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可以指出，无论现实离孔子创发的理性文明有多大的距离，理性文明依然是一建永建的，它是真正普世性的，因为它扎根于理性，故而是人之为人之类的全体共同的目标；从而从根柢上区别于西方文化史上形形色色离开理性立法而自命、因而难免伴随入侵性的“世界主义”、“普世价值论”。理性文明是通过一代接续一代的理性启蒙而发展的，它在现实中的表现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会经历种种挫折与逆转，但不会像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所言“只开一次花”，也根本不会如黄祸论者们担忧的那样对他类文明构成威胁。因为理性的启蒙是启发每一个人“以自己的理性不是被动地，而是任何时候自己立法”。（KU 5：294）也就是：“一种从道德的自由产生的法则性。”（Rel：123）“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KGS 8：36）“对其理性的公开使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而且唯有这种使用能够在人们中间实现启蒙。”（KGS 8：37）
我们的时代实在需要启蒙，这个启蒙从根本上有进于那场曾经发生在欧洲大地上的启蒙运动，它将是世界性的，而且应当是一场理性的启明。康德早就向我们提出：“通过不断的启蒙，开始奠定一种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模式能使道德辨别的粗糙的自然禀赋随着时间推移而转变为确定的实践原则，从而使那种受情绪上逼迫的社会整合终于转变成一个道德的整体。”（KGS 8：21）在《普遍历史理念》一文中，康德就提出：“自然要使人类完完全全由其自己本身就创造出来超乎其动物生存的机械安排之上的一切东西，而且除了其自己本身不假手于本能并仅凭自己的理性所获得的幸福或美满而外，就不再分享任何其他的幸福美满。”（KGS 8：19）
现代文明由西方工业革命发端，可称之为物质文明。于现代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华夏民族是被动的、落后的。处于西方现代文明席卷而来的滔天巨浪之吞噬中，国人惊慌失措、惶恐万状，自怨自艾者有之，自戕者有之。乃至不少“有识之士”也都认为，咱们中华民族要进入现代文明，除了紧随西方物质文明之脚跟，亦步亦趋之外，别无出路。
然而，西方主导的物质文明发展至今，已呈现种种弊病和危机，人们不得不对一直奉行的西方化思维模式作深入的哲学反思。事实上，康德早就指出，西方文明“缺少一只眼睛，亦即真正的哲学的眼睛”。（Anthro 7：227）真正的哲学的眼睛也就是理性的眼，它“通过理性合乎目的地”（Anthro 7：227），“根据一种预定的计划而行进”。（KGS 8：17）但现代文明就像一个自负的独眼巨人，以知性取代理性之名，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摒弃人本有的理性在意欲机能中立法的能力。自康德哲学面世以来，起始于西方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现代文明急速扩张，令人们根本无暇理会康德通过其批判哲学而提出的理性启蒙之严肃课题。
现代文明崇尚科技，独尊知性；事实上，现代文明并未睁开理性之眼。伴随着高度知性文明，物质文明和消费主义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作用力，尽管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包藏在无目的之失序中的危机四伏：金融风暴、核能威胁、环境污染、资源争夺、恐怖活动……奠基于“放于利而行”的错误原则之上的西方文明，时至今日显见已百孔千疮。民主政制不以“仁者，人也”为基础，难免沦为政客玩弄民众、操控民意于股掌之上的政治工具；人放失本心良知之天理，现代教育体制蜕变为为私利而“打造孩子”的工具，科研项目与企业家牟取暴利挂钩，代孕行业大行其道，将怀孕和生孩子变成赚钱牟利的交易而剥削妇女，学术界的“利伯维尔场优生学”配合着“基因超市”，生物医学研究无可避免地与以攫取暴利为原则的市场经济联手，胚胎农场、体外受精生育诊所、人工生物制品、干细胞行业，应运而生，卵子及受精卵、胚胎的交易，其效果就是生命商品化。尤有甚者，政客控制科技为战争服务，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成功兴建一个钍燃料熔盐反应炉，于1965年至1969年运作，但在1973年，美国政府下令停止所有与钍燃料发电有关的实验，何以能够避免核泄漏的钍燃料弃而不用呢？当年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老物理学家大多保持缄默。核物理学家维克多·J.斯坦格说：“我最近才知道钍燃料这个代替品，使我十分惊奇。它自二战后便得到发展，但却因缺乏武器用途而被摒弃。”（Stenger，Victor.“LFTR：A Long-Term Energy Solution？”Huffington Post，Jan.9，2012）因为铀燃料增殖反应炉的副产品可用作制造核武器，决策者竟可不顾核泄漏事故对人类生存环境酿成的巨大灾害。
原本在每一个人心中的天理（道德最高原则）被错误的哲学原则扭夺掉了，一个以“放于利而行”为人生、社会的基础原则的时代，人们以为一切的准则来自社会精英、专家、教授，而诸如此类的精英往往又只是一个虚罔时代的产品。人们熟知，现代学制下，所谓职称评核制成为滋生学霸、学阀的温床，尤其在相对主义盛行的人文学科领域，学者们被体制裹挟着为各种心照不宣的评审规则耗尽学术生命，一朝大权在手，又难免为一己私意，打压后来者。人文社会科学之要务理应在于培育“弘道之士”，现代教育体制下产生的学霸、学阀反其道而行，成为既有社会思想与制度的“卫道士”及既得利益者；即使有所谓“公众知识分子”，亦大多是“小骂大帮忙”，终究只是西方化的另类“喉舌”。自然科学本来理应有益于人类生存条件之改善，但是，现代文明瞎了“理性之眼”，也就无能审查和保障“科学共同体的普遍秩序”，以防止科学的发展远离人类的首要目的与永恒福祉。众所周知，美国生物工程科学的快速发展，孟山都转基因技术的进军全球，都埋下了与人类整个物种之生死存亡攸关的计时炸弹。
一个虚罔的时代必定是奠基于一个错误的哲学原则上，只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即使是“有识之士”）看来都漠视哲学之根本问题。尽管这个世界也有一些反对声音：和平人士出来反战，环保人士出来反污染，热爱自然者出来反对物质化……但势单力薄，不得要领。有人出来呼喊救救地球，救救人类，就会被西方化的卫道士贴上“后现代”的标签。
现今十三亿多中国人要跟随历史的步伐，走上现代化之路。那么，十三亿多人应当依据什么样的哲学来凝聚成一个具有健旺向上之生命力的大社会呢？西方中心主义显然过时了，我们正应该回到自己本根的孔子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既是本心天理之教，亦是王道之学，合内外之道，而堪称基础哲学。它两千多年来就一直扎根于我们中华儿女这一大群人中，是人生之根、社会之本。
国人中大批“有识之士”，看来是把自家民族生命体——孔子哲学传统错认为某一时代、某一阶级的文化系统，并且，草率地把现代化等同西方化。不过他们可曾自问，尽管西方现代文明经历欧洲启蒙运动已然摆脱宗教文明而彻底世俗化，但西方人可有将其基督教传统连根铲除？基督教教会依然发挥着社会拢聚的作用，哪怕人们已根本不关心“上帝”是否真实存在。他们又可曾想过，孔子哲学传统被连根拔掉了，十三亿多中国人该如何凝聚成一个有生命活力的大社会呢？是挪用西方的阶级斗争理论吗？历史已证明此路不通。复制西方的民主学说吗？不必否认，西方在民主操作方面有其可学习之处（如民主选举、权力制衡与监督），但由于西方现代化未进至理性文明，其民主制是否真正以民主理念为根据，则大可商榷；况且，西方民主制是在诸利益集团之长期斗争中发展出来的，恐怕并不可能完全复制；终究说来，西方式民主忽略了民主之为民主之根本在于脱离“权力政治”，只不过从极权的权力政治转换成轮流坐庄的权力政治而已。国人中甚至有主张移植西方的基督教教会来中国，以为中国人供给精神食粮，岂知，历史性的启示宗教并非可简单移植，它是经历漫长的历史作用而形成。
孔子哲学传统乃系一个对宇宙怀着道德目的之终极关怀的传统，而根源上区别于各种只关注个人彼岸终极依托的信仰。只要国人重拾信心，又何必“舍弃自家无尽藏，沿街行乞效贫儿”呢？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撰《大哲学家》巨著[5]在“孔子”那一章中，他说：“孔子的复兴意愿乃是针对周王朝的奠基人，特别是针对周公而言的。”又说：“这里倡导的是对永恒真理的温习，而不是对过去的模仿。这些永恒的思想在古代是清晰显现的。”[6]诚哉！此言。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第二》）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第三》）孔子身处春秋战国时代，周文衰落，而孔子以“集群圣之大成”，接续“王道之大者”为使命，虽不自知其辞之谦，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第七》）
孔子“仁者，人也”，“人能弘道”之哲学生命，其根源可追溯至先圣之德及先王之道。此乃孔子本人明示的。孔子以六艺施教育人，《书》《诗》《易》（此三部古典，后世称为“经”）为孔子教学的材料，当为事实。尽管史学界有“疑古派”极力推翻“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语见朱熹著《四书集注》）之说，提出《尚书》为“托古”的“伪书”，“尧、舜”无历史真实性。诚然，我们不必反对信史从殷商始，但不得不指出，当我们研究孔子哲学生命的根源，实在并非着眼于历史事件，而是要探究孔子哲学之根源于华夏古文明的理性内核。我们尊重史学家以考证史料之“真有”为己任；但不必同意某些史学家以史料之是否“真有”来裁判哲学思想之是否真实的武断手法。
《书》乃古代公文、函札，流行于战国时期，相传有三千余篇，史学界已证明有“先秦百篇本”（证据是汉景帝时，鲁恭王破坏孔子故宅，从孔壁取出的古文《尚书》，有百篇书序）。经秦火一劫，又遭秦末之乱，先秦所流传之百篇大多失佚，至汉文帝时，伏生所发《尚书》二十九篇，此即今文《尚书》。不必讳言，若以文献是否出自三代史臣为标准来裁定《书》之诸篇的“真”、“伪”，恐怕不只是古文《尚书》要判决为“伪书”，即便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也难免都有经后人之手之嫌。事实上，古代记录事件（遑论记载思想）的工具仅限于甲骨文和青铜器，能被记录的东西就极为有限，可以推断，诸多古事乃系面授口传，至晚周、战国之世才被追述，并著成篇。顾颉刚编《古史辨》，书中有说：“《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篇，一定是晚周人伪造的[7]。”诚然，我们不必怀疑今文《尚书》诸篇之著成于晚周，但恐怕也不能因其为后人追述古事就一概斥之为“伪造”；即便依治史的严谨态度，对于《尚书》是否可采用为史料确实必须慎之又慎，但史学家若据此否决《尚书》为思想史的文献，则是犯了以“史料”考据取代“思想”研究的毛病。更有甚者，以为溯孔子哲学之源于《书》《诗》《易》乃系“我注六经”的“伪造”作风，此类以史学为独尊而贬斥哲学的横蛮专断，实只是学术界之霸道。
我们以《尚书》为研究孔子哲学之源头的一部文献，理据在孔子本人自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第三》）《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有必要申明，我们不必反对信史自殷商始（即甲骨文和金文所及之公元前四千年晚期到三千年早期开始），但不应据此主张中华古文明就只限于商周；尽管考古学家提出尧、舜并非信史中的人物，然不能依之抹掉尧、舜、禹、文王、武王所代表三代圣贤之治内涵的哲学思想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