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3月，在志摩热心斡旋下，以胡适、黄子美、陈西滢、蹇季常、张君劢、丁文江、林长民等为主要成员的新月社便在石虎胡同七号成立了。
以“俱乐部”为开端的新月社的活动，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志摩致新月社同仁的一封信中记述其中的情景说：“房子不错，布置不坏，厨子合适，什么都好……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新年有年会，元宵有灯会，还有什么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看起来，倒确是热闹非凡，决非当时一般文学社团捉襟见肘的寒伧状况可比。
1923年的年初，由梁启超和林长民等人主持的讲学社，基于把外国著名思想家的观点介绍给中国的听众的目的，为了加强中印两国的文化艺术的交流，加强两国学术界的交流，决定邀请印度著名诗人拉宾德拉那斯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来中国讲学、游历。泰戈尔被称为现代印度百科全书的哲人，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早在1915年，泰戈尔的诗歌就被介绍到了中国，且在当时的新文学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泰戈尔欣然接受了讲学社的邀请，并认为，他的访问将象征着印度和中国古老的宗教联系，象征着中印两国在亚洲精神的团结，这种精神和西方的务实主义结合起来，将成为新的世界的基础。
得知这一消息，志摩表现得尤为兴奋。就泰戈尔来讲，志摩不仅仅是对泰戈尔的诗歌感兴趣，更多的是对泰戈尔文学上的创作精神感兴趣。为了表示对泰戈尔的热忱欢迎，文学研究会在半年时间内出版了泰戈尔的《春的循环》（瞿菊农译）、《飞鸟集》（郑振铎译）、《新月集》（郑振铎译）、《邮局及其他》（瞿菊农、郑演存译）、《吉檀加利》和《园丁集》（郑振铎译）等作品集。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及随同的国际大学访问团成员所乘坐的海轮“当日丸”九号抵达上海。志摩在此次泰戈尔的来华访问的行程中，将担任他的翻译，并全程陪同。
几天后，在志摩和瞿菊龙的陪同下，泰戈尔一行由上海南下，来到了杭州，并浏览了著名风景之地西湖。老人本性爱自然，对西湖的美景更是赞不绝口。也许是受了老人情绪的感染，志摩竟一时诗兴大发，在西湖边的一海棠花下，做诗、吟诗一整通宵，正所谓：“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呚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
杭州之后，志摩又陪同泰戈尔一行沿津浦线北上，途径南京、济南做了短暂的停留后，于4月23日，来到了此次游历和讲学的中心之地——北京。此时，中国文化界的名流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语堂等及各界代表300多人聚集北京车站，向泰戈尔表示中国文化界最高级别的最热烈的欢迎。在接待泰戈尔一行的人员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名家名人，还有与志摩要好的一帮年轻的学者，有陈源、凌叔华、郑振铎、王统照、林徽因等。志摩让林徽因担当了泰戈尔在北京期间的副翻译，所以志摩在接待泰戈尔的过程中与林徽因有了频繁的接触。
泰戈尔此行的演讲地点设在北京天坛公园。这日，天坛公园的气氛异常活跃，在青春貌美文雅大方的林徽因陪同下，泰戈尔老人款步走上主席台，老人双手合十向来宾致谢，从容而大度地开始了他的演讲，言辞及语调沉着而柔和。志摩则神采飞扬地站在老人的一侧负责翻译。此情此景，使在场的每一位听众，无不为之称道，无不为之感动。“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效寒岛瘦的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一时间，一对出色的青年伴着一个高个子，白头发圣者的故事，在北京城传为佳话。志摩和林徽因也为这浪漫的气氛所笼罩。
与泰戈尔老人相伴的这一段日子，是志摩回国以来最舒心快乐的日子，而志摩的思想、志摩的风趣、志摩对文学的主张，也深得泰戈先生赏识。志摩亲切地叫泰戈尔“老戈爹”。为了表示对志摩的感谢和喜爱，泰戈尔也送给了志摩一个印度的名字“素思玛（Soo Sim）”。两人年龄虽悬殊，但思想的交流却是异常的愉快。与泰戈尔聊天，就像是和暖的春风，复苏了志摩心中那快干涸了的活泉。
他无法忘怀和林徽因一起陪伴在泰戈尔身旁的时时刻刻，他的心灵得到了尉藉，也使他的旧情萌发。游历结束，泰戈尔回印度，而林徽因也即将与梁思成双双赴美留学，面对挚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志摩只能一个人舔舐伤口，在诗中遥问茫茫天地：“恋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多久，志摩应邀参加了一次北京外交部举行的交际舞会。在舞会上，他又有了一段影响他一生的“奇遇”。
志摩终生都不会忘记，正是在这样一次舞会上（时间该是1924年了吧），他第一次与陆小曼见了面，且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
陆小曼，江苏常州人，父亲是前清举人、民国官僚。自幼聪慧，十二岁时父亲为她聘请了英籍女教师专门教授英文。到了十五六岁，便精通了英文，用英文写作，可“意到笔随”。世界名著，“什九都已读过”。后兼习法文，“讲得流利到极点”。
小曼多才，交际、跳舞、唱京戏，样样皆精。尤擅绘画，所作颇能得名家称赏。她的文笔也很漂亮，写过小说，得到的评价是：“文字流利、绮丽，才情潇洒、卓然。描写细腻，技巧新颖，读之令人恍人其境，且富有戏剧意味。”
可以说，按照现代人的标准，小曼可算得一个十分完满的女性了。更何况她天生丽质，“清秀端庄，朱唇皓齿，婀娜娉婷”。所以在她十七、八岁时，就已誉满北京，被称为交际界的一朵“名花”。
生活像是故意要开志摩的玩笑一样，陆小曼已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王赓，字受庆，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供职于军界，且极受上峰赏识，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婚后不久，小曼对王赓的性情似乎便慢慢有所觉察。如觉得王赓的感情世界好像过于粗糙，他整天埋头读书，生活呆板，过分程式化。这使小曼暗暗感到不满。
小曼要求于王赓而王赓所缺少的一切，志摩全都具备，两个男人都温文儒雅，也都一表人才，但比起来，王赓显得板滞生硬，志摩则透着风流灵秀；王赓冷静理智，志摩热情如火；王赓看重前途，志摩知冷识热，更能体贴人。于是两个人很快就难以自拔地双双坠入爱河。——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双方感情为什么竟会发展得那么快。他们好像都互相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渴求已久的东西。志摩说：
“……眉，你真玲珑，你真活泼，你真像一条小龙。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你穿上一件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我看了就心里觉着不可名状的欢喜。朴素是真的高贵。你穿戴齐整的时候当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寻常的，人人都认得的，素服时的眉，有我独到的领略。”
志摩自从认识了小曼，并进而结识了王赓后，就发了疯一般，“不管什么假期不假期的，时常去找他们，邀约他们去跳舞，或做其它的玩乐”。三个人在一起，志摩的心思最复杂，平时就长于交际，在这种时刻，更加才情焕发，举措得体，“举凡王赓之短，他必续以所长”。结果是，不仅小曼，就连王赓都被他迷住了。
王赓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开初，碍于友情，志摩来邀，他还能忍痛割舍点时间陪他们“到六国饭店跳舞，或游西山，或看京戏”。后来，志摩来访的次数越发频繁，王赓不愿过多让时光在舞会剧场泡过。于是，再当志摩来邀，王赓自然不能加，还索性把太太托付给志摩，无形中又给他们那一触即发的情感加重了砝码。“忠厚柔艳如小曼，热情诚挚如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他们两人，一个是窈窕淑女，情意绵绵，一个是江南才子，风度翩翩；一个是朵含露玫瑰，一个是首抒情的新诗。干柴碰到烈火，怎样会不迸发出爱情的火花？”
最先觉察到志摩与小曼这段隐情的，是小曼的母亲。老太太视这等事为奇耻大辱，又不敢张扬出去，怕坏了女儿名声，只能背地里痛哭流涕。随后不久，王赓家中的仆妇佣人以至北京整个社交界全都知道了这桩“桃色新闻”。就只有王赓照常伏案苦读，若局外人似的。每逢志摩来家，他还是笑嘻嘻地推辞：“我忙，没时间玩，你和小曼去吧！”
情况变得对王赓越来越不利。也许是小曼的母亲暗中耍了点手腕。从前，志摩到王家，直出直入，形同家人。但后来，他的这种特权忽然被撤销了。有时，兴致勃勃地报到，却被紧紧地关在大门之外。问时，不是回答说主人不在家，就是有生客，不见外人，“屡次干谒，均为门者挡驾。”
不久，王赓离开北京，当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去了。而这时，王赓对他们的感情也有所察觉，怒不可竭。乱世之中，有枪便是王，更何况他身居高位，声势赫奕，要收拾个把人——管他诗人教授——就跟掐死一只苍蝇。不过，王赓不是那号人，他是“儒将”，尽管被朋友、爱人所出卖。斩尽杀绝的事，他还是不肯干的。
事到这个地步，已经很难收拾。不用说，志摩和陆小曼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他们的罗曼生活，他们必须认真冷静地考虑，该如何对待眼前这残酷的现实。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志摩决定让小曼暂时到西山“养病”去了，而自己则决定辞去北大教职，去西欧游历。
这是一次叫人黯然伤神的旅行。
志摩凄凄惨惨，一个人浪迹天涯，心里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失意落寞情绪。他像一个被上帝遗弃了的流浪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地流浪着，一天又一天地闲荡着，不能振作起精神”。列车驶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他真恨不得闭上眼睛，纵身一跃，把生命仍然交付给那神秘无边的大自然。
“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的幸福是怎样的。因此你得严格的为已，极端的自私，只许你，体魄与性灵，与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里自得。我们浑朴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娇柔，一经同伴的抵触，他就卷了起来，但在澄静的日光下，和风中，他的姿态是自然的，他的生活是无阻碍的。”（《翡冷翠山居闲话》）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感情太多的人，要是被一种情绪压倒的时候，连阳光也会在他眼里失去光彩。志摩看不见明媚的阳光，欢乐的小鸟；彩云舒卷、草木葱茏也引不起他的丝毫兴趣。他悲观、失望，一颗心不住地往下沉，仿佛到了世界末日，感触到的，不是凄风、冷雨，就是败草、枯木、残垣、断碑。整个旅行期间，他对任何事都缺乏热情，唯独有一件事他不肯轻轻放过：扫墓！
“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听来这话像是自我解嘲，其实真的合乎实情。在莫斯科，他上契诃夫、克鲁泡特金的坟；在佛罗伦萨，他上勃郎宁太太、米盖郎其罗的坟；在罗马，上雪莱、济慈的坟；来到巴黎，可上的坟就更多了，上伏尔泰、卢梭、雨果的坟，还上茶花女、“恶之花”卡门的坟。哭拜于这些巨人名姝、情男怨女墓前，他精神上似乎获得了某种满足、某种解脱，灵魂与灵魂之间似乎达到了某种贯通、某种契合。“我每过……墓园往往进去留连，那时情绪不定是伤悲，不定是感触，有风听风，在块块的墓碑间且自徘徊，等斜阳淡了再计较回家。”
法国的枫丹薄罗，埋葬着一代才人曼殊斐儿。对这位才情过人、年纪轻轻即横遭天折的异域女作家，志摩一往情深。这次来到法国，他专程赶到枫丹薄罗，手扶墓碑，涕泪涟涟。故人的面容宛然如在，但而今神灭体化，在天地间已不知茫茫何归！他再一次痛切地感受到生命现象之神秘。在曼殊斐儿墓前，他流着眼泪，把一首血泪和合的“悼诗”致献于墓中人前：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钟不死的时间！”
“感动你在天曼殊之灵，
我洒泪向风中遥送，
问何时能戡破生死之门？”
到柏林去看望二儿子彼得，也是志摩这次欧游计划中的一件事。谁知，竟得来次子夭折的消息。志摩不禁悲痛万分。自从离婚后，张幼仪一直住在柏林，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彼得。小彼得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有音乐天赋，刚满三周岁，便懂得节奏。他酷嗜音乐，尤喜欢听贝多芬与瓦格纳的乐曲；晚间睡觉，总要紧紧搂着一把小提琴。还常“欢喜拿着一根小短棍站在桌上模仿音乐会的导师，那认真的神情常常叫在座人大笑”。从妈妈口里，他知道还有一个“大大”。他常常翻来覆去地抚弄着志摩的一张照片，有时忍不住了，就用小嘴亲一亲照片上的人，再天真地喊一声热热的“大！”
志摩伤心透了，心里升起一种痛切的类似负罪般的感觉，他的“父性”好像复苏了：“初次明白曾经有一点血肉从我自己的生命里分出，这才觉着父性的爱像泉眼似的在性灵里汩汩的流出；只可惜是迟了，这慈爱的甘液不能救活已经萎折了的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