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郁了许久的痛苦有了一个宣泄的机会，在彼得坟前，志摩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哭号了一顿。他向着墓中的孩子涕泪陈词，好像死去的不是一个尚不更事的儿童，而是一个懂得一切人世辛酸的朋友。后来，他把这次的感受写成了挚情的《我的彼得》。
张幼仪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女子，三年前失去丈夫，三年后又失去爱子，但面对黯然神伤的前夫，她又伸出了温暖的手，千方百计的温存解劝，给他以温情慰藉，陪他上剧院看《茶花女》。对此，志摩也十分领情，感激涕零。
不要以为，志摩只顾伤心，就把与小曼的事抛到脑后了。相反，尽管伤心，他头脑还是够清醒的。一路之上，他时刻都在盘算、也在实际履行着一个大计划，敦促小曼尽快与王赓离婚。
就小曼方面看，离婚，王赓一关好过，他满脑子自由思想，不会过分限制小曼的意志。成问题的，是她自己的家庭。离婚改嫁，他们都以为是“家庭中最羞惭的事”。父母反对，本是意料中事，小曼当然不肯就此退让。双方一动真气，家庭里就难免风波迭起。在一次争吵中，不堪重负的小曼终于晕倒了，小曼苏醒后，立即给志摩发去电报，催他回国。
志摩日夜兼程，自欧洲返国后，就同小曼一起，为他们的未来与幸福，开始了一场艰辛的奋斗。而自1925年8月9日至9月17日，在志摩欧州游历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写给陆小曼26封信，日后以《爱眉小札》为题出版。这20多封信札清楚地记录了他们的奋斗历程。
这些信中最动人的部分应该是那些不惜为爱情献身的火热“誓言”，这些话也是他们那反传统爱情的见证。
“我真怕世界与我你是不能并立的，不是我们把他们打毁成全我们的话，就是他们打毁我们，逼迫我们的死。”
“眉，方才你说你愿意跟我死去，我才放心你爱我是有根了；事实不必有，决心不可不有。志摩不是懦夫，到相当时候我有我的颜色，无耻的社会你们看看吧！”
但小曼的婚并未因此而顺利离成。满身情伤的志摩只好黯然神伤地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后，志摩应邀接替孙伏国主编的《晨报副刊》。《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中国影响最大的几大报纸的副刊之一。《晨报副刊》的前身为《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的机关报。办报一直是志摩的理想，这么好的机会和阵地，对他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于是他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晨报》的编辑中，也好暂时忘却情感上带来的伤痛。
经过一番认真的筹备，1925年10月1日，由志摩负责的第一期《晨报副刊》问世了。在他首期编就的这一副刊上，他发表了《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不仅表明了自己办刊的理想和主张，也非常鲜明地表现了自己的文艺个性。他说他之所以来编辑副刊，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把自己整个儿交给能容纳自己的读者，并在自己的情感里发现他们的情感，在自己的思想里反映他们的思想。
志摩要变《晨报副刊》为自己鼓吹文艺理论的喇叭和自己实现理想的战场。在他主编的副刊第二期上，他再接再厉，又撰文《迎上前去》，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决心和勇气。
在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期间，最突出的成绩是他先后创办了《诗镌》和《剧刊》。特别是《诗镌》的创办，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掀起了一次诗歌运动的高潮，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诗镌》前后共出了11期，刊登尝试性的新诗作84首。其中志摩的诗作有《梅雪争春》、《半夜深巷琵琶》等，还有闻一多、饶孟侃、朱湘等人的诗作。从形式看，他们的新诗作虽然形式各有不同，但都具有完美的艺术特色。在这11期的《诗镌》上，诗人们还深入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诗歌音节形式的理论探讨，以期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在当时诗坛上掀起一场新格律诗运动。如饶孟侃的《新诗的间节》、《再论新诗的音节》，闻一多的《诗的格律》等，对新格律诗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探讨，特别是闻一多的《诗的格律》，把新诗格律的要求概括为“三美”即音乐的（音节）美、绘画的（辞藻）美和建筑的（节的均齐和句的均齐）美。事实上，这一新格律诗运动在当时的诗坛上乃至文坛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26年6月10日，《诗镌》停刊。志摩在不久后的文章《剧刊始业》中所提到了停刊原因：
这年头，这世界也够叫人挫气，哪件事不是透里透？好容易你从你冷落极了的梦底里捞起一半轮的希望，像是从山谷里采得了几茎百合花，但是你往哪里安去，左右没有安希望的瓶子，也没有养希望的净水，眼看这鲜花在你自己的手上变了颜色，一瓣瓣的往下萎，黄了、焦了、枯了、吊了，结果只是伤惨！
而经过一番周旋，陆小曼也终于离了婚。志摩和小曼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安排未来的生活了。1926年古历的7月7日是中国传统的乞巧节，也是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他们决定在中国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日子里，举行自己的订婚仪式，地点就设在环境优美而又文化味十足的北海公园。他们向所有的在京亲友故旧发出了请柬，那上面赫然印着：
夏历7月7日即星期六正午十二点钟
洁樽候叙
志摩
拜订
小曼
座设北海董事会
为了提高这场订婚典礼的“规格”，同时，也是答应了父亲徐申如的“条件”，志摩还特地邀请了梁启超先生证婚、胡适之做介绍人。徐申如对这场婚事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条件：一是结婚费用自理，家庭概不担负；二是结婚后必须回南方，安分守己的过日子。不用说，志摩也都一一答应下来。
从表面上看，那场婚礼倒也热闹非凡，各界男女来宾足有一百多人。衣香钗影，笑语喧哗，一派喜庆气象。但在表面的热闹排场之下，又似掩盖着另一种说不出的意味。当初，志摩与陆小曼相悦相恋，大家只是当作一件才子佳人间的风流韵事看待，谈论起来，津津有味。如今，真戏真做，两人居然要结为夫妇了，大家这才严肃起来。中国古老的道德观念被他们从心底唤醒了。当事者之一的梁实秋日后回忆说：“听人窃窃私议，有人说志摩、小曼真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也有人在讥讽，说小曼是有夫之妇，不该撇了她的丈夫王赓（受庆，西点毕业生），再试与有妇之夫的志摩结合。”
整个婚礼进程中，令人最感意外而又极富刺激性的一幕，是梁启超先生在证婚时对志摩和陆小曼的一顿痛骂。
他说：“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继而又把徐、陆二人一起痛骂一顿：“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次是最后的一次结婚！……”直骂得志摩面红耳赤，难以为情。只好强忍惭怍，向老师服罪，觳觫地说：“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面子吧。”而后，才勉强收台。
当年梁启超的这一举动，可能有过火不当之处，但他确如自己所云，是出于对志摩的爱护。第二天，他在给儿子梁思成的信上，谈到了这件事——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情。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
订婚后不久，志摩与陆小曼就正式举行了结婚典礼。
得到了小曼，终于如愿以偿，志摩心花怒放，简直看作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一切种种的烦恼、不愉快，都被他放置脑后，烟消云散了。
婚后，志摩便辞去《晨报副刊》的职务，与小曼双双南下拜望父母。谁知父母为避见儿媳，已先期到北京去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硖石度过了一段充实而又美好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北伐攻克南昌，浙江处于战乱之中，硖石也呆不下去。于是他们惶惶逃往上海，在这个世界闻名的东方大都市安下了家。
终于寻找到了“理想的伴侣”，志摩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由朋友介绍，他先后担任了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的教授。与胡适、张嘉铸、梁实秋、闻一多等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月刊创刊后，他还欣然同意出任总编辑，新月社后期的活动就此展开。感情有了着落，不再像从前那般空空荡荡，工作起来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是志摩创作道路上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时期，他的笔像是附着了一点神异的灵性，一沾着稿纸就如着了魔也似，滔滔汩汩，不可休止。这期间，出版了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诗集《翡冷翠的一夜》，还翻译了多部长短作品。
“在中国，我还是能做点什么的。”夜深人静，他一个人独坐在书桌前时，常常这样遐想。他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有人曾给他下了一个断语：浮躁。这一点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如今，他也愈来愈倾向于思索点什么了。而一个在生活中有过不寻常经历的人，在他能够沉下心来思考的时候，往往会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深度。
“人一生下地，就开始了一个艰难的旅程，这中间有什么秘密没有呢？”志摩思考最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他闭上眼睛，把自己曾经所走过的路，所经历过的每一点细小情景，都细细寻思回味了一遍。他觉得，一个人，很难说得上对眼前的世界有多少真正知识的，自然界里的一切存在无不各具一种禀赋，就连那些无机物或低级生命都可以在自然界占据一个位置。而且越是这样的事物，越具有永恒的特质；它们安于造物主的安排，因此能永远地合乎一种既定法则，没有痛苦，没有烦恼，但你很难因此就可以否定它们的存在。存在，这是一个事实，一个无法抹杀的事实。至于人，那就不同了——他想起自己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仿佛从母体里继承下来某种对生命自身的悲剧预感，心里常常会无端地悲哀，“童年见月，每每滴泪，但感其悲，不知何以”。他为此纳过闷，理解不透是一种什么生理或心理现象。就是现在，他也未必能参透其中奥妙。但有一点，他还是朦胧地把握到了：人是太不甘于安静了，安静会使一个人的生命枯萎。人总是喜欢未来，喜欢未知；越是难以企及、难以实现的东西，人越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为失败总是多于成功，因而人要经常品尝痛苦，经常忍受精神上的苦刑。但没有办法。并没有哪个强迫他去那样干，一切的痛苦和烦恼都是自寻得来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
1927年秋，在开办新月书店，筹办新月月刊的同时，志摩应上海光华大学的邀请，受聘为光华大学教授，教授教英美文学等课程，同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
此时，为了生活的不得已，他把他的精力完全投向了教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下半年为谋生计，不得不教书。上海有光华，大夏来请。”“我下半年到南京中大教文学，亦不得已也。”奔波于上海、南京两地，兼任了三所大学的课程，可见志摩生活的窘迫，精神疲乏。“我这一年来专做教书匠，作品绝无仅有。我因为年来绝少创作，心里总不自在。上海的生活实在于我不相宜。”
志摩是充实的，但小曼也未闲着。自从她来到上海，她那爱玩爱闹的天性又萌发了。在这个现代化大都市里，她如鱼得水，有一种被彻底解放了的感觉。
没用多久的时间，小曼就把上海摸透了。她结交了许多名人、名伶，穿梭般出入于社交界。开始，还是她占志摩的光——大诗人的妻子，在每个地方都引来注意的目光；后来，艳名传遍沪上，相比之下，诗人的名气反而矮了一截。在戏园子里，小曼捧名角；而上海整个社交界，又一齐捧小曼。直捧得小曼头晕目眩，如入仙境。
在上海，她很快认识了一个叫翁瑞午的年轻人。这人是个世家子弟，父亲做过清朝知府，又是收藏家，家里收藏的古玩、字画，多得数不清。翁瑞午本人聪明随和，善解人意，又特擅长京剧表演，在上海社交界是个很受人欢迎的人物。陆小曼与他结识后，立即打得火热，但随后也就招致了不少“浮言”，志摩虽然感到屈辱和厌烦，但他忍着，从不跟小曼提起。人事悠悠，日子在不知不觉间被一天又一天的打发过去。
小曼是个弱胚子，有晕厥症的宿疾，做姑娘的时候就常常闹病。来到上海，她奢侈无度，发狂般地追求享乐，生活进一步失去了节制。志摩担心，长此下去，会使她的身体彻底垮掉，多次劝戒她注意保重，不要没日没夜地泡在外面。多心的小曼一点听不进丈夫的劝告，唠叨的次数多了，心里腻烦得要命。
毫无疑问，结婚后，小曼对志摩深厚热烈的爱没有一点改变。她有时不高兴，会耍脾气，使性子；但过后，总是后悔得不得了。然而，要她改变已渐趋定型的生活方式似乎也已不可能。与志摩相爱终至结婚，使她得到一个庇护，她从此有了安全之感，生活得踏实、安心。但这并不能使她完全满足，她还需要另一种生活世界以满足心灵的渴求。她要使自己像上足劲的发条，永不休止地朝前跑。又像陀螺，疯狂地旋转、旋转，盲目的旋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