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代战乱对桂林古建筑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撇开自然因素对桂林古建筑带来的破坏不谈，对古建筑造成破坏更多的是人为因素。战争是对古建筑造成破坏乃至毁灭性灾难的头号元凶。
早在南宋末年，宋王朝为了维护它的统治地位，对号称“西南会府”的桂林筑城防守。筑城工作从宝佑六年（1258）到咸淳八年（1272），历时达十四年，范围包括了漓江以西，榕杉湖以北，桂湖以东，鹦鹉山、铁封山以南，在建成之初就受到蒙古统治者的侵扰，短短的时间内，好端端的一个宋城经过一场殊死血战，到处都是一片残垣断壁。
有明一代，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册封他的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洪武五年（1372）在桂林独秀峰下修建王府，洪武二十六年（1393）修筑完成，历时20余年的工程不是用“浩大”二字就能概括得了的。靖江王府在经历了250多年、繁衍了13代藩王之后的1650年，定南王孔有德攻入桂林，将靖江王府据为定南王府。孔有德在这亭阁楼榭间快活逍遥了仅仅两年，农民起义军李定国就于1652年杀进桂林城。孔有德眼看情势不妙，举火自焚。一座建筑华美、规模宏大且具有250多年历史的王府顿时化为焦土瓦砾，剩下的除了月牙池，就只有这座石头城和承运门、承运殿的台阶而已。清代顺治十四年（1657）在王城内兴建贡院，1921年孙中山北伐在此设大本营。抗日战争敌机轰炸，清代以来的建筑再次化为乌有。
从明末清初到抗日战争，桂林因战乱被毁的建筑不计其数，很多都是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满城的战火、遍地的硝烟，桂林已经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
十年浩劫，城市建设对古建筑的破坏令人心碎。
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恢复生产建设，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未能引起重视尚可理解。当中国的经济建设经过近20年的努力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众多的文物古迹遭遇劫难，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破四旧”把所有的古寺庙拆毁。我亲眼见到尧山的茅庵、天赐田的白云观其建筑被人拆毁时，梁柱是八人加杠抬下山的。位于尧山的靖江王墓群在解放初还有很多王陵的地面建筑保存完好，在“兴修水利”、“废物利用”、“破四旧、立四新”等一串串颇具煽动性口号诱导下，明代砖室墓的墓砖被拆来建抽水机房，墓围石用来修石拱桥，大块大块的神道碑用来搭建平板桥。精美的石作仪仗被支解以修河堤、筑堰坝，尧山西麓300多座靖江王墓没有一座能逃出这次劫难。
城市的建设发展，按道理是在保护古人留下的珍贵历史文化的前提下谋求发展。民国二十二年（1933）桂林城内开始扩建街道，为了扩宽永宁桥（南门桥）至阳桥马路，拆除了宁远门和阳桥鼓楼以及榕树门（古南门）附近的城墙，毁坏了青石板道。民国二十四（1935）年拆除了抚台衙门。民国三十（1941）年拆除了中正桥（今解放桥）以南到今漓江剧院一带的滨河古城墙。民国三十一年（1942）为修定桂门漓江河堤码头拆除了水东门至定桂门的城墙。民国三十三年（1944）日军攻占桂林，桂林成为一片焦土。我国早在1950年就颁发了众多的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法令法规。可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就连《文物保护法》对某些人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20世纪90年代初，桂林要拓宽翊武路，在修驳堤、拆民房过程中，一段宋代城墙显露了出来，粗略估算也有将近1000米。这段宋代翊武路城墙是南宋宝佑六年（1258）至咸淳八年（1272）筑城时的遗物，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保存基本完整的这段城墙，是研究桂林城池沿革与发展，印证鹦鹉山摩崖石刻《静江府城图》的实物例证。遗憾的是，1000多米长、2米多高且有完整藏兵洞等防护体系的城墙，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这一彻底性的毁灭比战争更可怕，战火可以烧毁地面建筑，但毁不掉基础。因为这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是不可再造的资源！
（二）乡间古建筑的保护亟待加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依照国家的相关法令法规，我市一些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古建筑分别被公布为国家级、自治区级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缘于诸多因素，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都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更何况是散存于乡间的古民居建筑群呢。农民把土改时斗地主分来的古民居当作私有财产，拆旧屋建新房者有之，任其漏雨塌毁者有之，粗心大意，被大火焚毁者有之……
在阳朔县某著名古民居群中，我们亲眼目睹了农民把古民居建筑中的精美门窗拆卸下来，出售给文物贩子。桂林、阳朔一带的工艺摊每年出售的古代木雕制品数量可观，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是古民居、古寺庙。而灌阳的唐景涛故居是一处占地面积硕大的清代庄园，它建有花园池榭、书楼糟坊和三开间三进深的主建筑群，精美完整的门楼被一场大火彻底烧毁。村民们扼腕叹息，历史学家、考古工作者和建筑设计师们见了这一惨状，无不痛心疾首。
古民居群中因农民手中有钱之后被改建、拆建、无辜被大火焚毁的事件也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现存为数不多的古建筑也因年久失修而崩塌毁坏。即使是有关部门想修缮或复原这些古建筑，但因为对桂林古建筑的风格特点把握不准，在维修中未能按原貌复原，甚至一意创“新”，很多原来是小青瓦的被换成了琉璃瓦，饰面贴上了釉面砖，就像是清朝末年头戴瓜皮帽、脚穿布底鞋，上身穿西装的遗老遗少，给人感觉土不土洋不洋，十足的“四不像”。
如何保护好当今存世不多的古建筑，从国内外对古建筑保护的先进经验来看，不外乎以下五点：
（1）在古建筑周围的新建筑，其外观要与原建筑相协调，并相应地控制建筑的体量和高度，只能相得益彰而不能喧宾夺主。
（2）明确谁使用谁维修的原则，不得随意改建、拆毁古建筑，也决不允许改变古建筑的外观色彩和质地。
（3）对一些相对分散的古建筑，可以采取迁建的办法，集中在一处进行保护和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
（4）对一些古建筑相对集中，且地理环境优越的地方，不妨将其开发成民族民俗方面的旅游项目，使保护和开发并举。
（5）加紧对古建筑保护维修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古建筑的设计、施工及其制作工艺，自古以来都是口授心传，父传子承，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极少应用这门技术，加快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已属当务之急。
一个国家有它的历史文化，一个城市有它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桂林也不例外。如何把桂林范围内的古建筑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使之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财富，是我们每一个桂林人共同的责任。让我们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爱护这些存数不多的古建筑，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祖业，守护好我们人类共有的财富！
七、桂林古建筑的开发利用
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利用好古建筑这一资源，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如何开发，怎样利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靖江王府是明代众多藩王府遗址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全国亦属少见，国务院于1996年将其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一处重要遗址，其开发利用当然要按原有的规制复原，建筑“悉依王制”，展示明代靖江王府时期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餐饮娱乐。游人进入王府，首先可以领略藩王府第的壮观与恢弘，感受北有故宫、南有靖江王府的尊贵与显赫。深入其间，可以品味明代王公贵族们的生活情景，还可以品尝桂林独有的风味小吃，看看清代贡院中的科举考试场景。游人也不妨当一回“秀才”，体验一次“金榜题名”的滋味。
西庆林寺原址在西山前面，依山临水，环境十分优雅。恢复西庆林寺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恢复岭南五大禅林之一的规模，让游人了解南方佛教文化的产生、发展及源流，了解古代佛教艺术的成就，感知博大精深的禅宗哲理，对丰富桂林的旅游资源大有裨益。
雁山别墅地处桂阳公路桂林黄金旅游线中段，有着独特的造园艺术水平，是一处遐迩闻名的岭南名园。全面恢复雁山别墅作为一处旅游景区来经营还是大有前途的。所谓恢复，就是要拆掉一切新中国成立后的建筑物，按原样恢复同治年间雁山别墅的各组建筑，修复现有建筑的外观。全面修复后的雁山别墅，可开设琴棋书画馆，湖内植并蒂莲，湖面饲鸳鸯鸟，湖中置画舫，湖边设餐馆供品茗。方竹手杖、绿梅盆景，游人在园中能观能赏，有吃有玩，还能看到全国唯一与真山真水巧妙结合的古代私家园林，实在是一件妙不可言的好事。
桂林有着众多的古民居，它们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早在1998年7月，阳朔兴坪的渔村就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访问而声名鹊起，可惜辉煌不再。一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村民在村中新建成的小洋楼破坏了原有的古朴韵味，二是收费的不合理使游人望而却步。灵川九屋江头古民居的开发似乎要艰难得多。农民自发组成的保护开发小组，虽经媒体的多次报道，但终因财力不足，众多古民居没有得到妥善修缮，村前的莲池亦无法复原，开放一年来游人仍寥寥无几。
由此可见，古民居开发要有几个先决条件：一是要规模相对大些，原有景观不要受新建筑的破坏；二是周边自然景观美观；三是交通便利。按照古民居开发的三要素，笔者认为阳朔旧县村古民居最具开发前景。
阳朔旧县村位于桂阳公路西侧，四面环山一水临流，因该村历代均出进士而得名进士庄园。在进士庄园的附近除了山环水绕、山清水秀，还有建于唐代武德元年的城池，宋代的石拱桥、明代的遇龙桥以及民间传说的寨山等诸胜。有众多的历史遗迹，又有天然美景作陪衬，这里的开发前景要比其他地方的古民居群好得多。
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指出：“历史文物是促进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喜好和欣赏文物、参观名胜已日益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利用文物资源，吸引海内外游客是我国旅游业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也是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桂林，在做好桂林山水旅游这篇大文章的同时，还要结合文物古迹乃至古代建筑进行开发，以此促进桂林的经济建设，这有利于弥补桂林作为全国第四大旅游城市在人文景观方面景点建设的不足，使游客在饱览“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的大自然艺术魅力之后，感受一下桂林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文脉传承中古建艺术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