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可有的事总也不能忘怀，一想起来就历历在目。
1969年12月26日，深夜，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当时我是兵团一师独立一营的通讯报道干事。我住的房子就是营部值班室。电话从几十多里外的林场打来的，电话的内容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你们在桦皮窑林场伐木的知青住的房子着火了！现在跑出来的人还在雪地里站着，里面可能有人烧死了。快通知师部来人抢救吧！”
当时的通讯条件很差，全营和外部联系只有这一条在附近林场的电话线。我马上叫醒了营长，他命令我到离我们最近的阳台林场给师部打电话，请求支援。
他当即带了几个人，跳上我们营唯一的一台嘎斯车，直奔桦皮窑林场。那车一溜烟地消逝在风雪中了。
我跑到马棚牵出那匹跑得最快的“草上飞”，这马是从“红色草原农场”买来的，是一种蒙古马，性子很烈，我第一次骑它曾被它甩在地上，摔了个鼻青脸肿。经过一次次的调教，它终于被我驯服了，而且成了我的伙伴。我下连采访经常骑它。这一次执行紧急任务，我们只得风雪同行了。
这是北方最严寒的季节。我们营地处大小兴安岭相接的深山密林中，那是冰雪覆盖，猛兽经常出没之地。我翻身上马，紧勒缰绳，风雪扑面而来，我和“草上飞”都不禁打了个寒颤。我又用力拉了几下缰绳，用腿使劲夹了两下马的肚子，“草上飞”迎着风雪渐渐地奔跑起来。借着淡淡的月光，“草上飞”在通往阳台林场的路上狂奔着，卷起一阵雪雾。路旁的树林黑森森的，像魔影一样闪过。
这林子里是有野狼出没的，有一次下连队，正碰着它坐在路中间，蓝瓦瓦的眼睛盯着我，把我吓得只好退了回来。这一回，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奔跑了不一会，我和“草上飞”都大汗淋漓了。可是我还是把缰绳勒得紧紧的，为了减少风的阻力，我几乎爬在马的背上。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跑到了阳台林场，当时棉衣裤都湿透了，风一吹浑身打颤。我使劲敲开林场值门室的木门，那人看我满身霜雪吓了一跳。“出了什么事了！”我来不及给他回话，一手抓住电话，马上给师部值班室呼叫：“喂！喂！我是哈青独立营！”
线路不好，我喊哑了嗓子，对方才听清我报告的内容：“快来急救车！我们在桦皮窑林场的伐木点着火了！烧死人啦！”
回来的路上，疲惫不堪的“草上飞”再也跑不起来了。凌晨时分正是“鬼龇牙”的时候，坐在马上更冷，我干脆跳下马，牵着它小跑。到了营里，满身霜雪使我成了雪人。这是我这一生最艰险的一次出行。
下午，遭受灾难的战友们从30里外的桦皮窑林场拉回来了。惊魂未定衣衫不整的二十几个战友坐在嘎斯车上，一见到我们就抱头痛哭。被烧死的哈尔滨知青倪少兴的遗体，用被盖着，由一个马爬犁拉着，上面插着一面红旗。被烧伤的战友王新民已被师部派来的救护车送到爱辉县的医院了。那一天，营部附近的几个连队的人都赶来看大难不死的战友们。那个小山沟被悲哀的情绪笼罩着。
这场灾难来得很突然，也很神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据亲历者回忆，已经完成采伐任务的三连的二十几个人，原定12月26日返回连里。25日下午，他们开了庆祝毛主席诞辰的联欢会，大家又唱又跳，十分快乐。已经在大山深处窝了一冬了，就要回连队了，大家当然特别开心。联欢会，又会餐，把剩下能吃的东西都吃了，他们还炖了一锅狍子肉，那是用白菜和附近打猎的鄂伦春人换的，许多知青是头一次吃野味，真是香啊！
第二天早上大家就打好了行李，等营部派车接他们下山。他们派了两个人到道口接应，一直到晚上车也没来，可能是雪太大路不好走。那时通讯很落后。
他们只好又生火做饭，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了，只是喝了一点粥。到了晚上，有人打开行李，大脱大睡，有人倚在没有打开的行李上打盹。这是一栋用原木堆起的“木克楞”房子，中间用布帘挡着，一面住着男生，一面住着女生。房子中间摆着柴油桶做的炉子，那是他们用来取暖的。
半夜时分，突然一声巨响，一个大火球在屋内滚过，立刻烟火弥漫。正在床上躺着的知青们立刻跳下来，大家哭喊着从门挤出，跑到屋外。这时他们面对的是漫天的风雪和零下40度的严寒！有人穿着衣服，多数人只穿着单薄的内衣。
只用了几分钟，这栋房子就烧落架了，呼的一下子房子倒了，在雪地上升起一股烈焰和烟尘。带队的干部马上清点人数，“倪少兴！倪少兴！”他们呼喊着没在现场的他。这之前哈尔滨知青王新民曾冲进去救，自己的手被烧伤，可人没有拉出来。
后来在废墟的灰烬中，他们发现了倪少兴烧焦了的遗体。
当时，跑出来的青年乱作一团，他们拥挤着哭叫着，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当时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的哈尔滨女知青吕平最镇静。她发布了如下的命令：
“大家快站到被抢出的被上！”
“大家快抱起来！”
然后让大家抱成一团，这是真正的抱团取暖了。
她又喊：“快唱《国际歌》！”
接着，她又安排一个叫贾玉民的哈尔滨知青，快骑马到附近的鄂伦春的住处报警、求救。贾玉民当时只穿着一身线衣线裤。这个机灵的小伙子跳上马就跑了。
当时的场面十分悲壮。二十几个青年不分性别地紧紧抱在一起，雄壮的《国际歌》声在风雪中激荡，鼓励着青年们和风雪严寒作殊死的斗争。
和呼啸的风雪声相比，这声音十分强烈，然后又渐渐地微弱了。就要冻僵的年轻人连嘴都快张不开了。
在这同时，贾玉民骑马跑到附近一个进山打猎的鄂伦春人的营地，敲开他们的门，十分困难地说明情况（他们汉语水平不高），又十分容易地把正在睡觉的鄂伦春猎人的皮衣皮裤装上了马爬犁。
大约一个小时后，鄂伦春兄弟送来的温暖最后解救了二十几个知青，当时他们的歌声已经很微弱了，他们一个个都在咧着嘴笑。听当地的人说，冻死的人最后的表情就是张着嘴笑。如果鄂伦春兄弟的衣物再晚到半小时，他们就成为了大森林中永久的冰雪雕像了。
经历了这场灾难的每一个人，都永远感谢小吕平关键时刻的指挥若定！“人小鬼大”的哈尔滨小姑娘创造的奇迹，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想起，还是那般神奇。
令人遗憾的是，勇敢智慧的指挥员小吕平、骑马报警的贾玉民和为救人被烧伤的王新民都没有成为英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历过这场灾难的每一个青年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当时我们营所在的黑河地区正搞清查运动，专门为“12·26”事件立了案，先是怀疑黑龙江对岸派来的特务纵火，后来又怀疑被烧死的倪少兴是纵火者，当时他的父亲正因为“历史反革命问题”接受审查，可能为了报复政治运动自焚，引发了这场灾难。据回忆，当时许多人边穿衣服边往外跑，只有他穿好了衣服就是站在火里不动，就是因为向外拉他，王新民被烧伤。当时，他穿戴整齐，连腿上的绑腿都打得很规矩。
那个案子办得很紧，每个经历灾难的人都被审查了，搞得人人自危。宿舍里，天天半夜都有人哭醒，有人又梦着了那场火，被吓醒；有人梦着自己成了纵火犯被抓走，也被吓醒。
几个月后，因找不到证据，这个案子也不了了之了。
二十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小吕平，她在哈尔滨的一家工厂当翻译，刚领着许多青工到北欧的一个国家实习回来。她兴致勃勃地介绍国外的情况，却一句也没说到那次灾难。她说，过去的事，不堪回首。一想起来就做噩梦。说到她那时非凡的表现，她说那也是急中生智。我们那时都有英雄情结，越到关键时刻，表现得越突出。
有一次我在街头上远远地看到了倪少兴的父亲——那位白发苍苍的退休教师，慢吞吞地走着。我却没有勇气走近他的身旁向他问好，怕他看见我想起他死去的儿子！如果他问我儿子是怎么死的，我还一时说不清楚。
往事并不如烟。现在回忆，引发那场神秘之火的可能是那个柴油炉子，有谁无意中把剩下的柴油或汽油倒在炉子里，引发了炉子的爆炸，造成了那场火灾！倪少兴没有及时冲出来，他可能找什么东西，他特别喜欢他常用的斧子和大锯，也许在找他那几件顺手的家什。
我想，无论你愿不愿意说起，无论你能不能想起，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都经受了人生的一次涅槃。他们都成了火中飞出的凤凰。
以上这篇稿子发表在哈尔滨发行量很大的《生活报》，见报的第二天，就有一个读者给我打了电话。
“你写的知青故事让我很感动！感谢你第一个写了这个灾难的真相！我就是你写的被烧死在神秘的大火中的倪少兴的弟弟。我叫倪少滨。”
后来我和他——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第一附属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见了面。他说，哥哥下乡时，我还很小。他是1966年走的，好像从来没有探过家。他1969年被烧死后，家里人都不知道。那以后的好多年，逢年过节时母亲还给他寄过吃的东西，可他总也不回信。我们都奇怪，他为什么不回信！后来，看到他同时下乡的知青陆续都返城，母亲天天盼着他回来，眼睛都哭瞎了。
整个“文革”中父亲都在被审查，也没有能力顾及我的哥哥。后来他落实了政策，我陪着他和母亲到北安农场局找过哥哥的下落。他们查了哈青农场（一师独立一营）的档案，最后告诉我们因为火灾事故倪少兴已于1996年12月26日晚死亡了。按政策给了我们两千多元的补助。当时母亲哭得昏了过去。回来后，她一病不起，不久就病逝了。几年后父亲也郁郁而终。他们生前的遗愿就是能去哥哥遇难和安葬的地方给他扫墓。
“后来我知道了，哥哥当年下乡的农场早就撤销了，土地也交给了当地的农民了。我们想去扫墓，可不知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哥哥死亡的过程我们也知道了。如果你能提供一下哥哥墓葬的准确地点，我们特别感谢！”
为了完成倪少滨的嘱托，后来我又回了一趟哈青——当年曾留下我们无数青春记忆的地方，无论是痛苦还是幸福，它都如胎记一样刻在我们的身上。沿着新修的高速公路，五个小时就到达了边境名城黑河。又沿着平整的公路，向西行驰，路旁粗壮的白桦树挥舞着嫩绿的枝条，好像在为我指点进入“青春圣地”的方向。我们的车时而沿江而行，时而爬上山坡，时而穿过林海。三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叫西峰岭的小村，现在它已在地图上恢复了“哈青”的地名。
可惜，山河依旧，我们已难以找到知青营地的旧模样了。热情的老乡帮我们辨认了几栋旧营房，然后指着房后的一片大豆地说：“当时这里有几座知青坟，我们开荒时地都平了。这几年不断有人来找过，我们也说不清那个人埋在什么地方。”
那天刚下过雨，通往那片豆地的路特别泥泞，我们在地头采了一束野花，摆在地里，又在地头烧了一些黄纸，便结束了这次寻魂之旅。
那天，我的心情不好，地头烧纸时，热泪长流，掩面而泣。
回来后，我给倪少滨打了电话，如实地说明了情况。
他去没去给哥哥扫墓，我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