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鸿宝之大盂鼎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圆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颈及足上部饰兽面纹，腹内侧铸有铭文，为康王时贵族盂所作的祭器，是目前出土的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造型浑厚典丽，工艺精湛，是世间珍宝。
大盂鼎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铭文中记载的是康王向盂（人名）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都非常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是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及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就书法艺术而言，其铭文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体现出端严凝重的艺术风格，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在成康时代当居首位，是西周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大盂鼎又称盂鼎，之所以冠以“大”字是为了区别于小盂鼎。这两个鼎同时出土，但小盂鼎原器已失，仅存铭文拓本。
左宗棠报恩，潘祖荫得宝
大盂鼎道光初年（公元1821年）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出土后，首先被当地士绅宋金鉴收藏，不久即易手归岐山县令周庚盛所有。此后大盂鼎又被辗转卖至北京琉璃厂待售。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宋金鉴会考得中，拜翰林，遂以银三千两将大盂鼎购回，收藏于府中。谁知好景不长，仅十余年时光，至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宋氏后人允寿将大盂鼎作价七百两白银转让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僚属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以表孝心（一说为左花重金购得）。
左宗棠在发迹前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军务。其自视极高，恃才傲物，不免为人所诟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左氏，且多方打点、疏通，左宗棠才得以脱罪。潘乃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之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潘氏位高权重，足可保全大鼎无虞。至潘祖荫亡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他珍玩一起，由水路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鼎作为先人故物，被视为传家之宝，从不轻易示人。
几经觊觎，终得归所
潘祖荫去世后，荫蔽潘家的大树已倒，包括大盂鼎在内的众多古玩珍器被无数道贪婪的目光觊觎着。光绪末年，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据大盂鼎为己有，均为潘祖年所拒。但端方始终是潘家的大患，直至端方被新军所杀，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过端方之难。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购买大鼎，出价数百两黄金，但潘家不为所动，一口回绝。
三十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场展览会，邀潘家把大鼎拿出来参展，想借机占有大鼎。但是如此拙劣的伎俩被潘家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邀请。
1937年日军侵华，苏州很快沦陷。潘祖年已去世，国将不国之际，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才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此后潘氏全家到上海避乱，潘宅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日军司令松井也查问潘家的收藏，但反复搜查均无所获。日军占领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几次盗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卖给洪姓古董商人。由于大鼎过于沉重，无法搬动，得以幸免。
全国解放后，潘家后人见人民政府极为重视对文物的保护，经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及另一件珍藏大克鼎捐献给国家。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得以重见天日。大盂鼎原藏上海博物馆，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持。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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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湖南湘阴人（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
左宗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和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后者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左宗棠是收复伊犁的第一功臣，著名的爱国将领，精通文韬武略。1885年病故于福州。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大克鼎
——西周晚期青铜礼器的代表
大克鼎是西周晚期著名的青铜器，它与大盂鼎有一段相同的命运，似失散多年的姐妹，颠沛流离后重逢，幸赖潘家的庇护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不管是机缘巧合，还是历史的眷顾，我们对此都心怀感恩。
重器鸿宝之大克鼎
大克鼎比大盂鼎晚出土70年，又名克鼎、膳夫克鼎，是西周晚期著名的青铜器。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
鼎腹内壁上铸有长篇铭文，共28行290字，通篇铭文布局在整齐的网格之中，每格一字，美观端庄。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铭文内容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克对其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德行，能辅协王室，仁爱万民，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铭记着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第二段是册命辞，周天子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还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吏和乐队，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封赏，乃铸造大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
大克鼎于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钟六件、镈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辗转多人之手，后入主潘家，竟与大盂鼎殊途同归。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殊途同归
大克鼎曾经为津门人士柯劭忞收藏，而柯氏恰好是潘祖荫的门长。未几，潘氏得知柯氏有大克鼎入藏后，歆羡不已，亲往求让。稍加协商，大克鼎即易主归了潘祖荫所有。三十年前，潘已藏有大盂鼎，于今又得大克鼎，两大礼器至尊殊途同归，齐聚潘府，可谓壮观，潘氏的金石声名也由此益盛。盛名之下，不免引来诸多文人雅士及显贵上门，以求一睹二鼎的尊容。但潘氏奉二鼎若拱璧，不予示人。为此潘家还得罪了不少人。
孰料，潘祖荫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即撒手人寰。其弟潘祖年深知官场险恶，怕哥哥的去世使潘家失去庇护，觊觎两鼎之人甚多，难免会遭人暗算。于是经过族内商议，决定举家迁回故乡苏州。大克鼎和大盂鼎以及大量钟鼎珍玩就此随潘家离开京城，落户到了苏州。
在此后的日子里，大克鼎、大盂鼎等潘家珍藏历经端方强索、国民党当局诱骗以及日本占领军搜查等诸多磨难。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获得新生，由潘祖年的孙媳妇潘达于献给了国家。
潘达于18岁时丈夫去世，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是大鼎的实际看护者。她视大克鼎如生命，历尽劫波，终于把它保护起来，最后又把它送进文物殿堂——上海博物馆，完成了作为收藏家的最神圣的使命。她本姓丁，因为所有收藏都是潘家遗产，她是代表潘家捐献，故改姓潘。继献鼎之后，在子女的支持下，从50至60年代，潘达于又分批向国家捐赠了大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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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举行，与会的各国贵宾来到有“中国文物半壁江山”之美誉的上海博物馆，参观了这里的青铜馆和瓷器馆。巨大的展馆内，不时传出惊叹声。在名闻天下的国宝“大克鼎”展柜前，贴近玻璃外罩，大家仔细地观看大克鼎的铭文，询问起它的历史，并为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而由衷惊叹、心悦诚服。几千年后，它依然代表着中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吉祥物：大克鼎会成为吉祥物，这也许是我们的先人在铸鼎时万万没有料到的。别说是古人，就是现代人，也很难有此奇想，但这已经是事实了。虽然大克鼎从清末离开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北京一家闻名遐迩的百年老店——全聚德，在2003年请大克鼎作了吉祥物。据说是因为大克鼎的“大克”两字的读音，正和英文duck（鸭子）谐音的缘故。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大克鼎故事的一个精彩花絮。
聚首：四十五年过去了，上海博物馆有情有义，为了让大克鼎和大盂鼎的捐赠人潘达于老人重见两大宝鼎聚首的盛况，特地在老人百岁诞辰时将大盂鼎从北京接回上海，于2004年2月29日至3月6日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除了向这位世纪老人表达我们的敬佩和感激之外，也让后人再次目睹了两大宝鼎的风采。
毛公鼎
——记载铭文最多的宝鼎
毛公鼎，西周三大青铜重器之一，已发现的记载铭文最多的宝鼎，在战乱年代同样难逃颠沛流离的命运，它的不断转徙除了证明自身的价值外，还为我们揭示了乱世中的世态人心：小人看到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和金钱，而真正的中国人看到的，是它对历史和民族的意义。
鸿篇巨制
毛公鼎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7公斤。毛公鼎器形作大口，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浑厚而凝重，整个器表装饰十分整洁，显得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庄重的气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宣王时（公元前828年—公元前782年）的一件重器，应该是周宣王的叔公毛公所铸，鼎因铸者毛公而得名。
毛公鼎内壁刻有497字的铭文，共32行，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乃迄今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之最。除了史料价值，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和书法研究方面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是金文的经典名作。
毛公鼎内铭文，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委任毛公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全铭文基本引述周王的册命话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
这篇铭文表达了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历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是一篇金文书法的典范。这篇煌煌巨制，不仅在内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艺术上也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铭文的笔法端庄，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郭沫若先生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
毛公鼎出土后在民间转手多次，抗战期间险些被日军夺走。日本投降之后，收藏者将鼎捐献出来，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其镇馆之宝。
历尽劫波
毛公鼎于道光末年（公元1850年）在陕西出土后，岐山知府将大鼎视为“摇钱树”，他暗中找到省城古董商苏亿年、苏万年兄弟，将大鼎卖了一马车银元的好价钱，然后他用这堆银元给自己捐了个大官。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苏家兄弟打扮成商人模样，将大鼎藏在布匹堆中，雇了几个保镖，赶着两辆马车向北京奔去。到了河南境内，遇到一群土匪，双方厮打起来，终因寡不敌众，只好将后面那辆装载布匹的马车扔给了土匪，保住了大鼎。到京后，他们请来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鉴定，陈深知“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西周青铜器铭文越长越珍贵，于是陈介祺当场拍板买下了这件宝物，以三年俸银之重金为代价购藏。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不肯示人。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20年。
到本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内交鼎，将毛公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因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被新军刺死。当时有人说，端方不该强占毛公鼎，地下的东西煞气太大，他压不住。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也无力赎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