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当年在黑河下乡的知青，谁都忘不了龙镇。这个三等小站，当时是黑龙江省北部线的终点，无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的知青，都在这里下火车，再转乘汽车、拖拉机、马车，分赴荒原深处和密林之中的几十个兵团农场的几百个连队，豪情满怀地投身屯垦戍边的战斗。当然，他们返城度假，也在这里乘火车。在“胜利大逃亡”的知青返城的浪潮中，这里演过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有的丈夫或妻子走了，他们却留了下来，从此天各一方。
这里曾像战争年代的兵站一样，每天涌动着穿着黄棉袄的年轻人。这其中，有的人后来成了在中国有影响的人物，如曾担任过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天津知青解振华、外交部副部长的北京知青王毅、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的哈尔滨知青刘东辉、山东省省长的北京知青姜大明……
去年冬天，在那个飘雪的日子，在去黑河的路上，我有意绕到了龙镇。它已成了一座街道宽阔、建筑现代的小城。那黄色的火车站还在，可广场上十分冷清，全无昨日的青春喧嚣和人群熙攘了。我在站前徘徊许久，找不到我和战友们当年的足迹，更听不到他们的哭声或笑声，却想起了一个上海老知青袁启鸿的悲情故事，因为龙镇是他的伤心地。
老袁和我一样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本来我们都有着美好的人生前景，当年我们虽然分别在上海和哈尔滨，但都被推荐为留学法国的预备生。正准备去北京的外语学院学习时，从天而降的“文革”如狂风暴雨，把这一切都化作泡影。我们的档案又从外交部退回到我们的学校，后来又转到了北大荒，当年一位管档案的朋友神秘地告诉我：“不得了啊！你原来是外交部的人啊！”我苦笑着说，现在不也在北大荒种地嘛！
1968年8月，他受上海黄浦区的委托带领300名知青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师五团所在地五大连池下乡，另外的一部分人由同是老高三的优秀学生、现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方存忠带队去了五师的查哈阳。半年以后，工作能力突出的老袁被师后勤部调到龙镇组建物资批发站。当时他还没入党，却被任命为站的整党小组和清查专案小组的成员。
真是福兮祸所伏，他的人生悲剧就此开始了。
1970年3月，在老袁刚过完22岁生日的第二天，他突然被隔离审查了。一时间，批发站院里贴满了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袁启鸿”的大字报，罗列了他的“八大罪状”：“张贴反革命标语，唱反革命歌曲，组织反党小集团，为反革命分子翻案，非法混入共青团……”其中最严重最惊心的罪状是“张贴反革命标语”。
现在看来十分荒诞，当时却是触目惊心！
1969年12月，为欢送一师的“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到哈尔滨开会，当时他们在孙吴县集合，然后途经龙镇，到哈尔滨去。龙镇批发站在招待所门前搭建起彩门，要在两米多高的门楣上贴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那天晚上又黑又冷，老袁从哈尔滨出差回来，看到负责贴标语的两个女青年很辛苦，就跑来帮忙。他站在两个摞起来的方凳上，两个女青年一个为他扶凳，一个给他递标语。为了贴得均称，老袁先贴当中的“席”，再贴第一个“敬”和最后一个“疆”，再贴“毛”和“寿”字，接着贴“祝”和“主”字，最后贴“万”和“无”字。
由于写的是隶书字，“万”字和“无”字有些相像，又由于天色昏暗，最后把“万”字和“无”字贴倒了，“万寿无疆”变成了“无寿万疆”！
第二天早上被明眼人发现了，他们吓了一大跳。老袁他们马上改了过来，又作了认真的检讨，但仍无济于事。就这样祸从天降，这件事成了他最大的罪行！
“罪状”中说他组织反革命小集团，是因为他自发组织几个爱学习的青年学习哲学，经常讨论理论问题，还办了一个“学习园地”。
还有人说他自己在宿舍唱歌时，把“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唱成了“我听枪的话，党听我的话”。
所谓“混进共青团”是因为他的入团登记表上少了一个公章！
……
其实，老袁被编织这么多罪状的原因，是因为他公开反对在只有400人，成立不到一年的批发站揪出了17个“反革命”和“贪污犯”，因此他得罪了主要领导。
这位掌权者亲自发动了这场对一个知青的政治运动。这在当时很时兴，政治觉悟特别高者，有政治理想（应该说政治野心）的人经常抓住机会搞这样的“运动”。
老袁成了第一个从知青演变成“反革命”的典型，上级向全省发了通报，为了杀一儆百，也为了教育“政治觉悟不高”的知青，随后开始了对他的武装看押和在农场的巡回批斗。首先他被剃了鬼头，肯定能吓哭小孩子的样子，但他不太在意，因为“文革”中遭这种厄运的老干部很多，他不高兴的是，还让他付了2角钱的剃头费。
游斗是在严酷的1970年初春进行的，范围是从龙镇北到孙吴，南到德都的方圆几百公里。批斗他的多是和他们一起来的知青，虽然已经来到边塞，但红卫兵们的革命意志并未消退！批斗前他被捆住双手和双脚，堵住嘴，扔在解放车的车厢里，脸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一般要走四五个小时，如果要小便只能在裤子里解决了。一到目的地下了车，或立即进会场接受三四小时的批斗，或者先去干掏厕所的脏活累活。
有时开完批斗会已经半夜了，满身伤痕的他刚躺下，又进来一些人把他从炕上拖下来，用麻袋套在头上，接下来是一阵拳打脚踢……又是知青们的恶作剧，老袁也是哭笑不得。穷极无聊的青年们，以折腾别人为快乐。这也是“文革”的恶习吧！
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的忍受能力到了极限，他默默地流泪，在思考着用什么办法可以少一些痛苦地死去。因为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了。一年前，他是怀着多么美好的愿望来的，可现在他的面前一片黑暗。终于在1970年5月的一个寒夜，他趁看守他的人熟睡的时刻，把一条绳子挂在了房梁，并把自己的脖子伸向了绳套。
这时他看到满天闪烁的星斗，他遥望南方，那是他家乡的方向。这时拂面而来的还有些凛冽的春风，一下子让他清醒了，他想起了父母早逝后把他养大的姐姐，想到了多年关爱他的老师、同学；他也想到了如果就这样死去，谁来为他洗刷不白之冤！
在犹豫之间，终于被人发现，他走出鬼门关，又回到了地狱。批发站的工作组决定把他送进监狱，建议判刑12年，但那个特殊的时期，监狱已人满为患了，他们无力接收。老袁只得就地改造。当时每天5点钟起床，先到煤场装一车6吨煤，早饭后清扫供应站大院，清掏厕所，再为全院三个食堂的15口大缸挑水，每天18吨，每挑一担水要走100米！马不停蹄般干完这些活，已是晚上十多点钟。他每天爬上床铺都十分艰难！这大大超负荷的劳动，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的。但是22岁的袁启鸿忍受了，那是一种生命的力量。
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师里的一位副政委说话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千里迢迢从大城市跑到你穷山沟，就是为了来当反革命的？你们这么做怎么能让千千万万个知青家长放心！”1971年初夏，老袁被解除看押，“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下放连队劳动。这以后他又去大兴安岭伐木，在零下52度的严寒中，他学会了把顶天立地的大松木放倒、归楞、再装上汽车运走，也学会了用大海碗喝酒。他又恢复做人的尊严，还赢得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哈尔滨姑娘鲁际的爱情。这是东北姑娘的特点，她们特别同情弱者，心甘情愿地与他们生死与共，后面的故事还有精彩的事例。
长话短说，我略去了他们爱情的故事。
现在他们的一双儿女都大学毕业成了专业人才了。
1977年，和祖国共患难的袁启鸿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当时他已经入了党，恢复了在供应站的工作，分管全师的煤炭的采购供应，那是权力很大的岗位。许多有眼光的人看清了他的前途，就这么干下去，不出几年当个师后勤部的首长也在情理之中。
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高考——他没有请一天假复习功课。作为上海市重点中学的高材生，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考试。而通过科学兴国是他们从小的理想。第二年春天，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报到时，老师告诉他，你四门课考了394分，只差6分就是满分，是全省的状元！还给他看了登载这条消息的《黑龙江日报》。
后来老袁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入学后当了1977届学生党支部书记；当年夏天，他被彻底平反，他档案中的“反革命”材料当面烧掉。1982年毕业后到国家重点大型企业哈尔滨锅炉厂工作，第二年他第一批晋升工程师。1985年在机械部出国英语考试中荣获第一名，他受命到美国CE公司进行技术合作，参与了设计世界一流的电站设备的工作。回国后，老袁担任锅炉厂处长、生产处长、副厂长。1994年10月他又到“三大动力”组合起来的特大型企业哈尔滨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执行董事。后来又担任哈尔滨锅炉厂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
在哈尔滨的几十万知青中，老袁是企业界的最高领导，名副其实的大企业家。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他陪中央领导同志到“三大动力”视察，和外商谈判，到香港组织股票上市。他西装革履，满脸风光。
为了写这篇短文，我找到了老袁，他急匆匆地来见我，提着装满材料的书包，好像是来上课的大学教授。他主动让贤，已不再担任企业领导了，而成了一个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专家。
他的名片印着十几个头衔：省政协常委、市人大常委、全国西部开发顾问、中国管理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还有许多大学的特约教授。他奔波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和大学的讲台之间。他从书包里给我拿出他的一篇篇论文，他告诉我他2000年就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科学发展观”问题，总理作了很长的批示，让国家计委领导听取他的意见。他三年前就提出过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建议，他最近又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给省政府写出了报告……
在老袁滔滔不绝的讲演中，我又看到了一个饱经磨难的老知青的永不干涸的激情；在他那厚厚的论文中，我感受到一个忠贞的知识分子对祖国和民族深深的忧思。我还看到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老袁没有给我提供关于龙镇悲情故事的细节。但我想他心中涌动的热血中肯定有来自那里的坚强和自信。
这篇文章在我的博客中发表，引来不少留言，我愿意和读者们分享：
我在挨个看你的文章，不承想看到了一个我曾听说过的袁厂长，不承想他还经历了那样的苦难。谢谢你把他的经历写得这么好！
——花开花落
好苗子就是好苗子，终究成了国家的栋梁。
——德文成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童牛岭下
周总理说过，真金不怕烈火炼，真金也需烈火炼。但不是谁都能经受得住的。
——知倩
使这种悲剧几十年不断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年整你的，今天给你平反的往往是同一个人。“打人犯法”，但是毁了一个人的青春、爱情、幸福、前途的人，是不会受到法律制裁的。
——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