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再次见到高宽已是来年冬天。
这一年中，我们家遭遇的灾难罄竹难书！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大哥大嫂一家四口都死了，小弟失踪了，家里的东西，被烧的烧，抢的抢，最后连房子、院子都被抢了，成了鬼子宪兵司令部的办公地……这是在一夜间发生的，我们家毁了。
毁掉我们家的罪魁祸首是我二哥，冯二虎，也就是杨丰懋。二哥有个朋友叫田原，在日本领事馆做事，据说是个特务，跟军方有很深的关系。鬼子占领上海后，我们家其实是太平的，靠的就是有田原这顶保护伞，他及时给我们家搞来一沓良民证，和一本特别的证明书，上面有日本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签名，有点御书的意味。所以，不管是鬼子气势汹汹找上门，还是那些汉奸心怀鬼胎来窜门，只要见了这本东西，都会对我们家客客气气，不敢无礼。鬼子刚进城那段时间，街坊邻居经常受鬼子和汉奸欺凌，我们家惟一受的气就是一个人：田原。他爱好陶瓷古懂，家里凡是他看中的陶瓷器，都相继被他拿走。母亲看他又带走家里的什么东西，有时会发些牢骚，父亲总是安慰她：“都是身外之物，拿走就拿走，只要人平安就好。”田原贪心是贪心，可也确实也保了我们一家人平安。如果二哥后来不去外面惹事，我们家里可能就这么平安下去了。
可二哥做不到，他疯了！
开始我也不知道二哥做了什么事，只是感觉到他在外面没省事，让父亲担心了。有一天，正好是冬至节那一天，按风俗这一天男人女人都要洗个澡，洗了澡这个冬天就不会长冻疮。水烧好了，母亲喊我下楼去洗澡，从父亲办公室窗外经过时，我看到大哥二哥都在里面，像在挨父亲的训。父亲说：“行了，都到此为止，结束了，不要再去想它了，把它从脑门里赶出去，忘记掉，忘干净，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二哥显然不服气，憋着气说：“就怕忘不掉。我现在看见鬼子心里就来气，就想宰了他们！”父亲说：“现在大街上都是鬼子，你宰得完嘛。”二哥说：“总是宰一个少一个。”爸爸提高声音：“可万一宰到你自己头上怎么办？老古话说的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时候。跟你说老二，你要知道，现在不是以前，你在外面闯再大的祸，我们都能找到人给你摆平。现在是鬼子的天下，摆不平的，万一出事谁都帮不你。”二哥说：“老婆都被糟蹋死了，还能有什么事能比这大的。”爸爸骂：“你有完没完！你的老婆就是我儿媳，你难受我好受嘛，你受辱我光荣嘛！是男人就该拿得起放得下。”大哥说：“听爸的，收手吧。你媳妇要在地下有灵，我想她也该如意了，我们用九条狗命来抵她的债，够了，该满足了，不要再胡来了。一家老小都在鬼子鼻子底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我都要悔死。”
二哥到底干了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疯狂地乱杀日本人！父亲开杀诫是为了雪恨，雪恨后甘愿投靠田原，容忍他为所欲为，就是想过太平生活，不想过舔血的日子。他一直咬紧牙关，从不跟我们提起捣毁鬼子哨所的半个字，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家大业大，父亲早厌倦打打杀杀的日子，不想当英雄好汉，只想安度晚年，让子孙平平安安。可二哥经过那次杀鬼行动后，对杀鬼子上了瘾，整天往日本艺妓馆、日本料理店、日本领事馆等这些日本人出入频繁的场所钻，找日本女人发泄，找跟鬼子有关的人杀。他有两支点四五口径的柯尔特M1873陆军左轮手枪，每杀一个人，都会在枪上刻下一个记号。我后来见到这把枪时，上面已经刻有九个记号，就是说他已经杀了九个日本人。其实杀的都是一些醉鬼、嫖客、弱者，甚至是手无寸铁的日本军官的家属或子女。
第二天，父亲训斥他的声音也许还在他耳边缭绕，可他照样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这是阿牛哥后来告诉我的：那天二哥带着他驾着车穿街过巷，来到城外一个码头。那里曾经是我们冯家地盘，现在日本人统管了航运，我家的码头成了摆设，脏乱不堪，到处是废弃的物资、垃圾和报废的船只。阿牛看着这些，生气说：“你看，鬼子把咱们的码头糟蹋成什么样了，都成垃圾场了。”二哥说：“所以咱们也要学会糟蹋他们的东西，今天我就是要让你来糟蹋他们的东西。”阿牛哥问：“你不会是让我来杀鬼子吧，冯叔昨天才教训过你。”二哥说：“他不准我乱杀人，今天我们不杀人。”
二哥将车停在一个废弃的仓库前，要阿牛进去。阿牛听到里面有人在呜呜地呻吟，问他里面是什么人。二哥踹开门，将阿牛推进去。阿牛大吃一惊，屋里绑着一个清秀的女孩，嘴里塞着衣服团子，乌黑的大眼里充满惊恐和哀求。阿牛瞪着二哥吼：“你这是干什么？”二哥扯掉女孩身上的衣服，说：“糟蹋她！把她干了！”阿牛吓得要逃走，二哥把他推到女孩跟前，托起女孩脸蛋说：“你不敢？我告诉你她是什么人你就敢了，鬼子！你知道最后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是谁杀的，就是她爸，维枝太郎旅团长！别没出息了，把她干了，为八百壮士报仇，为你的两个嫂子和小妹雪恨。”阿牛哥当然不肯，他抓起地上衣服盖在女孩身上要拉二哥走，被抡了阿牛一拳。二哥恼羞成怒，破口大骂：“窝囊废！你不肯干是不是？过来，看着，学着一点。”掏出枪，潇洒地朝空中扬了扬，然后一下将枪口抵住女孩脑门，毫不迟疑地开了枪，恬不知耻地说，“这叫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此时的二哥已被仇恨和疯狂吞噬，他怀着一种他自认为的正义和使命感，把一个个陌路人送上黄泉路。他杀人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和理由，只要是日本人，只要机会成熟，就出手，就组织，就干。他把杀鬼子、睡日本女人当做替天行道，这注定要把我们家卷入一场更大的灾难中。
02
转眼到了春节。
为了冲冲喜，杀杀旧年的霉头，这年春节，家里天天放鞭炮，舞狮子。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家里张灯结彩，门庭若市，一派洋洋喜气。父亲请来了两台戏班子，在天井和后院分别搭台唱戏，中午摆了八大桌，款宴八方宾客，像在太平盛世中，家有迎嫁之喜。
作为皇军重点保护对象，我家门楼上平时都插着日本国旗，这天大清早，父亲张罗的第一件事是吩咐管家把那面“狗皮膏药旗”拆下来，代而替之的是两只大红灯笼。战争的阴影，亡国的辛酸，这一天似乎被父亲刻意张罗出来的欢喜掩盖了。但终归还是没有掩盖住，因为二哥把田原叫来了。田原一来，发现他们的国旗没有在老地方飘扬，手向天上一指，问二哥：“这是怎么回事？”二哥有情有理地对他解释了一番，恳求道：“今天就算了嘛。”田原语气虽然不乏客气，态度却是坚定的，说：“还是挂了好，你不挂我就不能进去，进去了万一被宪兵发现，我不好交代。”
没法子，只好又挂上去。
这天我的工作是在门口给客人胸前佩戴红丝条。田原看到他们的国旗重新飘扬起来，才接受我给他佩戴红丝条。看到那面脏兮兮的狗皮膏药旗又在飘扬，与两旁的红灯笼，还有结扎的彩球、彩条混杂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我心里气得鼓鼓的，恨不得手上的别针就是一把尖刀，直插田原胸膛。
客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有父亲的故交新朋，有母亲的亲眷家属，有大哥二哥的兄弟好友。当然有罗叔叔，还有一位二哥的狐朋狗友，上海滩上一个有名的纨绔子弹，是杜月笙的一个远房表侄，本姓李，但他经常自称杜公子。这两个人将给我家制造两件事，一件直接引来我家的灭顶之灾，另一件则间接地让我幸运地躲过一劫。
罗叔叔和杜公子有点过节，恰好他俩是接踵而来的。先来的是杜公子，由二哥接待，后到的罗叔叔是大哥接待的。太阳很大，罗总编戴一副黑镜，像个黑社会老大，后面跟着打扮入时的年轻夫人，样子有点儿做作。我注意到，杜公子看罗叔叔来了，轻蔑地哧一声，对二哥讥笑道：“你现在水深哦，连这个罗卜胡编也勾搭上了。”二哥说：“说什么，他是我爸老朋友，还是我小弟的干爹呢。”杜公子说：“哦，你们还这么亲。他可是个老滑头，你看他娶的那个小女人，很年轻呢。”二哥说：“这有什么，人家老婆不是在北平给日本特务暗杀了，凭什么不能娶。”杜公子说：“你看他办的报纸，跟共产党一个腔调，全是假大空。”二哥说：“你啊就因为前次人家报纸说你款捐少了，记仇。”两人不等罗叔叔走近，转身往里走。因为高宽的原因，我心里对可能是共产党的罗叔叔特别亲近，但罗叔叔并不知我们的关系——老关系不知道，新关系更不知道。罗叔叔心里只有小弟，见了我就问：“小马驹呢，我要跟他下棋。”
虽然小弟算命出名，但这不是他的正业，他正业是围棋，三四岁起父亲就培养他，十来岁时已在上海城里找不得到对手。我那时整天呆在家里，很苦闷，最后帮我走出困境的就是围棋。小弟每天陪我下棋、讲棋。棋道里藏着人道，事由因起，峰回路转，黑白世界里演绎的是人生起落沉浮。他在棋盘上让我看到了他的精彩，也让我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人在极度困境中很容易沉沦，也很容易拯救，所谓否极泰来就是这个意思。
这天来的人中，有两个人必须要介绍一下，一个是吴丽丽。她是我二嫂的表姐，二嫂死后又认我母亲为干妈，经常来我家玩。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当时军统上海站头目陈录公开包养的情人，二嫂死后她又跟我二哥偷偷相好上，所以认我母亲为干妈，这样可以经常来我家。我后来加入军统，靠的就是她这层关系，陈录。这是后话。
另一个人姓钱，是个银行老板，他是我母亲的远房表叔，儿子叫钱东东，是我在艺校的同学。就在春节前没几天，东东被一个鬼子当街打死，我了解的过程是这样的：那天下大雪，钱东东在街上叫车，好不容易才叫到一辆黄包车，却被一个临时赶来的中年人捷足先登。东东气愤不过，追上去骂一句：“操你的！”中年人立刻跳下车，怒目圆睁，用怪异的口音问东东：“你操谁？”东东看对方气势汹汹，加上听他说话，发现是个鬼佬，所以没顶撞他，只是申辩道：“这车是我喊的。”鬼佬并不跟他辩论，继续说：“你操我？我先操给你看。”说完一巴掌向东东打过来。东东挨了巴掌，没还手，算是让了，求和了。鬼佬还不解气，又朝他抡一拳，打在鼻子上，顿时流出鼻血。我认识东东，他性子很烈，在学校经常跟人打架，这时尽管他知道对方是鬼佬，可哪里能受得住如此挑衅。两人当街对打起来。真打了，他哪是东东对手，没两下就被打倒在地。车夫见此情景，叫东东快跑。东东跑了，可哪跑得过子弹，日本佬掏出手枪，朝东东开一枪，东东倒在地上，再也没站起来。
因为我是东东同学，钱叔叔主要是我接待的。说真的我没想到他会来，因为事情才过去半个多月，他一定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后来我知道，他来是另有目的，他想认识杜公子，让他在黑道上寻人替东东报仇。我是无意中听到钱叔叔和杜公子的对话的；上菜了，我没看见钱叔叔，四处找他。二哥说他应该在北厢房里，我便去那里找他，正好听到——
钱叔叔说：“我儿子才二十一岁，他的生活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就因为这句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又丧气又麻木，冰冷的，“这句话满大街的人都在说，都没有事，可我儿子却因此丢掉了性命。我看见他躺在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手伸在半空中，像在等我去拉他起来。我去拉他，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我大声喊他，东东，你怎么啦，起来跟我回家吧。他一动不动，连流出来的血都凝固了，结冰了。他死了。我儿子死了。我无法接受，希望杜公子帮帮我。”
杜公子说：“我怎么帮你？”
钱叔叔说：“这是任何一个父亲无法接受的。”
杜公子说：“是，这我知道，哪个父亲都接受不了。可我不知道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钱叔叔说：“我要给儿子报仇。”不等杜公子发话，钱叔叔又说，“我要杀了他！”
杜公子说：“那你怎么来找我？”
钱叔叔说：“我没人可以找，我一直在金融界混，身边没有这种人。”
杜公子说，明显是生气了：“难道我是这种人吗？你听谁说的？杀人放火的事我从来不干的。”
钱叔叔说：“我知道。”
杜公子说：“既然知道怎么还来找我？”
钱叔叔说：“只有你才找得到这样的人，帮帮我吧，我给钱，要多少钱我都给。”
杜公子说：“钱？你认为谁会为钱去卖命？现在谁敢去找鬼佬的麻烦，躲得来不及！老兄，我很同情你，但我告诉你，没有人会为钱去杀一个日本人的，现在，除非你自己。”
谈话到止结束，钱叔叔很扫兴，最后连饭都没吃匆匆走了。这事本来跟我们家毫无关系，八杆子打不着，谁想得到，后来竟像变戏法似的，七变八变，变成了给我家招来灭门大难的祸水。要不是罗叔叔曲里拐弯地把我赶出家门，我也是必死无疑。
03
那天罗叔叔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我父亲留下他说了点事，其实说的就是给我找对象的事。他走的时候已经九点多钟，夜深了，演戏的人都走了，看戏的人也走了，闹热的冯公馆一下安静了。我在天井里帮徐娘和小燕收拾东西，罗叔叔和父亲、母亲一行从父亲办公室出来。罗叔叔看到我，把我叫过去，表情暧昧地说：“嗯，确实是长大了，完全是个大姑娘了嘛，今年是二十几了？”妈妈跟过来说：“二十一了。”罗叔叔的口气更神秘：“看来我是该履行责任了。”我以为他说的是让我去他那儿工作，说：“我才不当记者呢。”罗叔叔笑道：“谁让你当记者，工作的事我就不管了，让你爸爸管吧，他在上海有那么多关系，肯定会管得比我好。”我问：“那你要管我什么？”罗叔叔看看我父母，母亲接住话头，对我说：“罗叔叔要替你介绍对象。”罗叔叔说：“关键是老天给你派了个人来，我上个月刚认识，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写诗写小说，非常有才气，家里也不错，父母亲都是大学教授，仪表也是堂堂的。怎么样，有兴趣吗？”我拉下脸，说：“没兴趣。”罗叔叔说：“你见了就会有兴趣的。”我说：“我才不见，我不需要。”父亲笑了笑，饶有兴致地说：“你不需要，我们需要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我马上想到他们把罗叔叔留下来是在谈这事，顿时火冒三丈，掉头离去。
我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也许他们把我的这种强硬态度理解为不好意思。第二天，罗叔叔带着那位仪表堂堂的“高材生”上门来见我，我死活不肯下楼，父亲上来请我也不领情，让他们非常生气。等那人走后，父亲对我大发一通火，我一气之下，把我和高宽恋爱的事情一五一十跟他们亮出来，高宽的照片，信，都翻出来给他们看。我哭哭啼啼地告诉他们，我跟高宽是怎么恋爱的，我们曾经有多么好，好了有多长时间，现在又为什么分了手。但分手的原因我是胡编的，我说：“我把我被鬼子强暴的事跟他说了，他接受不了，就跟我分了手。”我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时间，有地方，地方就是双鱼咖啡馆，时间就是那一天。我父母亲完全相信了，因为这是我这几个月来唯一一次出门，他们都记得这事。我这么说的目的是要他们别管我这闲事，因为管不了，没人会娶我这个“烂柿子”的，死了心吧。
但我父母没有死心，他们背着我让阿牛哥去找高宽，他们想同高宽私下谈一谈，争取改变他。我后来知道，当时高宽已经接到命令要去重庆，阿牛哥找到他时他正在准备行装，很忙碌，没时间接待他，加上一听是我父亲要见他，一股恶气涌上心头，态度很恶劣，说：“堂堂的冯大人要见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富家子弟，他的女儿我高攀不上。”高宽以为我嫁给富家子弟一事是真的，父亲听这“回音”，以为真是他把我抛弃了。很奇怪，那段时间，我违心撒的每一个谎言都能成真，无人能识破，这就是命。
高宽，一个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深深爱我的人，都无法接受现在的我，要忍痛割爱，要分道扬镳，更何况那些未来的萍水相逢者。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推理。所以，我的现状，我的婚姻，让我父母亲伤透了心，绝望了。为了确保我未来的婚姻，他们绞尽脑汁，用尽心机，另辟蹊径。很快，他们安排我出国去旅游，不可思议又不言而喻的是，给我安排了一个陪客——阿牛哥。陪我出国旅游是假，创造机会让我们培养感情是真。他们怕我嫁不出去，想让阿牛来收购我这个“废品”！
这无异于我养了几个月的“伤口”又被扒开了，并且撒了一把盐。我欲哭无泪，既没有争辩也没有伤心，是一种心痛极了、失去反抗的麻木和冷漠。我可以想象，呆在这个家里我的伤口将不断被人以关心和爱的名义打开，因而永远不可能愈合。与其留下来受煎熬，不如一走了之。这天晚上，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我写了好几份留言，有的很长，都撕了，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爸爸，妈妈，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就权当我死了。
就走了。
像一只迷途的鸟永远飞出了巢。
04
当一个人真心要躲起来，别人是很难找到的。我连夜离开上海，坐车，又坐船，第二天傍晚才到达目的地：一个跟我家里从来没有来往过的女同学家里。这里离上海市区有四五十公里，没有汽车，没有邮局，没有警察，只有水牛、桑树、竹林、池塘、鸡啼、鸟鸣。同学的父母都是养蚕的桑农，我每天在鸟叫声中起床，吃过早饭出门，和同学一起去桑园摘桑叶，下午去河里摸螺丝、网鱼，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觉。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变成一个新人，没有过去的荣华富贵，也没有过去生不如死的苦痛，我在用疲倦和粗糙的生活抹平痛苦，只有晚上失眠时，痛苦才会重新造访我。不过总的说，我对现状是满意的，如果允许，我愿意就这么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
当然是不可能的，我偷跑出来，身上没带多少钱，同学家靠养蚕谋生，生活十分结拮。同学有两个哥哥，原来都在军队里，大哥还当了团长，每月给家里寄钱，在村里算是有钱人家。可是大哥去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二哥的部队在浙江被打散，至今生死不明。我怎么好意思寄生在这么一个被悲伤的阴影日夜笼罩的农家中。呆了不到一个月，我悄悄溜回城里，寻找新的出路。我找到另一个同学，小学同学，她是个犹太人，父母在教会工作。我想去当修女，希望他们帮我联系。他们答应帮忙，让我回家等消息。我又回到乡下同学家里，不到半个月犹太同学通知我去南京拉贝先生办的女子教会学校读书。这是我当时最向往的一条出路，看到通知书后，我激动得哭了。
乡下同学一直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她曾多次问过我，我都敷衍过去。小痛才会叫，痛到极限时是无声的，麻木的，对谁都不想说，因为没有谁可以为你为分担减痛。现在的我更相信，人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已，很渺小，很脆弱，因为人世太复杂，太冷酷，太残忍。我到最后分手也没有跟她说明真相，真的不想说。我了解自己，我不需要安慰，我要行动，要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没有生活的生活。
第二天，我告别同学，出发去南京。我要去拥抱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又残酷地把我留下了。我提着少有的行李，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进月台，一个警察突然把我叫住：“你，站住。”我只好站住。
“你去哪里？”
“南京。”
“票，拿出来我看看。”
我递上票，让他看。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柱子上的通缉令，惊呆了。警察看完票还给我，让我走，可我像是被钉在地上，动弹不了。
警察发现我在看通缉令，顿时变得严肃地责问我：“怎么，你认识他？”
我当然认识，他是我二哥！
下面的事是后来二哥告诉我的：
那天，是二哥介绍钱叔叔和杜公子认识的，两人交谈后心里都有气：钱叔叔愿望落空，心情郁闷，当即走了；杜公子也是心气不顺，找到二哥发牢骚。二哥问怎么回事，杜公子说：“他让我去杀人，杀鬼佬，神经病！”二哥详细了解情况后心里暗喜，他那时正处在疯狂杀鬼佬的热情中，有人愿意出钱要一个鬼佬的人头，正中他下怀。
当晚，二哥便登门造访钱叔叔，把“生意”揽下来。
跟踪几天后，二哥把打死东东的那个日本佬的情况已摸得很清楚：他年纪五十岁，是日本某新闻社驻中国记者，住在闸北区胡湾路上的一个院子里，每天上午很少出门，晚上经常很迟回家，有时也睡在外面。他有个固定情人，是个唱昆剧的小戏子，住在大世界公园附近的一条弄堂里。他虽然身上有枪，但身边没有任何随从，似乎很好下手。一天晚上，二哥把自己扮成车夫，骑一辆黄包车，守在戏子楼下。只有他一辆车，鬼佬从楼里出来，别无选择地上了他的车。二哥拉着他，轻而易举送他送去见了阎王爷。
二哥啊，疯狂的二哥，你太大意了！你不想想，一个记者身上有枪，且敢当街打死人，说明他决不是一般的记者。确实，他不是一般人，他是有后台的，他的同胞兄弟山岛鸠晶，是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部的第三号人物。
山岛怎么会让自己的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他发动宪兵队开始进行兴师动众的全城大搜捕。于是，一条条线索被疏理出来，最后自然理到钱叔叔头上。钱叔叔被鬼子带回去行刑逼供，一天下来皮开肉绽，倒是没开口，为了保护二哥。可到了晚上，鬼子把钱叔叔两个女儿又弄进来审，还威胁钱叔叔，如果天亮前不把人交出来要处死他两个女儿，逼得他精神崩溃，供出了二哥。宪兵队押着钱叔叔连夜闯到我家抓二哥，结果因为抓不到人恼羞成怒，大开杀诫，最后连猫狗都不放过，见人就杀，见活物就灭。唯有阿牛哥和二哥，那天正好被父亲派去外地找我，没在家，侥幸躲过一劫。
是我救了他俩，也可以说是我毁了这个家！我后来经常想，如果鬼子那天在家里抓到二哥，会不会就手下留情，饶过这一家子人呢？进一步想，如果我没有离家出走，鬼子当天很可能抓好到二哥，我的家也可能不会就这么被毁了。我恨死自己！
灾难让我走出困境。
我决定要好好活下去，为我父母而活，为他们报仇。我血液里流的是冯八金的血，该不是个胆小怕死鬼的血吧。第一件事，我要找到二哥。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我想吴丽丽可能会知道，便去找她。丽丽姐的男人在上海是有家室的，军统工作又秘密，去会她的机会其实很少，大部分时间她是一个人，很无聊，便经常邀母亲和二嫂去打牌。上海沦陷前我陪母亲去过多次，一栋黄色的独门独户的小别墅，有一个佣人叫何嫂，我也认识。那天我敲了好长时间的门，何嫂才来给我开门，开了门又不想让我进去，说丽丽姐不在家。我问她在哪里，何嫂说她已经几天没回家了。我注意到，何嫂神情紧张，说话语无伦次，便不管她阻拦，硬推开门闯进去。
屋里很乱，楼上的家具都堆在楼下，要搬家的样子。我问：“怎么回事？要搬家吗？”何嫂说：“是的。”我问：“搬去哪里？”她说不知道。我预感是出事了，问她：“出什么事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小姐已经三天没回家了。”我问：“陈先生呢？”我问的是丽丽的男人。何嫂说：“先生今天上午来过一回，说这儿已经被鬼子盯上，让我赶紧整理这些东西，准备搬家。”我沉吟一下，问她有没有见过我二哥，她说十几天前见过，最近没见过。我问她：“你知不知道我家的事情？”她说：“咋不知道，出事后二少爷就躲在这儿，天天哭呢，天杀的鬼子！”我问她知不知道现在二哥躲在哪里，她不知道，说：“满大街都贴着他头像，我想他应该不在城里。”会在哪里？我看见电话机，决定给罗叔叔打个电话问一问。
罗叔叔一听见我声音非常震惊，问我在哪里。听说我在吴丽丽这儿，他在电话那边不禁地叫起来：“天哪，你怎么在那里，马上离开那里，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你在那里，快走，越快越好。”我小声说：“已经有人看见了。”他说：“不管是谁，一定要堵住她嘴！”他给我一个地方，让我速去那里。我挂了电话，联想到何嫂刚才说的情况，我猜测现在这儿可能已是非之地，便吩咐何嫂：“不要跟先生说我来过这里，跟任何人都不要说，鬼子都以为我死了，谁要知道我还活着，万一被鬼子盘问起来，对你反而是多一件事。”何嫂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知道你家一向对吴小姐好，我不会伤害你的，老天保佑你平平安安。”说着流了泪。她这话、这样子让我怀疑，丽丽姐已经出事，肇事者可能就是她男人，陈录。
05
我赶到罗叔叔指定的地方后，一个小老头推着黄包车上来跟我搭话，确认我身份后，他让我上车。车子走了又走，从城里走到乡下，沿着黄浦江一直顺流而下，不知道要去哪里。原来罗叔叔已经安排二哥这天晚上离开上海，我算出现得及时，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几个小时后，在江边的一个阴冷潮湿的涵洞里，我见到了比父亲还要苍老的二哥——见到之初，我以为是父亲！从见到我始，不管我问什么、说什么，二哥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他不但老了，还傻了。悲痛和饥饿让他变成了废物，变成了哑吧，变成了一个傻瓜。他已在这个鬼地方躲藏三天，一直在等机会离开，今天晚上终于有一艘船要给鬼子去嘉兴运粮食，船老大姓赵，与罗叔叔是同一个村的，交情笃深。他妻子姓郭，是个大胖子，比赵叔叔要大半个人。后来赵叔叔和郭老姨都去了南京，郭阿姨代号老P，就是香春馆里的那个老板娘。赵叔叔代号老G，一直跟着我和高宽，名义上是我家管家，实际上是电台报务员，同时兼管高宽的安全，高宽外出执行任务时一般都带着他。别看赵叔叔个子小，力气可大呢，扛着两百斤一袋的大米上船，如履平川，面不改色，大概是经常撑船锻炼出来的。
当天晚上，我和二哥一起跟赵叔叔的船离开了上海，这个伤心之地！我以前从没有见二哥流过泪，可这一路上他都在流泪，无声地流泪，常常泪流满面，睡着时也在流。最后泪水变成了黄水，有一股脓臭味，显然是泪水灼伤了眼睛。等我们下船时，他双眼已经肿得像嘟起的嘴巴，眼皮子红红的，鼓鼓的，眼眶只剩下一条线，根本睁不开眼——这下子，他不但成了哑吧，还是个瞎子，走路都要人撑扶。
赵叔叔把我们安排在嘉兴码头附近的一户农户家里，主人家的老爷子懂一点中医，给二哥熬鱼腥草的水喝，又用艾草灸脚踝上的两个穴位，两天下来眼睛的肿总算消下去。第三天，有只小木船来接我们，上船后我发现竟是阿牛哥！原来阿牛哥把我父母的尸骨带回老家安葬了，然后一直躲在乡下。罗叔叔想把我们送回乡下老家去避难，又怕鬼子去过村里，有埋伏，所以先回去侦察一番，结果遇到阿牛哥，当然就安排他来接我们。罗叔叔真是我们的福星，我们三个天各一方的人，就这样又有幸相聚在一起。
二哥见了阿牛哥后，号啕大哭一场，这才开始张口说话。在回家的路上，他断断续续地向我和阿牛哥讲述了他干的傻事——帮钱叔叔杀人得赏，和这一个月来东躲西藏的经历。这段经历里，吴丽丽和她男人陈录扮演了重要角色，高宽牺牲后组织上让他接任老A工作前，要求他对这段“历史”有个交代，为此他专门写过一个材料：
我家被鬼子满门抄斩后，我没地方藏身，就去找了吴丽丽。当时陈录不在上海，说是在浙江，很少回来，吴就把我留在她屋里。但事实上陈根本没离开上海，所以这么骗吴，是因为她老嫌他来看她的时间少，缠得他心烦，才撒谎说走了。我呆到第三天，陈得到口风，说我跟吴住在一起，当天夜里就闯来捉奸。我越窗而逃。看我逃跑后，他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没有对吴提我。吴以为他不知情。其实陈是老军统，哪里骗得了他。我毕竟是匆忙逃走的，在房间里留下很多破绽，陈心里明白我刚逃走，他所以不提我，是为了稳住吴，好寻找下一个机会。我曾经以为，陈即使知道我和吴的关系也不至于对吴起杀心，因为他早想把吴甩掉。谁想到他已经暗中和鬼子勾搭上。他抓我哪是捉奸，就是为了讨好鬼子，好去找鬼子领赏。
我离开吴后，本想马上离开上海，但两个原因促使我留下来：一个是我恰巧在街上遇到一个以前我帮过的人，他正好在吴丽丽家附近开了家客栈，并且保证一定会保护好我；另一个是，当时大街上已经四处贴了抓逮我的通缉令，我想到小妹点点肯定就在城里，也许会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一定会去找吴丽丽了解家里情况。小妹是我惟一的亲人，我不能抛下她不管，这么一想我决定等一等再说。我住下来后，让客栈老板给吴丽丽捎信去，这样万一小妹去找她才找得到我。
吴丽丽是个不大有心计的人，她以为陈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知道我住在哪里后经常抽空来看我，给我送吃的、用的：我的枪都还在她家里呢。哪想到，陈录已经把吴丽丽佣人何嫂收买，吴经常外出，老往一个方向走，让何嫂觉得异常，向陈汇报了。陈便派人跟踪吴丽丽，几次跟下来，我的情况全被摸清。一天晚上，吴丽丽来的比平常晚，而且是空手来的，没给我带吃的。我说，你既然来该给我带点吃的，我还饿着肚子呢。她说今天陈带她出去应酬了。我说，那你可以不来。那天我情绪不好，说话很冲，我们闹了点不愉快，把她气走了。可想到我还没吃晚饭，她出去后又给我买了东西回来，让我很感动。她说，我就知道你这德行，坐牢了还要人服伺，我是前辈子欠你的。我说，行了，别做怨妇了，麻烦不了你几天了。
我想小妹可能已经离开上海，我也不能老是这么等下去。我说我准备走了……就这时，我突然神经质地感觉到外面好像有动静，停下来侧耳听，又打开窗户看，末了又让她出去看看。
她出去了，我把身上和枕头下的枪都取出来，警惕着。不一会，她在外面喊：二虎，快跑！我刚跑到门口，她又喊：快跳窗跑，敌人来抓你了！她话音未落，一个“鬼子”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举着枪冲进我房间。我率先开枪，打死了他。接紧着，一伙“鬼子”迅速从楼梯上冲上来。丽丽冲进屋，关住房门，对我喊：快跳窗跑！我让她一起走，她说敌人是来抓我的，她没事……话没说完，外面枪声大作，门被射穿，丽丽中了弹。负伤的丽丽死死顶住门，为我争取了十几秒钟，我才得以跳窗逃走。吴丽丽就这样死了，那些人都穿着鬼子的制服，其实是陈录的手下，那个被我打死的人我认识的……
陈录借鬼子的名义杀人，是够狠毒的，但后来这事恰好被我利用。我到重庆后，把假鬼子说成真鬼子，这样陈录便有勾结鬼子的证据，直接导致他最后没有当成上海军统站站长。这是他觊觎已久的位置，之前也已经代理多时，按理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想到被人夺走。到手的鸭子飞了，他一气之下投靠了李士群，身败名裂，引来杀身之祸。
这是一九三九年冬天的事，戴笠下令，要不惜代价铲除叛徒陈录。那时我已被陈录亲自“发展”为军统，正在重庆歌乐山上接受培训。为博得军统信任，我主动请缨，趁机潜回上海，家仇国恨一起报。我也因此博得戴笠信任，被他调到身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