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曼对自己越来越不检束的生活，使志摩深为担心、痛惜。他痛心地感觉到，小曼走的，实际是一条可怕的自我毁灭之路。他很欣赏小曼在绘画艺术上的天才，但眼看她每天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来，日子一天一天在无所事事中度过，他不由感到一种剜心般的痛惜。他经常提心吊胆，担心小曼的身体；同时，心里梗塞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有一种恐怖的预感：长此下去，迟早……会有一个血淋淋的惨剧降临到这个家庭。他想尽了办法，对小曼进行解劝、开导，但最终仍然毫无结果。
1927年元旦临近的时候，上海梨园界一班朋友为凑雅兴，发起了由“票友”搭班义务演出的活动。剧目中有《玉堂春》，苏三一角自然由小曼担任，王金龙一角被翁瑞午抢去，而剧中的“红袍”角色却硬派给了十分不情愿接受的志摩。使得志摩浑身不自在，总有一种不尴不尬的感觉。
而这次，志摩也见到了小曼整天挂在嘴上的那个年轻人翁瑞午。不过他的确讨人喜欢，年纪略比志摩小上一些，面孔白晢，五官端正，风度潇洒、飘逸，千伶百俐。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像是会说话一般，明亮的睁子闪耀着热情的光彩。不说话则已，一开口妙语连珠，准逗得人乐不可支。同他在一起，真像偎着一个热乎乎的火盆。
散戏回到家里，已是深夜十二点多钟。志摩坐在沙发上，四肢疲软，像瘫了似的。他仰望着屋顶呆呆地出神。他觉得，在他身体内部，有一种什么东西正在悄悄地被销蚀、融化掉，一度充实富足的精神又变得空虚起来。他颤栗了，灵魂在颤栗、颤栗……
他在这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如下的内容：
……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腊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光的鞋袜。
暂时逃避吧，离开上海这个纷扰喧嚣的花花世界，躲开这群庸俗的红男绿女。志摩决定再次出国远游。
然而，志摩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就在唱完两天大戏后的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小曼的晕厥症复发，接着，又并发了其它病症。患病后的小曼，由于肉体痛苦的折磨，加上不能到外面去玩，只好整天闷坐在家里，脾气变得格外暴躁易怒。
翁瑞午一来到时，情况就不同了。他肚子里好像有摆不尽的西洋景，一天到晚，同小曼唧唧咕咕，说一阵，笑一阵，给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气氛。有翁瑞午在身旁，小曼欢天喜地，分外高兴。很快，在翁瑞午的劝诱下，小曼开始吸食起鸦片来，企图借此清除疾病带来的痛苦，而一旦染上这种癖好，就再也一天离不开。志摩知道后，很难过，批评了她几次。但她振振有词，说为的是治病，还说志摩对她的身体不关心，心疼两个臭钱。一说是治病，志摩轻轻摇摇头，也就无话可说了。从此，小曼索性公开化起来。公然花钱置买了烟榻、烟灯、烟枪等一应设施。一个人吸嫌乏味，还要翁瑞午陪她吸。隔着一盏烟灯，两个人对卧在烟榻上，各擎一支烟枪，像一对活神仙，喷云吐雾，好不自在。有了这个嗜好，小曼再也懒得出门一步，什么天马舞台、外滩、大世界等，统统被她抛到九霄云外了。
翁瑞午还有一手绝技：推拿按摩。小曼有个骨节酸痛、胸闷不适的毛病时。翁瑞午献出自己的拿手活，在烟榻上为她百般推摩，侍候得她身心妥帖，快活无比。两人也因此越发形影不能分离。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真非志摩始料所及。他陷于深沉的苦闷中，不知该如何对待。他执著于爱情，一往情深的爱着小曼，任何使这种爱情蒙上阴影的东西都有可能使他的心灵受到伤害。然而他又有天性洒脱的一面，而且长期浸润于西方文化，使他对现代社会里男女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透彻的了解。所以，当有些亲近者对小曼的行动实在看不上眼，气不忿的找到他，要他不能坐视不管的时候，他反倒显得从容大度，以无所谓的态度付之一笑。
回忆往事，志摩不由感慨万千。当初，他与小曼追求自由幸福，说什么也没有估计到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志摩在婚后写过一部日记《眉轩琐语》，为时虽不到一年，却也大致清楚地勾勒出了他这次婚姻曲折而又充满酸涩的过程。
关于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及其后的微妙变化，他的好友梁实秋在日后说的一段话相当精彩，历来被人们所乐于引用。虽然语意颇含蓄委婉、多所忌讳，却也能启人深思。梁实秋说：
志摩的单纯的信仰，换个说法，即是“浪漫的爱”。浪漫的爱，有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来再开始追求心目中的“爱、自由、与美”。这样周而复始的两次三番下去，以至于死。在西洋浪漫派的文学家里，有不少这种“浪漫的爱”的实例。雪莱、拜伦、朋士……乃至卢梭，都是一生追逐理想的爱的生活，而终于不可得。他们爱的不是某一个女人，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内心中的理想。
梁实秋的这番话，可谓不刊之论。
也是这一年。
分别多年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双双从美国回到北京，他们已订婚多年，现在要正式举行结婚典礼了。
林徽因这年二十六岁，出落得越发丰姿绰约，仪态万方。在国外接受了多年高等教育，加之本人也确实资质不凡，在当时的中国妇女界堪称翘楚。她不但容貌出众，而且性格温柔大方，修养极高。特别喜爱文学，文笔清丽淡雅，又富有感情，深得时人赞赏。所创作的一些作品，不断在新月社的刊物上发表。
两个曾经相爱的人阔别多年再次聚首，都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喉咙像是被卡住了。人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他们自相识后，都经历了十分复杂的世变，回首往事，令人唏嘘不已。他们又都是十分念旧的人，彼此都对对方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然而深沉厚实的感情。在经历了世事沧桑后，这种感情并没有被时光冲淡，而是越发牢固紧密了。
看到林徽因，志摩不由想起了他的忘年好友林长民。1925年，林长民参与张作霖部下郭松龄的军事计划。由于郭的背叛，双方大动干戈，郭松龄失败后，林长民也被难。当时，林徽因正在美国求学。
谈起不幸遇难的老人，两人都不胜伤感，同时落下了眼泪。志摩作品中有一辑为怀旧悼亡的《哀思辑》，其中有追念小儿子的《我的彼得》、还有《我的祖母之死》等。但是他说写得最好的是悼念林长民的《伤双栝老人》。林徽因对此有同感，“……最可怜是远在海外的徽徽，她，你曾经对我说，是你唯一的知己；你，她也曾对我说，是她唯一的知己。你们这父女不是寻常的父女。‘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你曾说，‘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徽，不用说，一生崇拜的就只你，她一生理想的计划中，哪件事离得了聪明不让她自己的老父？但如今，说也可怜，一切都成了梦幻，隔着这万里途程，她那弱小的心灵如何载得起这奇重的哀惨，这终天的缺陷，叫她向谁补去？佑着她吧，你不昧的阴灵，宗孟先生，给她健康，给她幸福，尤其给她艺术的灵感——同时提携她的弟妹，共同增荣雪池双栝的清名！”
抚旧思今，他们两人心情都十分复杂，人事悠悠，多么的难以把握、难以预期啊！一切都似前定，一切都已无可追回！
到了1928年，志摩更是想到国外去换换空气，离开这越来越扰攘的日子。他同时希望他的远离，能促使陆小曼有所觉悟。所以他以看望国外的老朋友，与泰戈尔团聚为理由，再次踏上了出国的旅程。
1928年6月15日，志摩来到了黄浦江码头，登上了豪华的邮轮加拿大皇后号，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旅程。这次出游，他先到日本，然后横渡太平洋到美国，再穿越大西洋到英国，最后到印度，然后由印度回国。全程绕地球一周，以便重温他早年求学异邦时的梦。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可是志摩接触西方文明的起点。盘桓了几日，即搭乘“高贵”号客轮到了英国，来到曾经就读的母校，志摩触景生情，回想起当年初来此地时，意气风发，那是何等的豪迈。可如今的心境，却像是逃难一般。
他又见到了他魂梦索绕的精神故乡——康桥，志摩的心情更是激动无比。
康桥是志摩理想的起点。相隔六年后他再次漫步在康河岸边，只见康河两岸的景物依然是寻样的美好，康河的流水还是那样的温柔妩媚，河中的船影还是那样的迷人，那样的令人神往……景物依旧，可人事已非！志摩已不是六年前站在河岸终日憧憬的志摩了，志摩已是伤痕累累了。人事沧桑，不堪回首！
自离开康桥之日，志摩就梦想着再来康桥之时。现在他回来了，可再也觅不到当年的那种狂放的喜悦，而孤独和忧伤却依然陪伴着自己。志摩站在河边遐想，伤感，满腹的情感渴望能再次向康河倾诉。
挥袖泪别康桥，志摩匆匆赶往印度，去拜会朝思暮想的老戈爹，一是与老人叙一叙分别后的思念，“还几年来一个心愿，在老头升天以前再见人一面”；一是想参观老人在苏鲁农村实验基地的美好画卷。
10月初，志摩终于来到了印度，见到了时常给自己的灵魂以宽慰的老人。老人一如多年前一样，精神奕奕。志摩的到来使老人很开心，他有说，有笑，幽默而风趣，也使志摩像见到亲人一样地喜悦，一扫过去几年内心的阴霾。
但有些现实终归是要面对的。离别了泰戈尔及印度的朋友，志摩就返回了上海。尽管历时近半年的环球之旅，志摩不仅与故侣新知共相欢叙，愉快至深，而且得到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与知识，心中充满了新的希望，他要在中国干一番事业，致力于农村的建设实验工作。他在《致恩厚之》中说道：“想到已访问了两处使我获益良多的地方，我感到了十分快乐。我现在动程回国——头脑中装满了知识，心怀里充满了感念。但小曼一如既往地糜烂生活仍令志摩感到痛苦不已。”
不久，北平传来梁启超先生病危的消息，志摩立刻北上前去探望。尽管先生曾经竭力反对他的离婚和第二次婚姻，阻绕了他与林徽因的恋爱，但志摩心中毫不存介意，对老师一直是崇敬之致。当他看到先生躺在病床上，已是病入膏盲，志摩心痛地流下了眼泪。他深深地感到：“老先生实在是绞尽脑汁，流干了心血。”在医院里，志摩也见到了从美国回来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的思成、徽因夫妇。她还是那样的美，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徽因见志摩神情比过去黯淡多了，劝慰他要照顾好自己，并责备他说为什么不带小曼一起离开上海，而任她腐化堕落？然而这一切，又是谁之过呢？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先生与世长辞。志摩陷入了悲痛之中。转而他竭尽全力筹划各种纪念活动以表示他对恩师的敬重。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志摩，经历了离婚，再婚，妻子的腐化堕落，恩师的谢世，国内政治斗争的加剧，其精神危机已发展到了顶点，无论是政治信仰、思想立场，还是感情意志，无不处于剧烈的矛盾动荡中。苦闷、惶惑、怀疑，苦闷惶惑怀疑中的竭力挣扎、争求解脱，构成他这一时期的主要精神特征。他不是忘怀世事的人，民族的、社会的矛盾能感受得到；他更不是超越了小我的人，家庭纠纷、爱情挫折、尤其是敏细的神经所体察到的生命悲剧，更给他的心灵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他的第三个诗集《猛虎集》由新月书店出版时，他写了一篇沉痛的“自序”，回顾总结自己诗歌创作的经历，赤裸裸地吐出了一口“苦水”。这些话，最能说明他此时的心境——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它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整份的累坠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纹丝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腊的一身美是问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予浸着，或是有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
志摩的这些话，决不是不知愁滋味的少年的无病呻吟。他说的全是真实，不折不扣的真实。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随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加剧，志摩的思想信仰上的危机空前加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