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
现在，人人都会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倘若贝内德托·克罗齐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被滥用深感不安。他对于历史的丰富性、哲学意义的阐述，被我们狭隘化为功利性的需求。
这样一种“当下感”的历史陈述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王朝兴亡更替被描述成一场现代的成功学竞赛；微博历史层出不穷——这里面集中了现代人各种猎奇的喜好；还有对于“历史”遗物的极端狂热——流落海外的圆明园、莫高窟里的零散物件被高价买回国内，以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见证。
这种历史功利化的趋势从媒体进入基础教育。课本编撰者无时无刻不想着为过去的事件寻找现代的意义。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诗歌都被认为具有“借古讽今”的作用。在中国历史的课堂里，历史事件的发展遵循“繁荣——屈辱——复兴”的线条，因此历史不仅为今日提供参考坐标，同时还提供了合法性：今天是最好的、最新的时代。
这场不自觉但又轰轰烈烈的历史现代化的过程，最终冲击到的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历史学家越来越成为一个暧昧不清的职业：如果所有的历史都是关于现在的，那么从事这样的研究需要什么专门的训练呢？史学著作也是如此，关于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遗产、影响和意义。许多历史专业的学生的毕业论文都晦涩难懂，充斥着大量的专业术语和理论诠释。还有一系列盗用“历史”名称的作品：心理史，婚姻史，或是数码相机史，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自称是研究著作。其实，他们无非是使用了一系列过去积累的数据，为某种当下的行为或趋势的判断提供支持而已。
造成当下混乱状况的成因多种多样，但是有几点可以确定：一是公众和很大一部分历史专业的学生从生活经验和哲学家那里得到了一种关于“真实”本身的激进的怀疑论观点。他们自豪于这种“不相信”的态度：大部分的记录都不可靠，大部分的历史都仅仅是为政治或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甚至，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写作和研究的。他们一方面对于历史决定论的写作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对某种全新的诠释感到迷恋：甲午海战的失败不是整体清朝积弱的结果，而是因为没有聘任苏格兰海军教官，等等。20世纪以来个体逐渐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各种可靠和不可靠信息的充盈，为对于历史的怀疑论和虚无论提供了理想的心理土壤。
二是长期以来关于历史的功利主义的看法：当面对现实的紧迫时，历史似乎提供了直接的、快餐式的解决方案。如果希望知道“国家崛起”的奥秘，我们就需要了解英国、美国、俄国和日本是如何“崛起”的。同时，观察苏联的解体，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失败，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避免错误的战略决策。诚然，对于过去的研究总会对今天的行为产生影响，但是过分功利的看法却导致历史事实的扭曲，思维框架的局限，以及对于今天的不恰当的假设。如果我们只关注“国家崛起”，势必会漠视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和俄国很难称得上是现代意义的Nation。如果我们带着功利的眼光看待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我们就很难仔细认清当下的一系列问题的复杂性。说到底，政权的兴替仅仅是政治史的一部分，政治史也仅仅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这种对于历史现代化、快餐化的表达，绝不应当成为受教育的公众对于历史作用的一般看法。布克哈特对于历史作用的评论应当一语点醒历史功利论的辩护者们：阅读历史，不是为了“下一次更聪明一点”，而是需要“永远更加睿智”。
历史学家自身也应为此种现象负责任：能够写出晓畅易读的历史小说的历史学者越来越少，因为学术机构对此种创作的价值评价远没有无人问津的长篇专著来得高。如果没有《三国演义》、《胡雪岩》这样的历史小说，或是《万历十五年》这样生动的历史作品，我们怎么能够逐渐建立历史感呢？我们怎么能够脱离于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以超然的眼光看待过去呢？即使历史真的是由稻谷市场的价格波动和某些职业的“阶级认同”推动的，也没有理由拒绝荡气回肠的关于时代的描述、对于历史生活中细节的关注，以及对于历史人物的细致描摹。除了一些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之外，很难在今天书店的书架上找到充满历史感的作品。
我们应有的历史应当是这样的：首先，历史一定是“人能够记住的东西”。因此，它必须色彩鲜明，细节丰富，并且令人感到愉悦或是震撼。历史感和幸福感类似，都不仅仅是大脑皮层的简单映射，而应当是内心中的一种触动和共鸣。其次，历史写作和研究一定是对于当下的回应和参照，但是这种回应和参照是从容的。理论、概括和抽象化的历史结论，即使存在，也决不能以牺牲对于历史的具体感觉为代价。历史写作应当首先帮助读者重塑当时的情景，辨别当时和现代的相同和差别，并且能让读者体会当时的潮流、感情和风貌，最后才能给出那些值得尊敬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背后的分析和结论。换言之，历史写作首先是让读者生活在历史里，其次才是让我们生活在当下。最后，我们应有的历史的一部分应当是不完整的，可能是有错误的。这不是说历史学家和编辑可以偷懒或是恣意妄为，这是说在关于写作和内容的严格的标准之下，我们依然可能会犯下关于事实的错误，或是做出经不起新材料检验的结论。只要我们严格遵守先前设定的标准，这些错误应当被看成是前进道路上的阶梯，而不是否定作品全部价值的依据。
《东方历史评论》要写作、编辑和出版我们应有的历史。我们明白，这是任重道远、困难重重的工作；但是我们同时也明白，对时代和我们自身的缺陷改正得越多，付出的努力越大，得到的敬意也就越多，这项工作的价值也就越大。19世纪的欧洲人熟悉他们的历史，因此尼采要努力加强现实和生活感的作用。今天的我们不熟悉自身的历史，因此我们要努力加强过去和历史感的作用。当然，我们的期待远远不仅于此，我们相信历史在我们内心中的力量和价值。
我们想以鲍斯维尔在《约翰逊传》中的一个故事为这篇短文作结，同时也激励历史学界的同仁。一次，约翰逊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泰晤士河上乘船游览，他们讨论古典文化的价值。鲍斯维尔认为，古典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价值不大，没有它们，生活会依旧继续。约翰逊博士在一定意义上赞成，他说：“例如，这个划船的少年不知道阿尔戈号上最早水手的故事，但是他依然能为我们划好船。”他扭头问这个划船的少年：“为了了解阿尔戈号上的船员，你愿意付出什么呢？”“先生，”那个少年停下桨说，“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