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追随南京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杨正润先生开始了外国文学研究的生涯。杨先生的导师张月超先生是文革结束后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专门从武汉大学外文系高薪挖来的教授，同时挖来的另一位教授是古典文学名家程千帆先生。两人那时的月薪是150元，而当时教授的一般工资还不到50元。
解放前张先生曾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秘书，1949年国共和谈时做了国民党代表团的秘书，这之前还曾给美国特使马歇尔做过翻译。这段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不但让他在文革期间历尽坎坷，也束缚了他研究外国文学的手脚。直到退休后张先生才被证明曾在和谈期间向共产党透露过国民党的真实意图，并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把全家从台湾接到香港。只是这份证明来得太晚，不久之后张先生就离开了人世。
张先生虽然只留下了《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和《欧洲文学论集》两部专著，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却通过杨正润先生的言传身教，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1993年我跟随杨先生做本科毕业论文时，杨先生就正告我如果研究一位作家，就必须熟读作家的原文著述，反对我做那种以中译本为基础的研究。那时比较文学起步不久，简单地找两部相似的作品进行比较还有一定的市场，我也豪情满怀地写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杨先生同样告诉我这不是做学术的方式，学术必须严谨扎实。杨先生的这两次当头棒喝让我终身受益，也正是谨遵杨先生的教诲，我始终把自己的研究放在英语文学领域，虽然选修过法语、拉丁语等四门外语，其中法语还反复选修了不止一次，却从不敢在语言功底不厚时写其他领域的文章。一晃快20年了，检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现自己无心栽柳，却在不知不觉间做的全是英语文学和理论的研究。
这其中自然有我的懒惰，但事实上要真正掌握一门语言，不是简单的听说读写就能做到的，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结束的。越做下去我越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还有很多书要读，也就越没有余暇抽身旁顾。于是沉醉于英语文学的天地，越走越远。这本文集，是想对自己过去近20年的研究做个总结，也希望能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