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德国存有不少繁荣的商业城市，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还有一些极大的富豪，如南德奥格斯堡的大银行家佛该尔，他不仅是矿山业的投资者、大银行家，并且是德皇以及许多大诸侯的债权人。他不但操纵着中欧的经济，甚至也极大地影响着德国的政治局势。但是，德意志帝国经济上的致命弱点，则是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上的严重分散，大城市都处于边疆地区，主要经营对外贸易，相反地，对国内贸易则关心不大，整个德国没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也“没有一个城市象英国的伦敦一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支持下，当然也就无力进行在海外殖民掠夺方面的竞争。因此，德国的经济较前虽已有长足的进步，并有一些方面超过了英、法等国，但以总体来比较，比法国、英国等先进国家，还是相差甚远的。
德国经济上分散性的特点，决定了德国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德国同当时中央集权制的英国和法国相反，实际是一个独立的诸侯国的大联合。宗教改革前，在德国除七大选侯外，还有十几个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上千个帝国骑士，他们各自独立，成为国中之国。诸侯、骑士和城市市民经常混战，或同德皇对抗。国内又复关卡林立，仅从美因斯到科伦不足二百公里，就有关卡十三处之多。德国的货币繁杂，达千种以上。政治分裂和封建混战，严重地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6世纪初，德国的阶级矛盾也同样十分复杂和尖锐。在封建贵族内部，统治的阶层是帝国诸侯。他们在领地内有收税、司法和铸币等特权，并拥有常备军。他们对上要求分权，对下则实行集权，同德皇、教会互相对抗，残酷压榨农民，反对任何社会改革。低级贵族（即骑士）随着枪炮的应用和步兵作用的增长，其作用和地位均日趋下降。骑士反对诸侯跋扈，嫉视教会富有，希望统一德国与王权强大，但是，骑士又是个必然要竭力维护封建农奴制的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而只能孤军作战。
天主教会，作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同时又是最大的地主阶级来说，内部也有严格的教阶制度，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等高级教士是特权阶层，靠搜刮民脂民膏养肥了自己，是当时德意志帝国各阶层都很嫉恨的主要对象，也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在城乡中的一般僧侣传教士，属于低级僧侣，并多为平民出身，收入微薄，与下层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交往广泛，由于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又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因此往往可能参加人民的反抗斗争，并为反抗斗争提供理论人材。
城市内阶级结构的变化也很大。城市贵族把持政权，与诸侯的联系和一致性增强，常共同镇压人民的反抗。市民阶级包括手工业主、商人和新兴的手工工场主。他们要求发展工商业和资本主义，主张结束封建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建立“廉俭教会”。城市居民的下层是平民，包括贫困的手工业者，帮工、日工，他们积极参加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但当时还未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被压在社会最下层的是占全德人口80%的广大农民。15世纪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主不断增加地租和徭役。有些地区，尤其是在西南部，封建主力图将自由农变成农奴，还强占残留的村社附属地。封建主任意蹂躏农民及其妻女，农民稍有反抗或不满，封建主就施以割耳、劓鼻、挖眼、截指断肢、车裂等酷刑。有一位农民只从河里抓了几只螃蟹，便被封建主斩首。此处，农民还要受商人的剥削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农民是当时德国最革命的阶级，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德国在各种复杂的矛盾中，教会封建主是各阶层共同痛恨的对象。德国的天主教会不仅据有宗教特权，并且按鄂图一世（913—973）所规定的“鄂图特权”，高级僧侣同时就是大封建领主和地方行政、司法长官，他们占有和管辖全德1/3的土地和人口。教会不仅征收贡赋，要求农奴执行各种封建义务，还利用宗教手段，如征收什一税、出卖圣职、出售圣物、出卖赎罪券……等欺骗讹诈的手法，恣意榨取人民的血汗。据统计，16世纪初，罗马教廷每年从德国榨取的钱财多达30万古尔登之巨，这个数目比德皇的年收入还要多好几倍。因此，德国在当时有“教皇的奶牛”之称。
因此，德国反封建剥削、反罗马教廷、反抗天主教会特权统治的斗争是结合在一起的，所有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
早在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之前，农民反封建主的起义斗争就此伏彼起。1476年，法兰克尼亚的数万农民在牧人汉斯·贝海姆领导下举行起义。自1493年起30年间，农民在“鞋会”的旗帜下，多次发动起义。1502年，“鞋会”起义不仅主张废除农奴制，而且提出了没收教产分给人民和建立统一的君主国的要求。1503年，在士瓦本出现“穷康拉德”组织，其成员包括逃散的一部分“鞋会”成员。1514年“穷康拉德”也曾发动过武装起义。上述各次起义虽都遭到镇压，但社会基本矛盾却更加尖锐，更大的斗争风暴正在酝酿当中。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德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极为复杂和尖锐，当然主要矛盾是广大农民和封建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但因当时各种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教会问题上。所以德国大规模的反封建的农民战争，便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下爆发了。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1483—1546年）的宗教改革，点燃了德国这个火药桶。路德出身于富裕市民家庭，在大学学习期间，接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1511年，路德去罗马朝圣，亲眼看到罗马教廷的腐败和黑暗，决心进行宗教改革。
1517年，教皇立奥十世借口修缮罗马圣彼得教堂，在德国大规模地发售赎罪券。教皇的特使特兹尔前来出售，他宣称，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币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马上可升天堂，这种无耻行径引起许多人的反对。1517年10月31日，路德写成“九十五条论纲”，公布于维登堡教堂的正门，揭露、斥责贩卖赎罪券的无耻行径。路德不准备和教皇决裂，只想同教皇进行神学辩论。但是，当时德国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论纲”被人由拉丁文译为德文，不胫而走，各地争相传抄，两周之内就传遍了整个德国。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大火，人民群众纷纷投入了这场运动。由于人民的支持，路德的态度逐渐趋向坚决。1519年，在莱比锡的神学论战中，他开始否认教皇的权力，指出没有教皇，教会也可以存在。他公开同情胡司的观点，谴责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520年初，他号召“运用百般武器”讨伐罗马罪恶之城的蛇蝎之群，“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1520年12月，他当众烧毁教皇斥责他的论点为邪说的敕令。次年1月，教皇下令开除路德的教籍，路德写成《反对反基督者的敕令》，斥教皇为反基督者，还写成著名的《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族贵族书》，建议组织独立的德国教会，没收教会地产。1521年1月，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姆斯召开帝国议会，要路德到会辩护或公开表示悔改，路德在一些大诸侯的支持下，拒不让步，会后皇帝下令逮捕路德。但路德藏身于萨克森公爵的瓦德堡，并利用空闲将《圣经》译成德文，影响颇大。使德国社会各阶层可以利用《圣经》的语句作为宗教改革的武器。
路德的宗教哲学的核心是“唯信称义”。他认为，信徒只要虔诚信仰上帝都可以和上帝直接交通，不需教会的中介，人死后能否得救（升天堂）惟有靠个人的信仰，信仰惟一的根据是《圣经》，而不是《圣言》（教皇的诏令和中世纪宗教会议的决议等）。《圣言》认为：人的得救必须通过教会和“圣礼”（在教会指导下举行的各种礼拜仪式和捐献）完全是骗人的。因此路德主张建立没有教皇和教阶制度、没有繁文缛礼的廉价教会。
随着宗教改革深入，德国社会各阶级逐渐分裂为三大政治集团，即：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反动集团，属于这个集团的有皇帝、高级教士、部分诸侯和城市贵族，他们要求维持现状，反对任何改革；温和的改良派集团，属于这个集团的有新兴资产阶级、中小贵族和部分大诸侯，他们主张改革天主教，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民族教会，但反对进行彻底的革命；激进的革命派集团，主要由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他们要求彻底推翻现存封建制度。路德在革命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抛弃了运动的下层人民，托庇于诸侯的保护，成了温和改良派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