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懒惰，简单说就是“怠倦”。通常，“懒惰”的“懒”字用“懒”字代替，写成“懒惰”，这是错误的，正确的应是“懒惰”。今查简野道明[1]《字源》，“懒”用于“憎懒”等语词，意为“憎恶”或“讨厌”；“懒”则是“无精打采”“疏慵”“怠惰”“疲惫”的意思。《字源》引柳贯[2]诗句为例：借得小窗容吾懒，五更高枕听春雷。
倘使再转引几个《字源》中的用例，还可得许月卿[3]诗“半生懒意琴三叠”、杜甫诗“懒性从来水竹居”等句子。
由以上例子即可得知，懒惰无疑是“怠惰”之意，但似乎也含有几分“厌烦”“厌憎”的情绪，这一点切勿疏忽。而且更需注意的是，“借得小窗容我懒”“半生懒意琴三叠”“懒性从来水竹居”[4]云云，都是明知“疏慵的生活”中自有另一番天地，故而晏然安适其中，向往、企慕，有时候甚至还有一种故意炫耀、矫情的倾向。
这种心态不仅中国，日本也自古有之，倘若从历代歌人、俳人的吟咏中去寻例子，必定其数无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室町时代的御伽草子[5]中，甚至还有《懒太郎》这样的小说。
……虽名字唤作懒太郎，所幸对造房子很是在行，想着垒起方圆四町[6]的土墙，三面立门……天花板上敷布锦帐，桁架、屋梁、椽子等皆用白银黄金的榫头销钉啣接，并张挂璎珞帘子，就连马厩、门房的建造也不能马虎。然而想归想，怎奈诸事不备，只好树立四根竹竿，上盖草席，住在里头……此种住居虽说寒碜，但手足皲裂、跳蚤、虱子，以及身上的垢腻之类，却不愁没有……有道是舍不出本儿，成不了商人；田间不作物，口中无食粮。懒太郎却是成天游手，有时一连四五天赖在榻上不着地。
如此落墨如此笔意，是纯粹的日本式思维方式，决然不是中国小说的翻版[7]。恐怕是当时的破落公卿们，自己便过着懒太郎式的生活，为了排遣无聊才写下这样的东西吧。多少因为这个因素起着作用，所以作者对这种无可救药的懒汉主人公，非但不加以摈斥，反而为其怠惰、污秽、厚颜无耻抹上一层易被接受的可爱色彩。虽被邻人们嗤之以鼻，把他当成一个累赘，然而他身为乞丐，却有着不畏地头[8]淫威的勇气，赋性鲁钝，和歌却吟得了得，以至传到当时天皇耳朵里，最终被供奉为多贺大明神。
早年，佩里率船队于嘉永年间驶来浦贺时，他们对于日本人最敬佩的地方是十分爱清洁，海港街道和家家户户都打扫得非常干净，这一点不同于其他亚洲民族。我们日本人就是这样，是东方人种中最勤劳、最不懒惰的民族。尽管如此，仍有这种“懒太郎”思想和文学。“怠惰”绝非褒扬之词，没有人会觉得被称作“懒汉”是很光彩的，但另一方面，嗤笑那些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的人，有时甚至视其为俗物，这种观念到今天也不能说绝对没有。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情。最近，《大阪每日新闻》连续数天刊载一篇题为《美国记者团看到的日本和中国》的报道，这是报社的高石真五郎先生将最近美国新闻记者联合会到东方旅行观察，归国以后在报上发表的各自的真实感想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摘出加以逐一介绍的东西。到今天为止，多是批评中国的，尚未轮到日本头上，不过依目前的笔调来看，他们对于日本似乎远较中国更有好感。他们一到中国，首先对火车的龌龊车况大为吃惊，留下了极不愉快的记忆。而他们乘坐的绝非普通车，已然是张学良命人特意为他们准备的京奉线最好的车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感觉糟糕至极，既不能舒舒服服洗一洗脸，也无法像样地刮一刮胡子。这固然是中国纷争不断，财政匮乏等原因所导致，但现今的满洲堪称中国秩序最为良好的富庶之地，加之近年内乱已渐近停息，如此来看就没有什么足以辩解的借口了。就我自身而言，也曾经乘坐京汉铁路线上的头等车厢，和他们有过相同的经历。从北平至汉口约四十个小时，其间卧铺车厢漏雨倒也罢了，说句失礼的话，最令人头痛的是茅厕打扫得太马虎，我内急不得不跑厕所，好几次都是到了门口又折返回来。
想来，这种不讲卫生[9]和没有规制，不论哪个时代，都是中国人无法幸免的通病。无论引进多么先进的科学设备，一旦交给他们经营管理，立即便带上中国人特有的“懒散”色彩，好不容易引入的现代利器也化为东方式的笨重之物。在以清洁和规整为文化第一要素的美国人眼里，这是不可原谅的懒惰和可耻行为。中国人自己即使稍觉有些不妥当，但只要能凑合着过，也就放任不管了，这种传统癖性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有时候，他们反而觉得西洋人唯规则是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是厌嫌。那位一提起欧美式的繁文缛节就一概反感，对于本国风习即便如一夫多妻制也无条件肯定的辜鸿铭翁[10]，想必对此种现象也是相当有意见吧。这样说起来，印度的泰戈尔翁、甘地氏等又会怎样说呢？他们的国家在懒惰这一点上好像并不逊色于中国呀。
还有一句题外话，美国记者批评中国不守信用，借了外国的钱却不归还本金和利息。对于这一点，他们写道：“南京政府效仿莫斯科。”但这不光是金钱上的问题，不讲卫生不也是两国国民十分相似的地方吗？不知道谁才是嫡派，但就我所知，白人之中俄国人最不讲卫生。凡有众多俄国人下榻的酒店，里面的茅厕大都有着和中国火车上相同的景象。俄国人在西方人中与东方人最相近，从这一点也能得到证明。
总之，这种“懒惰”“疏慵”是东方人的特征，我姑且将其称为“东方式的懒惰”。
这种风习或许是受佛教、老庄的无为思想，以及“懒汉哲学”的影响所致。然而实际上，它与这些思想并无关系，这种风习充斥于更加浅近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出乎意料的根深蒂固，可以说正是我们的气候、风土和体质等孕育了它。相反，佛教和老庄哲学倒恰是这种环境的产物——这样理解才更加接近事实。
仅就懒汉的“哲学”“思想”而言，西方并非没有。古希腊也有一类譬如第欧根尼[11]式的懒汉，不过他们的生活态度源于他们的哲学观点，是学者式的态度，不像日本和中国的众多懒汉那样，莫名其妙、吊儿郎当地混日子。那个时代的克己主义哲学虽说是消极的，但遏抑物欲却非常精诚，所以还是很努力，很有意志力的，其境界与所谓的“解脱”“真如”“涅槃”“大彻大悟”等相距何止千里。此外，仙人及隐士之类也不是没有，但他们大多属于寻求发现所谓“哲学家的石头”[12]的炼金术士之类，近乎中国的仙人葛洪，与其称之为“无为”“懒汉”，不如说他们与“神秘”的形象交织得更为紧贴。
到了近代，提倡“复归自然”的让·雅克·卢梭[13]的思想，据说有些地方和老庄思想相通，不过说老实话，我就是个懒汉，迄今连《爱弥儿》也没读过，所以不敢妄加置喙。然而我觉得，不论其思想和哲学究竟如何，在日常实际生活中，西方人既不“懒惰”，也不“疏慵”。他们的体质、肤色、服装、生活方式，以及所有环境条件造就了这样的他们，即使偶尔因为某些原因迫不得已不讲卫生、不讲规整，但他们做梦也无法理解东方人的这种想法——在懒惰之中觅得另一片安逸天地。他们不论富人或穷人，不论游手好闲者或勤奋劳作者，不论老人或青年，不论学者或政治家，不论艺术家或工人，在积极、进取、奋斗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全然没有差别。
“东方人的精神性、道德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舍弃俗世隐遁山中、独自耽于冥想的人被称为圣人或高洁之士，然而在西方，却不会将这种人视为圣人或高洁之士，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利己主义者。我们把那些勇敢地走上街头，给病人送上药和食物，为穷人分发物品，为增进全社会的幸福而牺牲自我、勤奋工作的人，视为真正有道德的人，将他们从事的工作称为神圣的事业。”我曾读到过约翰·杜威[14]写的这样一段话，大致是这个意思，这是西方普遍的思维标准——如果说这是常识，那么所谓“怠惰”“无为”，在他们眼里就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虽然我们也是东方人，但我们并没有将“怠惰”看得比“勤奋”更加高尚，所以我不打算正面反驳这位美国哲学家的说法，更不会正颜厉色、咄咄逼人地反唇相讥，不过还是想问一句：欧美人所说的“为增进全社会的幸福而牺牲自我、勤奋工作”，究竟指的是哪种情形？
例如基督教运动有个叫“救世军”的团体，我对于从事这种事业的人们抱有敬意，绝不暗怀反感或恶意。但不论其动机如何，像那种站在街头，用激越、快速、急切的语调进行说教，为援助自愿放弃职业的人，上贫民窟挨家挨户赠送慰问品，扯着每一个行人的衣袖散发传单，劝人向慈善箱里捐款——那种小儿科、琐琐屑屑的做法，不幸很不符合东方人的性格。这不是公理不公理的问题，而是民族性的问题，是每个东方人互相都能理解的一种心理。我们一看见那种活动，便从脚底心腾起一种被人驱赶的慌张心情，哪里还会悄然生出半点同情心和信仰心呢？人们经常指责佛教徒的传教和救助方式较基督教更为保守、消极，实际上佛教才更符合东方人的国民性。镰仓时代的日莲宗和莲如时代的真宗虽说非常积极和主动，但最终不过化为“七字题目”和“六字名号”[15]。那种做法和现世没有一枝半节的联系。禅宗的道元便做如是想：“人生为佛教，非佛教为人生也。”我以为，这与基督教有着千里之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