后，我等了几个小时，直到二十多个模特都穿好衣服化好妆，摄影师和助理们都调好灯光，架好机器，准备拍摄。
我与两个年纪和我相仿的女孩搭上了话——一个叫杰奎琳，十一岁，另一个叫赛西莉亚，十三岁。杰奎琳带着一个保姆，起初我还以为是她的妈妈，后来我意识到这个模特是一位著名时装设计师的小女儿。赛西莉亚是巴西人，她妈妈在一旁炫耀着自己的女儿能讲五种语言，从九岁起就开始做模特。我问赛西莉亚是否想一直做模特，她回答说：“不，我想当个时装设计师。”整整一天，她妈妈都在大谈做童星妈妈的事情：她怎样带着四个孩子到处赶场，或做模特拍片，或去选秀试演。休息期间，她翻着随身带来的时装杂志，将她六岁的小女儿为杜嘉班纳（Dolce and Gabbana）童装系列做的广告指给人看。
摄影师和造型师将我们二十多个人排布在这座“全美式”房屋前面的门廊、台阶和草坪上，拍一张多种族的“全家福”。因为我只有十四岁，就被当做“少女”，把我的手臂别别扭扭地搭在一个二十来岁的黑人男友或大哥哥的肩上，他们要求我天真烂漫地“露齿而笑”，秀出我的背带。对一个有经验的模特来说，这大概是很自然的要求，对我来说却不那么合适。那时候，我看过许多自己微笑的照片，都觉得很假，后来照相时我就不再笑了，因此我没有遵照摄影师的要求，只是非常别扭地将手臂搭在一个比我高得多的陌生人肩上，他的手臂则搭在另一个女孩的肩上。我不知道该怎样做得自然。拍了一会儿，拍摄团队将一群模特重新安排了位置，要我走出画面——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就一直待在画面之外，等着被叫回到画面里，充当“下一张照片”的模特。我站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布置和拍摄各式场景：年轻人在网球场上嬉笑玩耍，中年父母在池塘边喝下午茶，小孩子在绿地上玩着棋类游戏。整整一天，随着我越来越貌似与这次拍摄活动无关，便越来越没什么人和我说话，他们都忙着摆pose，一张接一张地拍照，然而，也没有任何人来请我提早离开。终于，下午六点左右，他们已经开拍最后一张照片了，一位制作助理对我说车已来准备接我回家，可以换下他们的衣服了。我向我那两位“一日朋友”喊拜拜，换了衣服，上车回家。我在路上用自己的手机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将我那无所事事的一天讲给她听。挂掉电话后，我悄悄地哭了，努力不使司机注意到我，然后一路睡回到曼哈顿。
两周后，我收到两百美元的支票，作为“一日模特”的酬劳。我觉得自己不配拿这个钱，所以也没去提现。两年后，他们发现我没去提现，就又寄给我一张支票，还附了一封信，说他们发现钱一直扣在银行。我拿着这第二张支票去提了现。
那次拍照后几个月，我发现所有的广告大片里都没有自己。我拿着自己订的VOGUE翻来翻去，找到汤米·希尔费格的广告，就拍摄在长岛的屋前，我那天见到的所有人都在里面，只有我不知去向。就好像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拍片，正如我没为这本五百页的杂志里任何别的广告做过模特。第二年春天，我又在曹府的宴席上遇到汤米·希尔费格，我被作为“半年前应他之邀拍摄广告大片的小女孩”再度介绍给他，他说：“啊，现在我们全欧洲的广告上都有你喽！”我笑了笑，谢过他，灰溜溜地走了。
几年后，我看到赛西莉亚，在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Royal Caribbean）的家庭主题电视广告中玩着“水肺潜水”（scuba diving）。很多年后，我又在曹府的一场晚宴上遇见杰奎琳。她已经不认得我了，人们再度介绍我们认识时，我也就假装不认识她。
不寻常的助理生涯
上高中时的一个夏天，我到迈克·科尔斯（Michael Kors）的女装成衣部实习，在那间空调开得冷飕飕的室内做了一大堆琐碎活儿。第一天结束时，我用掉了好多双面胶，我得把各种各样的色样和图案粘在剪出的小图样上，一天下来，感觉拇指和食指光秃秃的，把好多肉皮儿都粘在了下一季的时装纸样上。我不想辞职，但第二天过去后，我感到无比腻烦，好怕起床上班，所以便在第二周打电话请病假，待在家里看电视了。
我帮忙的这组设计受上世纪70年代风格的影响，用于第二年的秋装系列。我从以前的实习生搜集的70年代生活时尚与审美素材中剪出色样和图案，将身体与衣装的小图样粘在一起，再将它们集中钉在硬纸板上，供迈克·科尔斯过目，选出最终的方案。办公室里人人穿着工作正装，都是连衣裙或商务休闲衫。我的衣柜里没有为不同场合准备的行头，所以上班时穿得与在学校一样。我的同学中有不少曼哈顿上东区的时尚潮人，他们会在周末到BENDELS，BARNEYS和BERGDORFS这些高端店铺采购。我高中里的女孩们都拿设计师打造的挎包或手提袋当书包。我当时还不怎么喜欢购物，因为我这人很挑剔，总是挑来挑去的，常常一天到头什么都没买。我也舍不得花钱，做不到像同龄人那么大手大脚。这个夏天并未使我逃出学校里心力交瘁地追赶时尚的氛围，而是更加疲倦，也更加频繁地提醒我不够时尚，跟不上潮流，我被搞得心烦意乱，尽管我早就宣称自己并不在乎这些。在整个纽约市，我再没有可以躲藏的角落。
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我去给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服装总设计师石冈瑛子（Eiko Ishioka）做助理，她的服装设计和美术指导生涯已有数十年，担纲过大量电影、戏剧、MV和运动员服装的设计工作。她还为日本PARCO专卖店的广告活动做过优雅而性感的平面设计，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
当时我爸爸正忙于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开幕、闭幕式的筹备，他经三宅一生的推荐，邀请石冈瑛子来中国为奥运会开幕式设计服装。石冈与三宅一生的友谊可追溯到两人职业生涯的早年。北京奥运会那年，石冈瑛子七十岁，总是满面浓妆，用一块漂亮的头巾将头发全部裹起，系成一个不太对称的蝴蝶结。她的各种照片都显得比她实际的样子年轻十到二十岁，皮肤光洁，长发蓬蓬。
石冈瑛子的爸爸是个有名的日本平面设计师，她循着他的足迹，直到最终超越了他的成就。在给她做助手的这三个月，她对我讲了很多事，关于她与她父亲的浓浓亲情，他鼓励她与她的姊妹依照自己的梦想去规划自己的生涯，而不去在意当时女人必须嫁人、成为家庭主妇的社会成规。她既没结婚也未生子。她的爸爸对她的一生影响极大，他去世时她近乎崩溃，她说自己在飞机上半睡半醒间，经常看到他浮在机窗外面。为此她总要求订票方为她订靠过道的座位，以免再产生那种令人不安的幻视。石冈瑛子非常喜欢我爸爸的作品，也欣赏他谦逊的态度。她与她的爸爸关系非常亲密，便也看出我和我爸爸的感觉似曾相识，为此，她视我如徒弟。
我去北京“报到”时，我们一起吃了午饭。我在纽约见过她几次，知道她是个很难搞定的日本老阿姨。我们以前见面时用日语交流，但在午饭前，爸爸建议我说英语，因为我的日语太糙，怕不小心冒犯到她。日语是我最早学会的语言，一直到五岁我还在讲日语，但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学了，所以只会说当时学过的那一点。十八岁时，我就像五岁小孩那样说话，不懂得与有身份的人讲话时必要的礼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