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铁路调车工，许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日前，记者在襄渝东线十堰车务段管辖内的十堰车站调车班组跟班作业，目睹他们上机车、扒车辆、上夜班换白班，深切感受到了他们工作中的脏、累、苦、险。
烈日下扛着几十斤重的工具忙碌
调车作业是铁路工作中一个很小的环节，但却是铁路工作中最辛苦，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主要是把车站装好货物的车辆编解出来，然后把到达的车皮对上货位进行装卸。这种作业方式一般都是利用列车通过间隔时间来进行，而这在襄渝东线，大多都是中午时分。烈日下，道床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轨面和车皮表面温度达60多摄氏度，调车人员扒在车皮上既烤脸又烫手。但为了减少车皮在站上的停留时间，他们必须扛着十几公斤重的铁鞋和手制动器，不时进入车辆中间摘接风管、调整勾位、上车拧闸、打铁鞋进行防溜措施等。作业期间，尽管烈日当头，他们都必须穿着规定的长袖棉布工作服，脚穿解放鞋，手戴帆布保护手套，而且衣服必须扣得严严实实，连袖口都不能解开。别说干活，就是穿着这身衣服徒手在股道里走一趟，汗水就在工作服上“画”满了盐巴图，贴在身上直蜇肉；脸上的汗珠一颗接一颗地滚下来，蜇得眼睛辣疼辣疼的，而脏兮兮的两手要不停地干活，没有擦汗的东西，他们就用胳膊或掀起工作服代替手绢在脸上擦一下，有时干脆猛摆几下头，把汗珠甩掉。
一次调车作业下来，他们的工作服汗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谁也说不清楚汗湿了多少回；车皮在运动状态掀起来的灰尘沙子，糊得脸上五花六道。运转一班调车长杨晓刚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他的胳膊上被滚烫的车皮烫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就是这个工种辛苦与否的最好见证。
深夜里客车洒下的粪便糊满腿脚
杨晓刚告诉记者，夜间调车作业照明条件差，他们往往是一手提灯一手干活，一不小心就会从车上摔下来，如果手抓空了非死即伤。上下车时还要选择好地点，由于铁路两边遗留下来的粪便较多，作业人员经常会踩上，弄得满裤腿的粪便。但为了工作，只有将一批调车作业计划干完后，才能去把脏衣服换下来或去洗洗。
调车工黄银荣刚开始干这行时，由于经常踏上这样的“地雷”，加上出汗多，身上异味大，朋友都跟他疏远了。但他无怨无悔，辛勤工作，连续多年被单位评为先进个人。
冰雪天一次作业下来变成了雪人
由于是在铁道上作业，免不了风吹日晒。在雨雪天调车作业时，必须要穿带耳孔的雨衣、深筒雨靴。这样的着装穿一会儿还可以，时间长了，体内的热量散发不出来，汗水、蒸气就会把工作服都打湿了，寒风一吹，简直难受极了。特别是迎面扒在运行中的车皮上，双手抓着冰冷的车梯，刺骨的北风在耳旁呼呼作响，冻得耳朵发红，嘴唇发乌，雪花、雨点打在脸上，就像针扎一样疼。而越是在这个时候，作业量越大，往往一干就是几个小时。脱下雨衣时，身上像刚起锅的馒头，热气直冒。冰雪天一次作业下来，就像一个雪人。但为了铁路的安全运输，为了车辆最大周转量，他们仍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
调车员宋惠栋对记者说：“虽然干这行很苦，很累，很危险，但我感觉很快乐、很幸福。”
（原载2007年9月1日《十堰晚报》）
小站主任魏兴龙
魏兴龙1989年3月从部队退伍，在铁路岗位上一干就是19年。今年43岁的他担任武当山火车站客运主任已有4年，期间多次荣获武汉铁路局“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在武当山火车站，总能看到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在穿梭忙碌，或帮旅客答疑解惑、提送行李，或搀扶老人小孩进出车站……他就是武当山火车站客运主任魏兴龙。
为河南记者找回贵重物品
今年7月，《河南日报》的记者晓风（化名）乘坐昆明开往重庆的K168次列车到达重庆站，又换乘1390次列车前往武当山。从武当山站下车后，晓风突然发现自己的一个行李包遗忘在K168次列车上了，包里装有摄像机、照相机、身份证、采访证等贵重物品，还有一张10多万元的银行卡。魏兴龙知道后，一边安排晓风到车站贵宾室休息，一边给重庆火车站、客运段打电话，请求帮助寻找。
经过多方联系和共同努力，魏兴龙与已退乘回家的K168次车长取得了联系。巧的是，该车长在退乘时发现了这个包裹，已把它上交给车队，由于包内没有具体联系方式，车队方面也正在寻找失主。
当晓风接过失而复得的包时，激动地握住魏兴龙的手，说要请客吃饭答谢，但魏兴龙婉言谢绝了。这名记者回到河南后，专门制作了一幅题为“铁路服务无边”的油画寄到了武当山火车站，以表达对魏兴龙和铁路部门的谢意。
帮荆门小夫妻安排住宿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是魏兴龙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一天晚上，一对荆门来武当山旅游的小夫妻下火车后，被当地几位介绍旅馆的生意人围住，不知所措。魏兴龙见状，便上前了解情况。夫妻俩一见穿铁路制服的同志，就像是遇到了救星。原来二人是第一次来武当山，人生地不熟，不敢随便投宿。
魏兴龙帮助夫妻俩提上行李，将他们带到一家国营旅店安顿好。临走时，细心的魏兴龙又把手机号码留给他们，说：“你们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夫妻俩回到荆门后，发来短信感谢：“遇见你，我们才知好人多；见到你，我们更感武当的美。欢迎来荆门做客。”
给重病旅客当“家属”
魏兴龙的家住在武当山脚下，按说在家待的时间要比家在异地的职工多得多，可他一年365天，从来没有在家好好休息过一整天。
一天凌晨3点多，魏兴龙刚从车站忙完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车站就打来电话通知：一名旅客在列车上突然休克，情况危急，需要临时下车进行抢救。魏兴龙二话没说，立刻起身赶往车站。
由于病人是来自安康农村的一位老人，没有亲人陪伴。到了医院，医生问：“谁是病人家属？”魏兴龙连忙答道：“我是家属！有什么事都找我！”就这样，“家属”魏兴龙跑前跑后忙着办理手续、交费、拿药。老人苏醒过来后，他又从家里带来饭菜，一口一口地喂老人吃。老人望着素不相识的救命恩人，感动得老泪纵横。魏兴龙安慰道：“老人家，你就安心养病，我已经和你儿子联系上了，家里人马上就会来接你。”
老人出院后，魏兴龙又帮忙买好回程的车票。临上车时，老人的家人突然跪在站台上叩头致谢：“如果没有你们铁路的救助，我父亲恐怕就没有命了，谢谢你们！”
（发表于2008年11月26日《十堰晚报》）
“小站小夫妻”的生活变迁
1997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曾以《小站小夫妻》为名报道了我市铁路上的一对夫妻。故事的主人公廖开军和康金萍都是铁路工人，夫妻俩曾在偏僻的将军河车站同甘共苦工作了近3年。多年过去了，这对“小站夫妻”早已离开了当年的小站。人到中年的他们依旧在铁路一线无怨无悔地忙碌着。他们是一对平凡的夫妻，却用自己的青春和激情谱写了不平凡的人生。
车站只有一趟车停靠
廖开军和妻子康金萍相识在21年前。廖开军是郧西人，复员后成为一名铁路工人。康金萍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他们原本家住云南，父亲参与修建襄渝线铁路，在康金萍6岁时，她就和母亲随着父亲一路走来，对铁路感情至深。18岁那年，康金萍成为石花车站一名铁路工人，和廖开军成了同事。
廖开军比康金萍大6岁，平日里沉默寡言，康金萍却活泼开朗。廖开军是调车员，康金萍是货运员，两个年轻人在工作中常有接触，日久生情发展成了恋人。当时，铁道部针对同一系统的恋人有规定，男女结婚年龄分别是25岁和23岁，所以他们的恋爱一谈就是6年。1993年，廖开军和康金萍终于结为夫妻。
在一线工作的铁路工人是辛苦的，平时工作夜以继日，逢年过节别人都返乡回家，他们必须坚守岗位为旅客护航。廖开军和康金萍的结合注定了他们要比别人承受更多，牺牲更多。
1994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孩子刚满月，康金萍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她只好把母亲和女儿接到石花站，趁工作空隙给孩子喂奶。等到孩子8个月大，康金萍忍痛让母亲把女儿带回了十堰，到休息时，才回家看孩子。那年春节正赶上夫妻俩同时休息，他们回到十堰和父母孩子一起过年，那也是他们认识多年来唯一的一个团圆年。
结婚3年后，夫妻俩一同被调到将军河车站。在铁路站台的专业分类中，将军河站是一个荒凉的五等站，车站离最近的乡镇也有10多公里路程，每天仅有对开的安康——襄樊的列车停靠，车少人稀。“那里除了光秃秃的山就是石头，附近没有居民，基本上是荒无人烟。”康金萍清楚地记得初到将军河车站的印象。但是夫妻俩扎根小站，毫无怨言。
《东方时空》发现“小站夫妻”
将军河车站仅有10名工作人员，康金萍是唯一的女性。廖开军是车站的助理值班员，康金萍是售票员，每天车站唯一的列车驶过后，站台上便一片空旷，对于他们来说，工作清闲得有些难熬。“每天火车到站的时候是小站恢复生机的时刻，有人上车下车，顿时热闹起来，车一走，一切又归于平静。”
相对于寂寞，让夫妻俩记忆深刻的是艰苦的生活环境。他们住的是土房子，吃水、买日常用品和吃菜都是难题。他们得跑到一公里外的山沟里挑水喝，买油盐酱醋得到山下的集镇上，买菜得到附近几个菜农的田里买，有时候去了碰不见菜农，只好空手而归。想自己种菜，四周荒凉得连块菜地都刨不出来。赶上没菜吃时，廖开军夫妻还一起去挖野菜，掰竹笋。夫妻俩记得有一年冬天，连续下了几天大雪，买不到菜，后来和其他同事费尽周折买来一袋子萝卜，一天三顿都是白米饭和萝卜，吃得人直发慌。后来，夫妻俩为了预备下饭菜学会了腌菜，小房子里大坛子小罐子摆满了墙角。
那时，夫妻俩的唯一消遣方式就是看电视。他们将结婚时买的黑白电视机搬到了将军河，休息时候就守着电视打发时光，可惜电视信号不好，只能收4个台，图像也不清晰，大多数时候是听声音。“一到夜晚，附近安静得出奇，有个电视声总比一点声音也没有强。”康金萍说。
后来，廖开军开始自找其乐，硬是在小房子旁边刨出一块巴掌大的地方种花。当时栽的是月季花，每月都能开出一朵花，给寂寞的小站带了新鲜气息。“虽然只是一朵花，当时在我们眼里是无比珍贵的。”夫妻俩耐心为花培土、浇水，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许乐趣。
1997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发现了”这对小站夫妻，并来到将军河小站拍摄，以“小站小夫妻”为题讲述了这对平凡夫妻的故事。对于这一切，夫妻俩看得很淡，他们说，那只是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小花絮。
提前算好丈夫回家的日子
在将军河小站工作时，夫妻俩最牵挂的就是女儿。1989年，康金萍的父母在十堰定居，那几年里，康金萍将女儿放在父母身边抚养。从将军河站乘火车到十堰城区需要两个小时，夫妻两人的休息时间不同，廖开军上22天班休息8天，康金萍上9天班休息2天，赶上同一天休息，夫妻俩会一起回家看女儿，赶不上就各自回家。到小站上的第一个春节，夫妻两人都加班，就在小站上度过了春节。提起这，康金萍笑着说：“从工作那天起就习惯了不在家过节，习惯了。”
女儿从出生到3岁，夫妻俩一直没陪伴在她身边，孩子对他们比较陌生。“我回到家喊宝宝，她扭过头看了我一眼又玩自己的，当时心里好失落啊。”提起来，康金萍还有些心酸。1998年，康金萍调离将军河小站来到了花果站工作，将女儿接到身边，直到这个时候，女儿才对她这个妈妈产生了感情。
康金萍调走后，这对“小站夫妻”只留下廖开军一个人了，他和以前一样工作、种花。因为打电话不方便，他们很少通电话，只有廖开军放假时才能赶回花果看母女俩。廖开军说，一想到能回家浑身都是劲，而康金萍会提前算好丈夫回家的日子，提前买好菜等他回家，给他做顿好吃的。
康金萍带着女儿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里，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一分钟也不能松懈，艰辛可想而知。康金萍记得女儿上幼儿园的那一年，她下午把女儿接回家后接着去上班，等她下班回到家却发现孩子不见了。她在附近找了一圈，也没看到孩子的踪影，等到天黑时，才在附近居民的帮助下找到孩子。“当时魂都快吓掉了，一个人觉得特别无助。”康金萍说，紧要关头特别渴望丈夫在身边，但身为同行，她知道丈夫工作的特点和重要性，更要全力支持他。
在康金萍调走的第二年，廖开军被调到黄龙站，两年之后，也被调到花果站，分居多年的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此后，他们有了自己的住房，生活条件逐渐变好。在花果小站，廖开军是调车员，康金萍是货运员，虽然在一个车站，他们的工作地点却相距500米，所以一天也难得见上一面。他们说，现在的生活很平淡，但他们很满足，一家人可以在一起，能一起过个团圆年……
随着襄渝铁路二线建成通车，将军河站在近期内将不复存在了。夫妻俩说，不论在哪里工作，在将军河车站的经历今生难忘。
（原载2009年6月30日《十堰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