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变化过程十分微妙，有时候，连他自己都察觉不到。也许是宦海生涯太久，在染缸里浸泡时间太长的缘故，贺寿慈当年不愿厕身“穆党”的高风亮节，进入中年后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享乐和贪欲。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结交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两人在一起喝花酒，玩女人，沆瀣一气，以致半世清名大受其累。
这个商人原名李钟铭，山西人，来到京城后，改名为李春山，在琉璃厂开了一间极大的当铺，九开间门面，主营书籍古董，字号“宝名斋”。李春山长袖善舞，谙练官场运作潜规则，当时的一班王公贵族，名臣贤达，成了宝名斋的常客。连惇王奕誴也被他巴结上了，亲昵异常。据知情人透露，宝名斋只是掩人耳目的一个副业，真正的拿手好戏是官场交易，专门替人拉皮条、递红包，走内线，向官场打点送礼，具有沙龙性质，相当于是个地下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幕后董事长，即为工部尚书贺寿慈。
有一天，张佩纶偶到琉璃厂闲逛，路过宝名斋，顺便进去翻翻古籍。大凡爱书成癖之人，都是眼界极高，挑拣书籍的心态近乎苛刻，看着满店的线装、毛边书，犹如喜逢春雨的乡间顽童，恨不得敞开身心嬉戏个痛快。张佩纶这本翻翻，那本看看，翻弄了半天，似乎一本也不中意。他把店中的小伙计叫过来，用手指指书架顶层的一部书，让他取下来瞧瞧。平日里宝名斋没少见了王公权贵，小伙计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见这个身穿竹布长衫、身材微胖的人只是白看，无心购买，早已不耐烦了，不卑不亢回了几句话：“那部书摆得地方太高，客官如果有意要买，我便去搬梯子来取，如果像先前那样只是翻翻，对不住，店里今日人多忙乱，请客官改天来，我再来侍候您啦！”说罢送上个讥讽的笑脸，扬长而去。
其时张佩纶是京城正当红的清流党明星，多少朝廷栋梁，一个个倒在他的笔下，苦苦挣扎呻吟，何等痛快。“牛角”风光正盛，哪里受过这种白眼——何况送他白眼的只是宝名斋的一名小伙计。张佩纶的公子少爷脾气，像点了火的炮仗，猛地一下蹿上来。左右看看，人多眼杂，憋了满肚子的窝囊气，不便当面发作，只好悻悻地走出了宝名斋。回到家里，张佩纶越想越不是味，早已听说宝名斋的恶名，仗着有个后台老板贺寿慈，招摇撞骗，无所不至。今日为解心头恨，非参他一本不可。
可是要参劾一个人，必须有具体翔实的材料，张佩纶平时虽说有所耳闻，毕竟没把握抓住把柄。他不惜花费工夫，深入访谈，没过几天，能办成铁案的材料被他牢牢抓在了手上。原来，李春山为了巴结贺寿慈，曾精心挑选了一名绝色美女用来打通关节，尚书大人贺寿慈不仅欣然“笑纳”，而且将美女置为小妾。为了表示报答，贺寿慈也挑出一名婢女，赐给李春山为妻。那名婢女风姿绰约，颇具姿色，是否与贺寿慈有一腿，尚未可知，但她受贺尚书的宠爱是确实无疑的。婢女被李春山娶进门后，娇小姐脾气显露出来，处处以官夫人自居，自称“诰封五品”，不可一世。贺寿慈与李春山来往密切，贺每次到李家，美色婢女总会像只花蝴蝶似的扑上前来，亲热地叫他“干爹”，李春山笑眯眯地站在一旁，表面上似乎特别乐意看到这个情景交融的场面，也特别乐意有了个尚书岳丈。
张佩纶收集好材料，酝酿一番，运足了气，在灯下起草了一份奏折：“臣闻山西人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内则上自朝官，下至部吏，外则大而方面，小则州县，无不交结往来。或包揽户部报销，或打点吏部铨补，或为京官钻营差使，或为外官谋干私务，行踪诡秘，物议沸腾。所居之宅，即在厂肆，门庭高大辉煌，拟于卿贰，贵官骄马，日在其门，众目共睹。不知所捐何职？顶戴用五品官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夫以区区一书贾，而家道如此豪华，声势如此煊赫，其确系不安本分，已无疑议。”
奏折递到慈禧太后手上，老太婆“咦”了一声，诧异地说：“这个贺寿慈，听说他颇有学问，诗书俱佳，平时倒也看他不出，何以不自爱如此？”说罢将奏折往案上一扔，发往军机处议处。很快，军机处的议处结果出来了，接着传下圣旨：“贺寿慈与李春山究竟有无亲戚关系？着该尚书明白回奏。着都察院堂官，将该商人传案，逐款讯明，据实具奏。”
祸起萧墙，倒霉蛋李春山叫苦不迭。他完全没有料到，因为店中小伙计的几句混账话，意外惹出了天大的一场官司。都察院的堂官将他叫去“喝茶”，一去便被关了禁闭。另一方面，调查摸底悄然展开，往日以为隐秘的蛛丝马迹，成了堂官办案的线索，李春山的劣迹逐渐浮出水面。原来，宝名斋九开间的铺面，是由侵夺官地，霸占贫民义院的地基而来。堂官把审案的一摞卷宗递过来，让李春山签字，他低垂着头，像是秋天被霜打蔫了的茄子。
贺寿慈奉旨后丝毫不敢怠慢，独坐灯下冥思苦想，回复奏折。面对圣旨上的严厉责问，抵赖看来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一口否认他与李春山有戚谊关系，两人只是认得而已。至于认得的原因，是去年恭演龙楯车时，顺道至宝名斋翻阅了几本书，李春山请他喝了一次茶。
有了贺寿慈的回复后，再交吏部议处，吏部拟“贺寿慈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由从一品的尚书，降为了“正三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另外，都察院刑部审理李春山案也有了结果：革去头衔，杖七十，徒刑一年，期满后解回山西原籍，交地方官管束。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谁知平地再起波澜，清流党见没能彻底扳倒贺寿慈，心有不甘，由“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牵头又上了一奏。这回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李春山进贡给贺寿慈的绝色美妾，以及贺赠予李的婢女妻子，换言之，夹杂在政治官司缝隙间的两个柔情女子成了权力场上的牺牲品。当然，那两个女子只是题目，真正攻讦的对象仍是贺寿慈。
接着黄体芳的奏折之后，又有清流党的另外一员干将——“牛鞭”宝廷出马，再上一本，折中奏道“贺寿慈补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闻命之下，朝野骇然！夫朝廷用人，每日自有权衡，权取其公，衡取其平，不公不平，何权衡之有？”奏折写得既词锋锐利，又言辞得体，况且宝廷身份与一般汉族大臣不同，他不仅是清流党的“牛鞭”，而且是满洲镶蓝旗人，清宗室后裔，有鉴于此，清廷再也不能等闲视之，赶紧让贺寿慈走路了事。
据台湾历史学家高拜石考证，其时，贺寿慈的长子贺良桢，在江西南昌当知府，听说了京城这边传来的消息，连夜派人接老父亲南下，到江西去做老太爷。不久，贺良桢调为长芦盐运使，常驻天津，又将父亲迎到津门，以写字绘画为计，颐养天年。遗著文集若干卷，生前，有子孙辈请他将诗文刻印成册，贺寿慈摇头笑笑：“这劳什子，我不过以陶冶性情而已，不必与当今文士争一日之名！”如此口吻，也算对世事看得透了。最值得一提的是，贺寿慈老当益壮，精力过人，过完了80岁生日，还生下一子，名良枟。幼子的母亲是个绝色美妇，即当年李春山行贿送上的那份“大礼”。
做事切莫一根筋
凡事皆有因缘。如果细心探究梳理，声势煊赫的清流党后来顷刻间崩溃，还应该和这个人有些关系。此人名叫吴可读（1812~1879），字柳堂，甘肃皋兰人。这个不修边幅的西北汉子，遇事爱认死理，脑袋瓜子不会转弯，也就是俗话说的“一根筋”。比如早年他在爱情问题上，即是如此。
吴可读第一次进京考进士，其经历堪可玩味。那年吴可读30岁刚出头，风流倜傥，踌躇满志，住进关中会馆里，每天闻鸡起舞，独坐晨读，直至星斗满天，方才搁下书本。
同来应试的举子中，有几个纨绔子弟，见他勤奋用功，便来拉他下水。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以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和李纱帽胡同，吴可读他们去的是陕西巷的一家清吟小班，内中有个姓苏的姑娘，名叫翠红，自称是女学生，据说在扬州上过几天学堂，会做诗填词，谈吐也风雅不俗，与其他妓女有所区别。更难能可贵的是，苏翠红祖籍也在甘肃，幼时父亲病故，随叔父迁徙江南，辗转流落于烟花柳巷。听苏翠红讲了她的经历，吴可读怜悯心大发，天天往陕西巷跑，认定眼前是个红粉知己，恨不得掏心窝子说话，并将自己写的一册未刊本诗集，赠予苏翠红惠存雅正。对于辞章上的事，苏翠红似懂非懂地回答几句，偶尔抱怨一下自己隐隐约约的身世，竟让吴可读觉得，真是可惜了一棵读书的苗子。
从埋头读书到沉沦妓馆，仅仅只隔了一层纸的距离。自从认识“诗妓”之后，吴可读将读书与功名统统抛到了脑后，躲进温柔乡，成天乐不思蜀。后来，索性将行李搬到了陕西巷的清吟小班里，认真与苏翠红做起了夫妻。久而久之，吴可读在京城西北同乡中落下了个极不雅的绰号：吴大嫖。
有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吴可读日夜沉浸嫖海，博取功名之心淡漠，春闱落榜，也是预料中的事儿。苏翠红陪着他流了一场眼泪，更是让吴可读大为动心，当场决定不回甘肃，仍然留在京城“读书”，准备考试。决心已下，赶紧托人给皋兰老家捎信，让家里再多送些银子来，做他读书备考的盘缠。
吴可读家中老父得知了这一情况，心急如焚，送来银子的同时，托京城好友对儿子进行劝导。这位京城好友，是吴可读乡试时的“座师”，很是顾全面子，话说得也很委婉，只说城内红尘浮躁，要读书宜在僻静古庙，劝他到广安门外的九天庙去。九天庙是关中会馆的公产，住在那里除了清静之外，还不用花费房租。吴可读听从劝告，搬到九天庙住了不到三天，相思病犯了，人像丢了魂似的，百般难耐。于是仍然想搬回陕西巷。
谁知才走三天，香巢竟被人抢占了，来泡翠红的是个安徽商人，出手阔绰大方，似有愿为翠红千金散尽的气概。自古姐儿爱财，苏翠红见遇上豪客，也不愿意轻易撒手，笑脸逢迎，殷勤伺候，枕边使出一流妓女的温存功夫，把安徽商人勾引得十魂掉了九魂。对吴可读这边，无形中冷落了许多，且有一日，吴可读看见隔壁有个使妈坐在院子里纳鞋底，剪刀哜里咔嚓，对准一册书函正剪得起劲，他几步抢到手一看，被剪的纸页正是他赠给苏翠红的未刊本诗集。吴可读顿时觉得犹如五雷轰顶，一口血直往上冲，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吴可读大病了一场，再恢复过来时，先前的相思病也没有了。想想花国放纵的经历，自己也觉得惭愧，三十已过，功名未立，浪子回头金不换，遂收拾了心情，仍然住回到“座师”介绍的九天庙，好好用了一年多的苦功，终于在道光三十年（1850）会试中考取进士，抽签分发到刑部，当了一名主事。
在情场上遭受了这场打击后，吴可读斩断了欲海的非分之念，一门心思扑在官场上。咸丰中叶，吴可读官已升到刑部员外，将家眷接到京城。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他由刑部郎中补授河南道御史，听过许多柏台故事，满腔激情澎湃，发誓要做一名耿耿言官。前边说过，此人有点“一根筋”，遇事爱认死理，凡他认准了的路，就会一条心走到黑。上任伊始，外事频繁，各国公使要求觐见，朝廷为礼节大费周章，按当时一帮顽固守旧大臣的意见，非要坚持外国使节必须向中国皇帝行跪拜礼，吴可读上了一疏，奏折主题是“请令各国使臣进见不必跪拜”。由此看来，其人思想明达，理路清楚，并非愚忠。
接下来参劾的案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乎使他性命不保。被吴可读参劾的是个满洲武将，名叫成禄，原隶属胜保部下，胜保被诛，成禄改派新疆，官居乌鲁木齐提督。此人诬良为逆，虐杀无辜，居然虚报战功，说打了一场大胜仗。掌管西征大任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上奏严劾。陕甘一带是吴可读的家乡，他接到同乡字字血泪的来信控诉，悲愤莫名，向朝廷奏劾成禄的罪名，认为“有可斩者十，不可斩者五”。
于是朝廷下令，将成禄“革职拿问”。一开始议处的结果是斩立决，但成禄是满洲人，宫中有人替他说话，军机处也有奥援，案子拖了一阵，又改判为斩监候。这其中回旋的余地就大了，成禄成功地保住了脑袋。
“一根筋”吴可读得知此事，怒不可遏，再向朝廷奏上一疏：“请诛已革提督成禄”，开篇即精辟异常：“自来勘定祸乱者，未有无诛而能有济者也。是故青麟诛而后湖北之军威震，胜保诛而后陕西之回务平，何桂清诛而后金陵之贼氛息，前事不远，此即明效大验也。”在这份奏折中，他还列举了宋代名臣张咏弹劾丁谓一案的例子，声称愿效仿张咏，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于城楼，以谢甘肃百姓，再斩可读之头，悬于成禄之门，以谢成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