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平米的幸福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古人大智，盖棺定论了房子和女人是男人读书成功的两大证明，而且把房子排在老婆之前，明摆着警告你我等努力争当“房奴”的可怜虫们：准备好了房子才去讨老婆吧。
毕竟那是男人们的自我期许，女人可能并非认同这些道理。
“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
多么温馨的场面，董永够牛，一口破窑就把七仙女给打发了。
牛逼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司马相如隔着一道破帘，弹奏一曲《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简直是公然调逗，这种小儿科手腕居然撩动美人卓文君的芳心。真应一句“招不怕旧，最要紧受”。
司马这小子的经济状况大概类似一次性付清房贷后的小白领，只有空壳，欠缺内容。结了婚，荷包就空空。二人只好开店卖酒，卓小姐好呀，当垆把瓢，不是一般美女能放得下身段的。
没有最牛，只有更牛。落难公子被富家女追随，心甘情愿陪吃陪住生儿育女，在古代，写成故事，该汗牛充栋了。
古人男欢女爱，房子是幸福庇护所，但有了女人，一切都可以商量。
有人调查，现代人的幸福感，与住房大小成反比。大了，老公的公生活挤压了私生活，于是与老婆的交流少了，难得耳鬓厮磨，自然老婆的幸福感跌落；小的房子，男人一般没有雄起，类似司马先生，只配绕着酒缸，给老婆当酒保的份。这时如果卓小姐累了，他再弹一曲《凤求凰》，卓小姐保准打了鸡血般精神，吆喝声更甜更美。
不论古时美女，还是今朝熟女，家庭的幸福感，都是她们最终的指向。
长沙正和其他几十个城市，拼抢着史上幸福感最强城市的座次。我想，家庭的幸福感，应是此类项排行榜的主要指标。
在对1万名工人和5000个家庭进行的调查中，自称“最感幸福”的英国人是每周平均只挣255英镑的，换算成人民币，考虑到国情问题，这种收入大致相当于我们国家买了经济适用房的小白领；至于房子大小，也就是个小户型吧。
国家最近提出经济适用房面积控制在60平米，专家说“足够了”，是不是真打算和国际接轨——60平米最感幸福？
这种空间兑换幸福的数学题，文科生司马没有做过。古时没有开发商，政府也不报批，住房自建，大小没人太在意。在溪谷水边茅弄个草房，古人不稀罕的“别业”也成了今人艳羡的别墅。
必须讨价还价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种族隔离在南方风头正健，黑人不能和白人同校，是教育领域种族隔离的最突出表现。堪萨斯州小女孩布朗的父亲以校管会不让孩子上白人学校为名，将校管会告上了法庭。联邦地区法院根据以美国联邦信奉的“分离并且平等”原则，判布朗败诉。布朗一家不服，告上联邦最高法院。
这是美国种族融合历史中著名的“布朗案”。最高法院认为，白人和黑人尽管都有各自的大学，相对表面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更重要。这种建立在肤色基础上的隔离做法，会导致孩子的心灵与思想的不正常，从而毁掉孩子。而且这样最后受害的，往往是黑人孩子。
1955年，最高法院就“布朗案”发布命令，督促联邦公立学校结束种族分离，这一判决其实是用来对付固执的南方种族分离主义者的。
不管南方嫉恨于百年前的炮火纷飞，不管南方有怎么类似3K党的民众，固执地认同州自治的美国南方民众，最终臣服于契约精神，服膺于建国时的联合声明，维护《独立宣言》的神圣性，开始审慎而艰难地进行着种族与多文化的融合。
规则是用来遵守的，尽管规则对当下自己的利益有所损伤。但强加于头的规则没有神圣可言，规则必须经过讨论，而且是经得起讨论的。
连同对游戏规则的遵守，对人性的整体反思，正构成推动美国多文化融合的并峙双峰。
而对人性的反思，从美国对奴隶制的清肃上可以显现。美国南北方清除奴隶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不是萌芽于独立战争的枪炮声中，也不是终结于南北战争的历史审判中。美国人对奴隶制度的思考与清算，正在印证这样一个人类公共伦理：思考的人类，在求生中，不断地触摸人类的道德底线，同时不断抬升人类道德的门槛。
当初“五月花”运来的北美早期拓荒者，并非美国最早的移民，但毫无疑问地成了美国人公认的精神先驱。因为这些102名移民中，大多数是心怀自由梦想的政治移民和坚贞信仰的清教徒，他们对精神的追求，在驱赶北美那时荒蛮的持续奋斗中，依然线索清晰。虽是星火，但不间断闪烁。
奴隶在“五月花”抵达北美之前，在南美已是合法性存在，而生存条件严酷与广袤的北美大地，则是奴隶制合理性存在的内因。一条利益的杠杆，既推动人类的发展，又反过来让人类有条件歇口气，坐地狱的入口反思自己行为。
从来没有道德清明的经济发展，从来没有乾坤朗朗的游戏法则，道德需要反思，法则需要讨论。没有反思的道德，是谈不上进步；没有讨论的法则，谈不上互信，没有信服的法则，自然谈不上彼此遵从。
在市场经济强力运行的当下，我们习惯于哀叹道德的国将不国，忙于讨论财富原罪，计较于游戏规则的遵守，但没有平等地制订游戏规则，没有对游戏规则像美国立国者那样进行博弈，即所谓的充分的讨价还价。讨价还价，其实是一种有原则的让步游戏，柏杨深沉地说过，“让步是一种能力”，但我们现在习惯的是“抢夺”和霸占，而不是可能的退让；习惯与推崇丛林法则。遗憾的是，我们奉竞争为圭皋，我们缺乏让步的能力。一个个黄光裕倒下了，我们只能哀叹或嘲弄，黑暗里，无名的黄光裕们在鬼影潜行。
彪悍的人生需要解释
在古代，力大如牛者，皆是事业有成者——项羽立力拔山兮气盖世，不辜负楚霸王盛名；杀狗出身的樊哙瞪大牛眼，鸿门宴上“拔剑切而啖之”，哼哼，动我大哥试试？难怪是沛公身边的红人……这些牛人，重情重意，面相估计也不善，大致虬髯满面，暴眼阔嘴。
蛮力，义气，在冷兵器时代，是免于成他人刀下鬼、聚合人心的好办法。
没体力，总要有智力吧。
体态羸弱的，譬如刘备，躲在二楞张飞和猛人关老爷身后，江山打下，有肉吃有酒喝。可惜二世刘蝉心眼不济，既无舍命护主的武将，也无决胜千里的文臣，于是只好乖乖地当司马王朝的儿皇帝。武力，那时尽管已表现出傀儡的征兆，但没一个不以为枪杆里面出政权。拳头硬，身体棒，无理也能走天下。
彪悍的男人，向来享受造物主青睐的目光，不在战场威风，就在情场得意。人生自古谁风流，任由猛男写春秋。
强壮的男人给女人以结实的熊抱，安全的呵护，还有“官人，我要”的强大资本。君莫见，昔日老员外招婿，至差，也要抛个绣球，看哪个体壮的小子能抢到；阔气的，也要摆个你上我下的擂台，哪个最后打傻别人的，才是继承家产的乘龙快婿。强人优先生育的逻辑兼容家族基业长青的命题，女儿，老父，各得其所。
那时中原的文才俊士不必哀叹美女胳膊只向猛男拐，想想，同时边疆的哥们为了讨姑娘欢心，夜晚还不得竞赛般地爬碉堡？
进入火器时代，大刀片子难抵子弹耍泼，衣冠整齐的八国联军大败重甲披身的清军，为欲所为，遂成衣冠禽兽。所谓的文明，蛮力退场，权谋当道。
认不清形势的肌肉男山东二哥向那才女老徐示爱，遭遇拒绝，才让当今暗恋老徐的诗人们长舒一鸟气。
彪悍，开始转型。一介丑女芙蓉姐姐，置千万网络拍砖于不顾，依旧顾影垂怜，叹息大美无人赏。其彪悍的做派扭转网络审美乾坤。
南京有一个“菜刀门”文学帮派，帮主“都市放牛”，这厮，体魄强悍、胡须满腮，生就一幅莽夫相，但内心温柔，整天与号称“闺蜜”的姐妹讨论人生。初见猜测职业，非杀猪则苦力。但他完美地将彪悍的人生大大地书写——字字“以阅读快感为荣，以故作高深为耻；以刀下留情为荣，以见血封喉为耻”，日下引无数粉死竞折腰，朝思墓想，其情哀哀。
法国总统萨科齐最近在表态，对有可能会再犯的性犯罪者，应当通过荷尔蒙疗法实施“阉割”。
如果说，文化是对“彪悍”的软性阉割，那么荷尔蒙疗法则是对彪悍人性的最彻底打击。
长沙一名老翁，近日以百幅字画感谢福利院的照顾，每幅字耗时两天。他以84岁高龄赢得无愧掌声。强悍在此已是生命力张扬的写照。
今年热播剧《士兵突击》中的傻人许三多，关键出手，尽撂倒牛人，连长幽怨地叹息：明明一个强人，天生一副熊样。强人在众生，彪悍其内心。这是一个神奇淹没于貌似腐朽中的时代。
不要只会剥别人的洋葱头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在代表作《锡皮鼓》中的一个章节中，提及洋葱地窖。洋葱地窖是一个酒馆的名字。里面坐了商人、医生、艺术家等五行八作的人，反正就是社会中流砥柱的那伙人。大家想聊，但一开口，就离题万里，没办法让谈兴兴隆起来。搞着搞着，就面面相觑，冷场了。每个人都有憋在心底的话，每个人都痛苦地压抑着。气氛何其压抑尴尬！这时酒馆厨师切洋葱了，辛辣气味迅速抢占酒吧的每个角落，包括酒客的鼻孔与眼睑。人们开始流泪，体面地，无障碍地哭泣，很神奇，压抑的真心话和着眼泪，赤裸流淌。
你真心，他也真心。真心无疑撕扯灵魂，而灵魂的疼痛无疑有眼泪的喷涌。反正已有眼泪流下，干脆就痛快地说吧。
我不晓得在心理学上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用同样的果，可以导引出不同的因。流泪行为，是洋葱刺激与灵魂疼痛后都可能出现的感官反应；洋葱与痛苦的灵魂，是因。流泪是两者可以产生的果。由洋葱而流泪，由流泪而坦荡灵魂。
葛拉斯看穿了人性中的黑暗，如果他只是文学地描述酒客们，那他也不过只到中华的余大师那个程度——大抒情地问候或者问责中华文化，关于自身的阴霾，绝口不提，别人追打，也是狡辩连连，或者辅之以高姿态的藐视，真以大师自诩。就像这次诈捐，记者追问，他不及事实本身，就说别人迫害他，大意是，那人出身凄惨。而他自己一直是大专辩论赛的评委，不出口则已，怕自己一抬嘴，伤了人家命脉。类似武林高手，怕善心管不住糙重手脚。
这姿态，呵呵，葛拉斯是学不到的。
葛拉斯很认真，他说每个人心中都有洋葱头，只看你是敢不敢剥而已。
葛拉斯将一本回忆录取名为《剥洋葱》。在回忆录里，他披露了自己60年前档纳粹党卫军冲锋队队员的经历。一时舆论哗然，像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怒骂其为何姗姗忏悔的，斥责其炒作新书的，批评其工于心计，好处捞够，卖乖无耻的。
为了炒作著作，制造轰动效应，会让自己被丑闻污秽诺贝尔奖砌起的魁梧英名？
工于心计，没必要拿人人喊打的纳粹来炒作，风险未免太大了。
葛拉斯剥开了自己心头的洋葱，尽管辣味四散，令人眼疼，泪流，但他是坦率了，那是他掩埋60年的人生污点，他没有像更多历经WEN GE的中国文化人那样，把他归之为时代的风暴，个人身处其间身不由己。
西餐多洋葱，洋葱味辛，刺激五管。他爱拿洋葱说事，就如中国人多酱，柏杨老先生就喜欢用酱缸譬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病菌猖獗、腐败无用的传统文化。拿老百姓常用的食材讲理，在此点上，中西方作家套路似乎一样。
不做旁观者
有个富豪说要死后裸捐，引来网上骂声一片：活着，却一毛不花地享受死后“裸捐”的“哀荣”，此算盘打得猴精！
马云说他不赞成不留给孩子一分钱，“一个不考虑自己和孩子的人，也不能相信他会去考虑社会”。马云实在，他说出了心里话，但不幸的是他显然还有点心虚——你自己不留就算了，还质疑“不考虑孩子”的人的诚信问题。
股神巴菲特确实给我们中国富人出了道难题，不同的富豪有意无意地被拉上烧烤架，表达各自的财富观。好玩的是，股神在美国只是号召富豪捐出一半身家，在中国则演绎成“裸捐”、“死后裸娟”，玩得比巴菲特彻底得多！看来我们中国人向来喜欢制造道德高地，爱走极端，不玩则已，大家都在道德的遮羞布下玩丛林掠食游戏；要玩，就直接嗨到高潮。
对富人阶层，裸捐与裸体一样是敏感词；对于非富阶层呢，裸捐与裸体也能成动词，一碰就兴奋，那种手脚无处安放的兴奋。大富有大富的财富观，小富有小富的财富观。巴菲特的晚宴那不只是考验中国富人，也考验着所有中国人的财富观。我们谁也做不了旁观者。
在微博上，另一个消息同样热传：世界报业巨头《纽约时报》日前宣布将停止出纸报，转为网络化生存。有人乐观估计，中国的纸媒最多还有三五年光阴！我们国内的媒体投资者和精英还没正式向《纽约时报》致敬，人家就开始自阉了。这真是让人丧气的年代，憋着劲图谋舞台中央，结果未登场，舞台倒先自我了断——撤了。
网络不再只是技术上的创新者，它还伴随着对传统价值观和美学的催毁——我们曾经维系在传统产业上的梦想与价值。它既能原生态地呈现中国人的精神症候，也在加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同与融合步伐。否则，我们真成了这个世界的旁观者。
德鲁克的偏见
《时代》的缔造者之一，鲁斯先生，他对传媒的至伟功绩，早被人们阐述得淋漓尽致。
他与中国交情不轻。旁人问他，你的家乡在哪里？这位先生不假思索地说：中国登州。
是的，鲁斯的父母是在上世纪初的中国山东半岛的一个港口小城市登州相爱，鲁斯的童年在中国度过。
在管理大师德鲁克的回忆中，鲁斯与众多美国重要人物一样，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情感。“鲁斯的情感反映出美国传统的那种对中国的移情”。
“美国以最迷朦、多情而浪漫的眼神看着中国，像鲁斯和罗斯福所憧憬的蒋介石的中国，或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之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
美国为什么对中国多情？这是鲁斯没讲，德鲁克也没有给出答案。
在德鲁克眼里，鲁斯无疑是一个引导美国看世纪的领袖人物，他的认知能力，使他超越了他对传媒本身的影响。
鲁斯器重专业出色的人才，同样，人杰德鲁克也没有掩饰自己曾经对鲁斯延揽他时所表示出的欣喜若狂。
一个杰出作家，光着身体在办公室写稿，有主管告状。鲁斯知道这位作家是同性恋，于是反问一句：
“他的文章怎么样？”
“很好。”
“他追求你手下的女同事吗？”回答是没有。
“那么她们应该知道该关上自己的门。”
鲁斯对人才的爱护到了偏执的地步，一个总是延误出版日期的主任编辑，正是因为其专业杰出，鲁斯即使偷偷找人负责，也不发出撤换的通知。
但德克鲁看出了鲁斯的问题，他说时代鲁斯手下的杂志派系斗争复杂，弥漫着不调和与不信任的气息，很多编辑酗酒成性，根源在于鲁斯的东方式思维——鲁斯经常越级找编辑谈话，挑拨高层斗争，鼓励年轻人来找他而不让其上司知道，这一切是中国的出生背景塑造的。
中国人喜欢弄权，在中国生活过的鲁斯如此，德克鲁对中国的偏见由此可见。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美国的兴趣不大。”德克鲁进一步发挥，“中国不易接纳美国的情感和价值，和美国没有任何的共同点，不管这中国在满清、蒋介石还是毛泽东的统治下。”
也许这样的武断接近30年前的中国。对于今日的中国，美国，仍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理想与价值观念的重要参考系。
负责
英国有一位不知“天高地厚”者，玩心大开，竟偷越铁丝网，大模大样地坐在空军基地的飞机跑道上欣赏皇军的飞行训练，一架飞机正好降落，眼明手快的驾驶员发现了跑道上全然无事样的意外人物，马上拉升操纵杆，一场灾难终于避开。
自然这样胆大的乔治随即就以“妨碍皇家军队执行任务”的罪名控诉。一切证据似乎无可争辩，有趣的是乔治的辩护律师“横插”一杠，法律上明确“不得在禁区附近妨碍皇家军队成员的行动”，但乔治是在禁区内而非禁区附近，因而乔治无罪。这样的辩护可以算是史无前例，有的人大骂律师受雇金钱，玩文字游戏，专钻法律空子，但平心而论，此条法令的确存在“漏洞”。
律师的工作是什么？不应是被辩护者的同谋，不应是金钱臣仆，不应盲从法律，而应内心纯净地恪守法律精神，以不同角度（受雇于被告或原告）来证明法律的公正，社会的良知，以无可置疑的事实完善法制的外衣——大量的法律法规，其中挑剔法规漏洞应是律师工作的应有之义。
在一般“绅士”眼里，这样辩护律师无疑是出位的，挑战了法律的尊严，让制裁对象逃避制裁。但转念一想，让漏洞百出的法令生在神圣的宝座上而无动于衷，无异于让白痴颐指气使，拉倒打下白痴，不是砸碎宝座，而是人类一次清醒的自净运动，不自欺欺人，不因循守旧。破坏是为了更神圣，辩证法的逻辑之美让人迷醉。
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一切。甚至怀疑者自身，这样的认识是建立在人是不完美的，社会是残缺的基点上的。
乔治有无罪不是问题关键，而辩护律师的求实精神才值得深思，也许在国内，“禁区附近”会被法官甚至“律师”以“笔误”一笑而过。这一笑，笑出了我们的法制精神的稀薄，律师地位之轻。
类型青年
尽管贾彰柯专门撰文提醒，成名人物不必诗化自己的过往。但毫无疑问，贾彰柯在各种场合都不自觉地缅怀着一个县城青年街头迷茫与内心单纯的青葱岁月。县城人际关系的直接与简白，县城生活的单调与暧昧，县城文化相对的粗鄙与功利，对于走出县城的回望者而言，是一种大都市难以寻觅的温情记忆。这种温情，往往孕育了县城青年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对庸常人生的批判，对个人前路的迷茫（我向来以为，迷茫是一种使生命保持奔跑状态的基本要素）。贾彰柯无疑是县城青年的合适代表。
相对县城青年的，是小镇青年。这是一群深入农村，亲近乡野而又在组织形态上靠近城市生活的半县城青年。他们往往被城市俯视，而又甘心被乡村化的中间阶层。小镇青年可以不务农事，但调情的姑娘，可能是临近村庄的小芳；小镇青年可以惹事街头，但磨拳嚯嚯的对象，或许是比自己高几个辈分的同宗同族。
小镇青年和县城青年，都是城市侵犯村野的凌厉打手。他们满身风尘，听得懂空旷的田野大风，嗅得准腥气浓郁的大地体味。与粗糙的自然为伍，和简单的物质往来，身上多少会残留无知无畏的霸气与乡土宗亲的礼数。既能逃离农事，又可近嗅花草；既怀改造人生之雄心，又有高远的享受精神的人文情怀。显然，这些特色，是大都市青年成长史中的缺憾。
关于小镇青年与县城青年的精神发育史，《城市画报》有个精彩结论——从土皮到雅皮。这些散发这泥土气息的非大都市青年，正以其生猛的对人生的进取之力，拓宽了当代城市生活的胸怀，钻探着当代城市生活的精神深度。这些雅皮们，日益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流英雄。
很遗憾，我无法归类。我出身于农村，但父亲常年工作于外。工人之子，乡土生存。记得少时填表，到了“家庭成分”之栏，我常犯困。写“贫下中农”吧，感觉土得掉渣，哪有“贫下中农”拥有当地第一部收音机与自行车的？写“工人家庭”吧，母亲被当男人使唤的农活天天都能看见。于是我经常在“贫下中农”和“工人家庭”蹦跳。那段父亲来信了，问候我了，我就写“工人家庭”；那段时间农活多了，我被母亲骂了或者被爷爷夸奖了（“贫下中农”的名分反正是爷爷争取的），我就写“贫下中农”。我的这种机会主义的骑墙做法，还好没被班主任揭穿。
像我这种一脚扎入泥土，一脚伸向城市的孩子，在广大中国，应该不算少数——父亲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建设祖国，从此洗脚上田。很可惜，那时出门的男人基本成家，未成家，老婆都会找个老家的，于是大本营留在农村。有门路的，过若干时间，将家属的户口迁往城市，即使老婆没有工作，但家庭彻底与农村划开界限。没门路的，开始了几十年的两地奔波。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每次回家，我和姐姐们长时间的兴奋和远距离的奔袭——车站离家十里，这对一个不足十岁的少年而言，有点长征的味道。父亲大包小件，足拉一三轮车。长时间不见父亲，单点胆怯。长年在外，父亲没有学会如何亲近自己的儿女，这是我们姊妹对父亲隔膜的原因所在，这也使得自己在性情养成上，个性过于偏执，怒从心中起，恶也易自胆边生。
家长一方在外的乡土少年，容易诱发对山外世界的想象，容易改造乡土的胎记。比城镇青年更诚实与拘泥，比县城青年更寡闻与笨拙。这是一群比小镇青年更泥土的土皮。至于能否雅皮，就见造化了。
萨达姆内裤与美国人的人道
品位问题仍然是个世界话题。最近最无聊的新闻，当数萨达姆内裤“狱照”事件。
2005年5月22日《纽约邮报》的公开报道，把这个中东的强人，又一次拉到最令人难堪的世界舞台。
萨达姆全身赤裸，在抖索着自己的裤子之类的东西，仿佛刚打扫完个人卫生，神态是木然的，或者是普通的中东老人困于生计的表情。他某个平常的一次换裤子，居然被人偷拍，引起全球关注。就连纽约时装界也来凑热闹，狠批萨达姆内裤品位差。《纽约邮报》也和中国的无数无聊市民报一样，适时地来了连续报道——发起“捐内裤献爱心”活动，高价为萨达姆买来6条全纽约“最具品位的名牌内裤”，邮寄老萨。
男装内衣设计师里查德说：“令人想不到的是，昔日的总统，竟和全球90%的男士一样，穿着高腰、无精打采、根本无法展现男性雄风的内裤款式。问题是这个男人不是不想展现雄风——他的荷尔蒙曾让他一度激情昂扬，无视世界霸主美国的警告和宣战，而是此刻他只是行动不自由的囚犯。在失去自由的牢房里，他的雄性只是一个符号，他没有被美国女大兵猥亵足以让人宽慰——美国还是有人道主义。”
电台主持雷斯利则说：“一个被西方世界冠以‘巴格达暴君’的人，品位应该更狂野才对，特种兵内裤，应更符合他的硬朗形象。”他不想狂野么？他曾经拥有随心所欲占有美女的权力，他想一统阿拉伯世界。他是想穿特种兵内裤，他被投进监狱时已经被人扒了内裤，而且被无数美国的舆论警告：谁的内裤是特种兵内裤，就有和美国监狱警察通奸的嫌疑。假如这样的回答还不令雷斯利满意，萨达姆干脆出狱，雷斯利行，那就让他卷起铺盖搬家到监狱来，尝试“硬朗形象”。
不可思议的是，著名男性内衣品牌“2xist”的首席设计师杰森也来凑这个热闹，他大胆地胡扯：仅凭萨达姆身上的内裤，他已看透其内心世界。他说：“萨达姆对内裤挑选如此草率随便，足以证明他内心沮丧，失意潦倒至极。”这位设计师，说些智商勉强及格的话，哪个被人压制的强龙不是没可奈何的模样，沮丧是容易表露的情绪。
男性杂志《STUFF》总编辑吉米·杰里内克说：“作为一个60多岁的人而言，萨达姆的身材保持得相当不错，那张‘内裤照’中，他的胸肌腹肌都隐隐若现。如果他精心修剪发型，再涂上一身橄榄油，他的健康外形足以和迪斯科舞厅中的帅小伙媲美。”我怎么看照片都没有看到萨达姆有这个身材优势，小腹隆起，肌肉松弛，这和健美的帅小伙能火拼么？
品位的问题，历来被大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和小报小刊的毛病。看了美国时尚圈名人的高论，看了传媒界大腕《纽约时报》的报道，让我顿生“天下本一家，你我同德行”的感慨。
美国人的无聊，萨达姆内裤一条内裤就可以映照。
商业的道德化
我们的舆论环境，在利益的驱动下，盲目地颂扬这种炫目的商业道德泡沫——似乎越是有道德的企业家，必定是真正的商人；成功的商人，最好不是利己主义者。
如此以来，不少企业家很爽，因为他们能轻松地获得社会荣誉，以便更方便获得利益；老百姓很嗨，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社会良心，自己说服自己放心地掏空腰包。
其实，我们都是在泛道德的放大镜下，误读了商业道德——企业家爱戴高尚的道德高帽，民间习惯性诅咒财富追求行为，舆论普遍乐于树立企业界的道德标兵。
是的，泛道德的世界观渗透甚至体制化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遑论如何正确看待在我国存在时间本来就短的现代商业道德。
我们很轻易地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我们很容易把道德当武器，鞭挞商人或混淆视听，欺骗百姓。
是的，我们从来没有将经济活动中的利己，予以堂堂正正地定义与构建。
我们更多地热衷看到或呼唤利他的商人，或热衷塑造利他的商人形象，将“利己”羞于谈起，这正是我们不健康的商业文明的尖锐体现——表面耻于论的，正是众人心里想要的，而且正是打着利他的幌子，放肆地利己。
向“改改”致敬
想必饭店开张，如同新诞了婴儿，莫不是挖空了心思取字号。这些饭店名，有的独具地域特色，有的彰显异地风情，有的体现了食材和制作工艺，有的选用当地人“土气”的叫法，有的干脆来个噱头，争取一博出位。
如果说传统的店名，是正面强攻食客的胃，那么有的新潮的店名，就喜欢侧面智取了。有家新店，挂出“怪难吃”三个字以后，顾客竟然盈门。它住住抓住顾客的好奇心理，究竟“怪难吃”是什么，味道如何，结果一吃上隐。其实厨师没换，就是改了店名。
街边有家“劝君上当”，这个招牌里洋溢着一种当仁不让的幽默，一种轻松的自信，透露出一种“包你满意”的意思。
饭店名，就如同报纸标题，越响亮或越别出心裁，就基本能抓住眼球了。但能不能抓住食客腰包，基本就看大厨的能耐了。
几年前曾经在西安慕名吃过一家小吃。名字那叫一绝，就像报纸标题，不但有主题——“三个瓜媳妇”，还有引题——“凤翔改改”。非陕西人绝对找不到亲切感。是的，遇到了词汇障碍。先看“瓜”，“瓜”以其体积的笨重，在陕西话中有“蠢”、“憨”之意。“三个瓜媳妇”，是说这家饭店是三个不晓得挣钱的妇女开的。再看引题——“凤翔改改”。话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陕西西部县城凤翔某地，一个农村妇女名叫“张改改”，既憨又笨，不认识钱。二分钱卖一碗水，收钱时她搞不清一分、二分和五分的钱有啥区别。在别人的帮助下，张改改就手拿一枚二分硬币和收的钱比大小，一样大的就收，不一样的就不收。从此，改改卖水一分钱不收，五分钱不要，专收二分硬币。天长日长，路过此地的人都知道这儿有个这样的改改，改改的名声越传越大，越传越远。“笨得和改改一样”，这句口头禅不胫而走，在陕西乃至西北一带流传甚广。
引题标明饭店老板的经营品性，主题点破饭店老板的身份。一虚一实，点明主人诚信经营、售价公道的商业道德，也绝对符合新闻学关于双标题的拟取美学。
吃“三个瓜媳妇”的饭菜，确实靠谱，味美价廉，食料足。很自然，午饭时节，这里成了司机们的天下，沿路的板凳一字排下，没座位的，沿路边蹲下，一手拿大蒜，一手端个海碗，埋头甩起膀子吃，吞吃面条的“吸溜声”此起彼伏。当年在“三个瓜媳妇”旁上夜班，吃了半年光景，也没见全过三个老板娘，倒是店内跑腿的丫头基本认全了。
后来听说老板家中出事，店子盘给了别人。新老板娘经常呵着瓜子，当着客人面使唤着丫头。店子还是那个店子，菜的口味再也找不到了。
由此我相信，店名靠谱，不会绝对保证“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因为“改改”走了。
当然，饭店靠不靠谱，最终要靠厨艺和服务说话。靠谱的店名，也常做一些不靠谱的菜单。京城有位美食家揶揄大餐厅制作的华美菜单，极像报纸的头版，那些加重、套红、加粗、加的新闻，就是菜单上的重点推荐——大尺寸彩照、最重要位置，但这些东西往往是利益驱使下的产物——中看不中用。一句话，价格与价值不对等。而且还经常包裹着一种价值观的居高临下——这么好的新闻你不看？这么好的美食你不请朋友？
经常串馆子的朋友其实知道，菜单上的这些大制作，其实各家大同小异，老板们都奔着价格而隆重推荐，真正地道拿手菜，反而缩头缩尾地猫在菜单的小角落。
“改改”在菜单上开始滑落。
长沙美食天下闻名，要是有好吃者从菜单上给大伙挖掘出那些“潜伏”的特色菜，公诸于众，我等食客有福了。
揪出“潜伏菜”，其实是怀念，向“改改”致敬。
寻回自己的热爱
与为钱骚动、为出名不要声名的时代，还是有值得敬佩的人格。他们闪亮的人格，经由凌厉的行动，全面爆发。陈佩斯，中国舞台上的喜剧之王，敢言：“一个男人，离开体制也要能活。”跟央视打官司，叫板中国电影体制，圈里人因此说，陈佩斯说翻脸就翻脸。尽管名利渐行渐远，尽管最后儿子学费都交不起，但是陈佩斯没有妥协，夫妇俩上山种石榴两年，获利30万元，继而投资话剧东山再起。没有夸张的炒作，没有无耻的绯闻，一个男人，靠的是真本事，堂堂正正地站起来。
与陈佩斯的沉默崛起相比，孙宏斌算是特立独行的不倒翁。早年因经济问题，在联想最春风得意时被送入监狱；出狱后居然挟顺弛之名横扫中国房地产界，在上市之际不幸被国家新政击倒；最近他携巨额融资，再战地产界，震惊业界。他曾经真诚地向抱怨：怎么到现在了，地产江湖上还是任志强冯仑他们这几张老面孔在唱；他也会向相熟的记者袒露雄心：我老孙就是要做老大要当第一，这个目标永远不会改变。
寻回自己的热爱，不做交换，不放弃尊严，笑星陈佩斯和狂生孙宏斌为价值观混乱的当代中国，竖立起另类标杆。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到高峰的摆钟运动。每个人为寻求自己真正的需要，也许当初进入高峰时的起步，是迷茫的，是无意识的，可能凭着出名的本能与天赋的造化，莫名其妙或顺风顺水地暴得大名。不过命运的风暴，又将他们从高峰刮入谷底。幸运的是，陈佩斯和孙宏斌没有低下高傲的头颅，反而继续向高峰爬去。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这次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拼的是什么。
商业，不只是杀场，有血勇与残酷。有事他更像江湖，不缺表演与玩笑。2011年7月，史玉柱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表示，将和马云、刘永好、冯仑、茅永红、郑跃文、张征宇集体举办一个“追悼会”，每个人给自己致悼词，以“结束过去、开始未来”。史玉柱表示，这样以来，“每活一天就净赚24小时，珍惜每一天，充实每一天，快乐每一天。”
这些大佬，多年来在中国商海行风播雨，创造出了巨量的财富，也开始学着活会自己。生命，不只是来追求成功，更是用来享受；而快乐的心情，看似平常，实属我们时代的奢侈品。
清醒的商人不多，够清晰的商业模式亦不多。一个企业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需要认真反思自己的商业模式——哪些是自己的软实力，哪里需要强化，哪些必须摈弃？媒体上随处可见“某某模式”的鼓吹与解析。正是表明，模式的稀缺与重要性；不过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模式的泛滥与人们对模式的盲信。其实更多时间，我们被各种包装所蒙蔽，淡漠了企业的发展的本质属性。
喜欢总结、梳理成功企业的商业模式，没错，但必须看清楚，成功者们却从来不把商业模式看作制胜的秘密武器，他们最宝贝的是运作企业的过程与方法，是对与竞争对手相互较量时价值关键点的把握。这些东西很可能是在他们吃过很多亏、犯过无数错之后才能领悟到的。
商业模式可以是轻盈的、具有颠覆性的，但也必须是默默耕耘并始终坚守的。
一个老人对抗着一个民族
日趋炎热的5月，一个日本老人让我感动，我想他也肯定让无数中国人心头潮拥复杂的情绪，在这个中日民族矛盾尤其是民间对抗激烈的五月，这个90多岁的老人，在卢沟桥上的替整个日本民族的一跪，成功地测探了我们民族的善良本质——我们似乎此刻忘记了他曾以鬼子兵的身份在几十年前刺杀过我们的同胞，忘记了他是在反华声音不断强硬的当下走出的日本人。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提到这个细节：当时这个日本兵在驻地与一家百姓有过往来，但这家的女孩很厌恶日本兵，她的父亲让她给日本人唱歌，女孩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我有歌唱以身殉国的勇士，但没有歌唱给国家的敌人。”这个日本兵是个有点良知的鬼子，他似乎比更多的日本人懂得害羞和惭愧。女孩接着的话，太有超越性，“我期待有一天，你们国家的勇士们能听到你的歌声；那一天对于日本人来说，一定也是幸福的，这是我的心里话。”“水一样的悲哀浸透了我的心，我真希望放声大哭一场”，这个鬼子兵在离开驻地时接到这个女孩的纸条：你不要伤害我的同胞，你不要死。
看到这里，我全身麻嗖嗖的，一种凛然的感觉触动了我。这个女生简直是理性的民族主义者——既保持着与民族敌人的距离，又没有胸怀你死我活的民族仇恨。我有点怀疑这是不是这个日本老人臆想的理想的民族主义情感？
“那一天，我就下决心，尽管我无法保证自己不死，但我至少可以尽可能地不再杀人。此后，每当射击时，我便会抬高自己的枪口。”
一切让人想到这更符合好莱坞的大片剧情，浪漫而有人性，血光弹片中激溅民族的血海深仇，而无辜的历史参与者在经历着心灵与情感的折磨。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受难，而他们的生命脆弱如秋天的一枚黄叶。
这个老人是第四次来中国谢罪。他把整个民族的罪孽视不义行为，他无法让别人谢罪，只是一个人做着谢罪的事情，1986年，他开始自费到日本各地讲演，讲述当年战争情况；1985年他创办手抄报纸，批驳日本对中国的扭曲。
一个老人对抗着一个民族的反常识反远见反智识的嚣张举动，其精神让人无法不脱帽致敬。他在当年的驻扎地看到了昔日的当地百姓，他想以钱补偿愧疚心理。我想那个同胞可能也是生活不怎么顺畅，否则日本兵急于谢罪的动作就不是掏钞票。我们那个同胞比我们更多有钱人文明人表现得得体，他拒绝了金钱。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中日矛盾头绪颇复杂的今天，大家都渴望出现这么个事件或人物？
我们真的就是渴望日本人下跪这个镜头？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温情的战争中的人物故事？
因“肉”而转
80年代老家的乡间小道上，常见一位吆着头公猪走村串巷的，哼着小调，一副小康的嘴脸。也许行房过多，公猪娇气，经不得路上行人刺猪目光与车辆惊吓，妄想夺路逃跑。主人拼命拽绳，人被拉得气喘鞋掉。与英俊威猛、自尊心茂盛的公猪相比，主人倒被反衬得无力和委琐。
做种猪生意的男人，在乡下被人讥笑。但其女三天一换衣，花枝招展，小姐妹们倒是仰望得紧。
低视与高看，两代人间顺序颠倒。追根到底，肉是幸福来源，没有猪的默默奉献，哪有小女子的自信漂亮？
肉重要，卖肉的也“人才”辈出。不过国人自古倒是没给屠户好脸色，那称呼几近是无知、粗鲁甚至残暴的代名词。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载，东昏侯萧宝卷的妃子潘玉儿原是商贩的女儿，对于市衢买卖之事，常心向往之。为使心肝宝贝重温旧梦，萧宝卷特命人在御花园中搭建街道，仿照民间市集模样，乐呵呵地当起屠户，卖起酒肉来。如果市场里有人不守规矩，或发生争执，就由他捆绑，听候潘玉儿发落。刀起头落的事儿没少发生。
贪恋女色，屠户变屠夫，萧宝卷给屠户染上了一抹血腥。
屠城的成吉思汗、研发生剥皮法的张献忠，历史上，那些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莫不高戴“屠夫”的帽子。
假屠户，恶行天下；真屠户，裂古开今。
张飞、樊哙、高渐离、朱亥、聂政，扬名立万前干的都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营生。杀猪卖肉，炼就他们铁胆钢心；稍有风吹草动，趁势揭竿而起。
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但真屠户，往往只能给真屠夫当枪使。真假“屠户”横刃所向，苍生不幸，世界之轮昏转。
盛极必衰。牛逼的屠户已退出英雄舞台，即使才华盖顶，最多像北大才子陆步轩，博人几许同情，翻不起太多浪花。
屠户归位，肉自风流。最近几月，猪肉波动异常，遂成舆论焦点。又听说小猪初长成，肉价就要掉。全国人民明白一个理：敲谁的肉碗，就是推历史的倒车。看来，肉依然是幸福生活的圆心。
著名的营养学专家赵霖曾苦口婆心地劝说国人，大意是，不要让肉、蛋、牛奶占领中国人的饮食高地。美国一位专家也心事重重地发出警告：摄取肉食过多，与心血管疾病与糖尿病、癌症的增多有因果关系。中国某些地方已呈现这种迹象。
专家担心的是：这种警钟恐怕是空敲——肉蛋白已不是普通的蛋白。千百年来，食肉已成中国人生活幸福的一个核心指标。中国人非天生素食主义者。想改？穷人不答应，富人戒不掉。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在某一方面，就是争取吃肉喝汤权。一个肉字，推动世界大轮轰隆滚动。
幽暗岁月中的精神之花
美国对奴隶制的清肃，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不是萌芽于独立战争的枪炮声中，也不是终结于南北战争的历史审判中。美国人对奴隶制度的思考与清算，正在映证这样一个人类公共伦理：思考的人类，在求生中，不断地触摸人类的道德底线，同时不断抬升人类道德的门槛。而宗教，正是人类整体进行道德思考与良知追问的工具或温床。
当初“五月花”运来的北美早期拓荒者，并非美国最早的移民，但毫无疑问地成了美国人公认的精神先驱。因为这些102名移民中，大多数是心怀自由梦想的政治移民和坚贞信仰的清教徒，他们对精神的追求，在驱赶北美那时荒蛮的持续奋斗中，依然线索清晰。虽是星火，但不间断闪烁。
非战俘和自愿抵债者，不能成为奴隶。这条法则，在北美的马萨诸塞，很早就被当地行政管理机构执行。自然，这里的奴隶，既可能是黑人，也可能是白人。种族问题，在劳力缺乏的北美，并非是奴隶制存在的先天条件。
奴隶在“五月花”抵达北美之前，在南美已是合法性存在，而生存条件严酷与广袤的北美大地，则是奴隶制合理性存在的内因。一条利益的杠杆，既推动人类的发展，又反过来让人类有条件歇口气，坐地狱的入口反思自己行为。而宗教正是挣扎于道德混沌中的人性，最客观的反映。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类，是可怕的人类；没有道德自省与自我修正的族群，是可疑的生物。
袁枚的嘴巴
这是清代最刁的一张嘴巴。
“整套鹅一只，洗净后用盐三钱擦其腹内，塞葱一帚填实其中，外将蜜拌酒通身满涂之，锅中一大碗酒、一大碗水蒸之，用竹箸架之，不使鹅身近水。灶内用山茅二束，缓缓烧尽为度。俟锅盖冷后揭开锅盖，将鹅翻身，仍将锅盖封好蒸之，再用茅柴一束烧尽为度。柴俟其自尽，不可挑拨。锅盖用绵纸糊封，逼燥裂缝，以水润之。起锅时，不但鹅烂如泥，汤亦鲜美。”
有步骤，有戒令，有心得，这是清代学家袁枚记录下的一份《云林鹅》食谱。这鹅，我辈虽无口福消受，单一个描述，那个小心，鹅不近水，缓缓烧尽，茅柴一束，就撩拨口舌。不得不服，这恐怕是个上得书房，下得厨房的利害吃家，类似当世的沈宏非，有闲钱消磨在饭桌上，有闲功夫摸一下滚滚肚皮，录下幸福时刻。沈宏非有美食专栏飘香南北；袁枚不计稿酬，写下《随园食单》，居然南北美食、茶饮，信手指点，不是个饱经饭局的吃货，恐难以如数家珍。看那对有鳞与无鳞的食材的讲究，对火候的盘算，不得不服，吃，对这个文学家而言，绝对是件赏心乐事。
想象下这个享乐主义者的梦幻生活，兴之所至，造个随园，四面无墙，居然每逢佳日，游人如织，不乏如花美眷，主人任其往来；美景美人看累了，呼朋唤友，酒肉伺候；厨子刀片翻飞，油火熊熊，稍不用心，主家就舍身伺火，殷勤指导。《随园食单》，空中飞鸟，地上走禽，水中鱼鳖，统统编入油锅花名册，300多道菜名，蔚成大观。这真是吃的有建树。“厨者，皆小人下村，一日不加赏罚，则一日必生怠玩。”看样子，他不是隔三差五地组织饭局，而是天天有场子，让北京饭局局长老六撞墙吧，那个编导出《舌尖上的中国》的陈老黑归隐江湖吧。那不是一道道南北佳肴，我看到的分明是白花花的银子在流淌。
食不厌精。袁枚气贯长虹的一笔餐单，绝非沈宏非美食专栏言之无食四处顾盼的卖弄可以类比。当世的美食作家，大致兜售的是吃的环境与吃不了的段子与文化，而主角——美食，只剩下香、滑、嫩、鲜四字箴言的粗鄙描述。
袁枚的朋友，没有留下赞叹袁枚手艺的文字，也许散佚了。忽生一灵感，要是有人整个“袁枚菜地”的餐馆，以那些有名有姓的菜谱做菜，不知有人捧场不？也难，想想当年，那么能吃能整，也没见皇帝招他入宫监制御膳。也许，皇帝的口味，早超出民间的想象。
这个性感的切·格瓦拉
朋友知道我喜欢切·格瓦拉，没别的，我喜欢激情，喜欢动荡，喜欢偶然与幸运的碰撞，喜欢不拘一格，喜欢最情愿的牺牲；我憎恶虚假，憎恶安逸，憎恶假借高尚，憎恶一切不公。而切似乎恰好具备这些东西。那些把切背在T洫上，贴在墙上，安在镜框上，蹲在桌子上的流行，我见多了。我知道那是消费一个已经被文化了的死难者，假如这是个不怎么英俊的小伙，不怎么风流倜傥的男人，不怎么四处飘迫的旅人，不怎么身世传奇的美洲土著，一切都不会时尚起来，消费起来。
解读切的人太多了，几乎囊括了文艺界的所有好汉，我看过台湾作家南方朔的评价，翻过湖南作家韩少功的分析，知道那些摇滚青年都曾喜欢过切。切在某些人眼中已是上帝，我不那么认为，我想起他的是，他曾骑着摩托车环有南美，他曾在旅途随便调情少女，他曾是个哮喘病患者，他很热爱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他到中国来过，很童心地和一个两三岁的幼儿握手的情形令人感动。
切，生在这个世上，只是真实地忠于自己内心世界——我甚至觉得他其实并不信仰什么主义，而他信仰的是自己心中的神，他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奋斗，无非是让自己的心神睡得更甜蜜一些，他没有被主义和组织的酱缸套牢，他不需要人事的经营，他不屑在权力的蜘蛛网中编织自己的领地，他只想痛快地做个不委屈自己的男人！
前几前，我买了本切的传记，是翻译的，翻完竟不知所终。之后，在一个音像店里买了他的版画像。那他标志性乱发铺张在我的书架上时，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开始饱满，不盛开鲜花，但生机勃勃。
一个按照自己想法活着的人，居然成了人类进化史上的奇迹。
切，躺在我的书桌内，我知道只有黑夜的时候，寂静的时候，我才能与这个真正的、不虚假的男人见面。我想，切，也喜欢别人简单地看他。消费切的人，其实是进行着一场炫耀性表演，切是他的道具，他的感觉，他自以为是的俱傲。他不是切的信徒，他既神话着切也民间化了切，他自身在标榜切的同时把自己想像成了一个性感的圣徒。切，这个精神图腾，更多地被文化商人贩卖，被各怀鬼胎的人“强暴”，切在传来传去中身影模糊。
英雄是用来缅怀的，在英雄成名的主要舞台——古巴，人们似乎更懂得深沉地爱一个人。切的战友——卡斯特罗，这个地球上衣服最简单的男人，总以一身军装出现在公众场合，鼓动他的人民反对美国霸权。切和卡，是两种性质的男人。卡，知道隐忍，懂得政权斗争的谋略，在进与退之间自如地控制着自己的声音和行动；而切分明感受到在既有官僚机构中的不自在，他在貌似如鱼得水的权力谱系中仍感到不快乐，他需要率性和纯粹的东西，而在一个加强组织密度和管理制度的政权中，他开始呼吸困难，切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作为一个政治男人，是需要知道原则和妥协同样重要，知道革命党人在利益面前仍要周全地算计，即使不是为了不个人。似乎政治智慧这个词，不再是对付敌人的须有的资本，对同志，仍要发挥必要的作用。一个不想盘算很多处人技巧的男人，自然会选择逃离。逃离古巴的切，回到了自身，他的双腿属于滋生浪漫和梦想的热带丛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