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是“写”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中国人只说“写字”，不说“说字”，“说”是日常的，人人都会的，“写”才是文化的，“识字”是“识”“写出”来的“字”，不是“听”出来的“字”，“读音”也是“字”的“读音”。
中国是“铭刻”的国家。古代的“书”，不但写、刻在竹简上，而且刻在石头上，或藏诸深山，或立于通衢。比起中国古代的碑铭石刻，古代希腊的铭刻真是可以忽略不计了。他们的书写在不易长久保存的“纸草”上，并非他们真的不知道刻在石头上可传诸久远，实在是因为他们总觉得“说”（对话）比“写”重要得多，而不甚在意“写”的缘故。也正是这个缘故，中国发展出了一门很特殊的艺术——书法艺术，而古代希腊虽有“书写美观（法）”（calligraphy）的说法，后来曾有一段时间也很讲究书写技巧，但终未成一门真正的艺术。
中国的学问离不开“字”，“考据”就是根据“字”的“形”、“声”关系，“考证”“字”的“原意”，以求古人（一个虚拟的“人 ”）在“造字”和“用（此）字”时的“基本意义”。这个“意义”是基本的，也是历史的，所以要“考”，所以中国的学问不是 “知识考古学”（福柯），而是“字的考古学”，是“考‘字’学”。“字”才是真正的“原级性”（Positivity）的。
于是，人们为弄清美学的基本范畴——“美”的含义，就也要作一番“考据”，以助研究。
“美”一般按《说文》理解为“羊”“大”为“美”。这个解释当然有它的道理，不应轻易否定，因为与“美”相应的“麗”字，就与“鹿”有关。但近来不少人对“羊大为美”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美”按甲骨文、金文的字形，应释为“饰羽毛”的“人”，而与“羊 ”没有关系，这个说法有一个佐证是：“美”、“每”同音，“美”“母”则声母亦近，因而可以进一步确定为“饰羽毛”的“舞女”，这是以音韵、文字来训诂也还是有些道理的。把“美”的联想从“羊”转为“人”，似乎更易受到欢迎，而“美”、“丽”皆为“阴性”，虽有“美男子”、“美髯公”之称，但“美人”、“丽人”却一定是女性，这似乎也保存了远古造字的意义。不仅如此，在理论上，把“美” 释为“羽饰舞女”还突出了“装饰”的意思，不像“羊大为美”未免过于功利。
“装饰”表面上看是一种“附属物”，但却是人才发达起来，特：的一种活动，“装饰”与“娱乐”、“游戏”、“技艺”同为人的“ 存在方式”，对于“自然”来说，好像是“附加”上去的。其实，说穿了，人的一切活动（包括科学、技术、艺术、宗教……），对 “自然 ”来说，都是“附加”上去的“附属品”，但对“人”来说，却是最重要的、最本质的所以是“本质的”“附属品”。
在中国传统中，“字”不仅是概念的符号，写出来的“字”就是“文”，“文”、“字”不可分，而“文”即“饰”，即“装饰”。 “文”是广义的“字”，“字”为核心的“文”。“写”与“刻”、“划”、“画”同源，在这个意义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书画同源”。所以，以“字学”为基础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称作广义的“文学”。
“文化”这个词在西方来自拉丁文“耕作”，在中国则为“人文化成”。使世界和百姓“文化”即“美化”、“装饰化”、“字化”，所谓“装点江山”。“文化”之基础在“识字”，所谓“识文断字”；“识字”为了“读书”，所谓“知书识理”。“文化” “人” 不但要识得狭义的“字”，读得了狭义的“书”，而且能读得了“生活”、“世界”、“历史”这本”大书”，“大书”无“字”但处处都有“ 字”，“博古通今”，是为“文化”之上乘。
在中国文化中，“古”、“今”是相通的，但并不是悬设一个永恒第一部分引言——美学与哲学的、抽象的、概念的“本质”或“精神”将它们贯通起来，因而“人”不是从一个“无”的、“自由”的纯粹“我思”的立场来作“创始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是在一定条件下诗人的想象，事实上“人”都是“继承者”，就连开国之君总还要以继圣王之业为己任，把前朝帝王加封一些称号，以承“ 大统”。“天”、“地”、“君”、“亲”、“师”，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承继”的，则还有“天”、“地”在指引我们，以“造化” 为“师”。“通古今之变”这个“变”，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生生相息”。就连道家的“无”，也是“名分”问题，“无名”而“ 朴”，“朴”并非真“无”，而是真“有”，为有名之万有之母。“母”当非“无”，而为“有”。
中国文字，有象形之因素，以鸟兽虫迹为本，变化出来，亦非“无中生有”，不像欧洲标音文字，“形”只是“音”之“符号” 或 “代表”，自身并无“意义”，而“音”又被理解为“思想”、“精神”的直接表现，“思想”、“精神”本“无”，故西方的标音文字也容易被误解为“无中生有”。中国文字本身就来自自然。“说”似乎在“说”似乎在说自己”的（独创的）“意思”，但“写”总要“依据”些什么，永远在前人的基础上“重写”、“改写”。在中国人的眼里，山山水水本就是有“字”的，“重写”、“改写”则是“装点江山”，使其“更”“好看”。于是“写”，不管是“写”“诗”，“写”“经”，“写”“律令”……，都叫“写”“文章”，“文章”是为“华饰”；无论写何种体裁，都离不开“历史”，都在“写”“历史”，连修桥、铺路，建筑高楼大厦，也叫“谱写历史新篇章”。这样，一切锦绣文章，无不统摄于“历史”之中，“历史”为文章之最，华饰之尤，凡欲作“文化人”、“有教养者”，必须对“历史”有足够的意识 。“思”、“史”、“诗”统一于“史”。“思”不是单纯的概念，“诗”不是“概念”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形象的形式，“诗”为“思无邪”，“无邪”为合“史”。“思”为“史”之“思”，“思”之“史”；“诗”为“史”之“诗”、“诗”之“史”。“历史”让我们（令我们）“思想”，我们“思想”的是“历史”，吟诵的也是“历史”。
这样，文字之学虽曾被斥为“雕虫小技”，但始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基础性地位，日积月累，终于在清代的“小学”中达到历史的高峰。“小学”自称“小技”，但“微言大义”，“小技”中亦有“本”、“真”、“源头”在。
从这个意义出发，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西方，“诗”是“思”的一种形式；而在中国，“思”和“诗”都是“史”的一种形式，所 “思 ”、所“忆”、所“吟”、所“诵”，归根结底都是“史”，都是“事”。西方的美学是哲学性的，中国的审美观念是历史性的。
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观、审美观本身，自然也有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古代文化奠基时代，有“儒”、“墨”、“道”三家，而尤以 “儒家”影响最大。
“儒”本是“文学之士”，“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历史”与“文学”已然统一了起来。“文”有诗、书、礼、乐，“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教》），直至两汉，“文学”、“文章”还可泛指一切学术文化。
墨家反对“虚饰”，道家崇尚“自然”，都与儒家相对，故墨家有“非乐”之论，道家以“道德”反对“仁义”，似比儒家更注重 “本源”，而反对“人为”；事实上，儒家亦未忽视“本（源）”，而于“本”、“末”有自己的理解，即儒家之“本”、“末”都在生活、社会、人文之中，而不强调超“人文”、超“生活”之“自然”。这样，我们注意到，在早期儒家对“文”（写）和“言”（说）是有“本”“末”、轻重之分的。说来有趣，在早期儒家思想中，“文”大大重于“言”。“文”为“文化”，“人文化成”，是周公的典范，而“言”则常常受到批评，什么“天何言哉”，“巧言令色”，都是孔子说的批评的话，“言”与“辞”通，因“辞”害“意”，则更是文人的大忌。
“文”又与“藝”通，“藝”始指农事稼穑之技。“写”，“划道道”、“种田地”，“衍”也是使禾术生长有所规范，本是人的一种活动。“说”可以随意，但种地却不能乱来，要秉承天地之引导，只有以“文”的角度来看“言”，才能体会出“说”也有所本，不能乱来 。这是早期儒家关于“文”的基本想法。
儒家重“人文”，讲“人文化成”；道家重“天然”，讲“自然天放”，对中国传统艺术、审美思想影响都是主导性的。但无论“人文”、“天然”，就传统而言，都没有“纯思”这个基本的度，因而没有“哲学”——以“思想”自身为“对象”这种“科学”。道家反对“人伪”，主张“绝圣弃智”，取消“仁”、“义”、“名分”诸种框框，在“破”的方面，很有些劲头，颇有点胡塞尔把一切“（自然）经验”“括起来”的气概，但古代道家没有进一步问：“括起来”以后，还为“人”“剩下”什么？道家的心目中，取消一切“人伪”，剩下的为“自然”、“天成”，大家都返“朴”、归“真”，“人”就成了“绝智”、“绝识”，“无知”、“无识”的“鸟（禽）兽”，“人”没有了，故道家的思想归于“无”，不是说马、牛、羊没有了，而是“人”（伪）没有了。“无”为“无伪”、“无名”、“无为”，而因其“无”，才“有”，“有”“自然”、“天成”。马、牛、羊“摆脱”了“人”（为）的“控制”，才真的是马、牛、羊。这样，道家的“去伪存真”，这个“真”，不是“真人”，如果硬要说是“真人”，则也“皈依了”“自然”的“人”，与“鸟兽”“游”，与“万物”“齐”。道家言“道”、“德”、“性”，“万物”皆有自己的“德”、“性”，而唯有“人”没有自己的“德” 和“性”，故有“天道”而无“人道”，有“天性”（“人”只有“天性”），而无“人性”。“人”失去了“自己”，故“齐”“生”、 “死”，在这里，海德格尔的“Dasein”的一切本源之度（“历史性”、“死”、“烦”等）统统没有了意义。
由此我们看到，中西思想固然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但从精神实质上说，是不很相同的。儒家讲“人伦”，讲“历史”，归于“圣王之道”，以天下为己任，行事、立功，“事”、“功”皆可以“文”视之。圣人之事功，为世界增加光彩，所以圣人在事功之余，不废“文章”，寓事功于道德文章中，诗书礼乐皆为“人伦”服务，“艺”、“诗”就逐渐地不在那本源性的“度”里，只是派生的了；道家根本取消了“人”的“度”，一切归于“天放”，“人”“生”天地之间，如同飞鸟遨游于太空，“艺术”、“审美”的态度，反倒成为基本的态度，所以从中国实际的历史看，道家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或反因其放弃“事”、“功”倒更加重了“无功利”之审美、艺术态度。于是，以“生活”“人伦”制“艺术”，和以“艺术”人“生活”，又成为中国艺术上的两种不同的倾向。
然而，无论如何，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来说，在“思”、“史”、“诗”这些基本的度中，儒家重“史”的度，道家重“诗”的度，但“思”这个度，在古代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当然，古代墨家可说是相当重视“思”这个度的，他们在探讨工具性“逻辑”（名理）以及技术性思辨方面，达到了古代历史的高度，但不是像古代希腊那样以“哲学”、“纯思”为依归，因而未能使“思”这个度有较长足的发展。此种思想方式之结果，亦影响“史”和“诗”自身在理解方面的特点，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史论”和“诗论”风格：不是以纯逻辑、纯理论的方式来“规范”、“系统化”、“体系化”“史”、“诗”，而是以“史”观“史”，以“诗”品“诗”。中国之“史论”亦是“史”，中国之“诗论”亦是“诗”。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思想方式，对纠正西方将一切都“理论化”、“概念化”、“科学化”的偏颇，自然有一种参考的价值，但究其根源说，也许竞起源于儒家之祖先崇拜和道家之自然崇拜，而两家又都归于“天人合一”，只是在对“天”的理解上各有不同，而将“人”自身之特点——“思”，化于“天”、“地”之间。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以后，虽亦变化多端、姿态万千，但儒家“史”的精神和道家“诗”的精神笼罩了数千年，直至晚近在西方文化之冲击之下才受到震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