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职观念与虚灵的真实
天职观念不能从关于“天职”的一个定义说起，那样讲太刻板，那是知识化的讲法，不是生命化的讲法。我想先举一个例子，这例子中包含了关于天职的生命化的理解。2003年10月，武汉市一所重点大学的一名硕士生打电话给我，说是想报考我的博士生。这个学生很坦诚，他来北京旁听我讲的“先秦诸子”课，一个月后，他对我说他很希望能做我的学生。他告诉我，他报考博士生主要不是考虑学历或文凭，而是出于学术兴趣。他说，学术对他有一种吸引，并且他也说，他能够从我这儿找到他所要找寻的东西。听了他的话，我这样说：“你有学术兴趣，这对于你日后走学术研究的路非常重要。兴趣是人生最自然的向导，它会引着你作人生道路的选择，会使你在自愿选择的一条路上走得更远些。但是你想过没有，以学术为志业，学术兴趣的重要是不待说的，不过，单凭兴趣是不够的。兴趣往往经不起挫折，遇到意想不到的压力或诱惑，兴趣就可能动摇。”于是，我接下来为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部名叫“孟菲斯号”的美国影片，这影片说的是“二战”期间一架名叫“孟菲斯号”的轰炸机执行战斗任务的事。当时，这架轰炸机所在的飞行中队奉命去轰炸德国人的一个重要军事目标。其他飞机在匆匆投完弹后就返航了，唯独这架“孟菲斯号”还在轰炸目标的上空盘旋。机组的七八个成员意见不一，有的人说，其他飞机都飞回去了，还是赶快把弹投下去返回吧，但机长很执着，他坚持在瞄准目标后再投弹。那天，军事目标上空雾很大，能见度很低，而敌人的防空火力又很猛，瞄准目标非常困难。就这样，飞机一次次俯冲，又一次次升起，当它终于准确无误地击中目标后，飞机也受了伤。在这时，机长对全机组人员说：“现在为我们自己飞行！”“现在为我们自己飞行”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在这之前，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飞行，没有权利考虑自己的安危。我对那位想报考我的博士生的学生讲述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要告诉他，从事学术研究要有把它视为自己的天职的思想准备。什么是天职？“孟菲斯号”的机长把命中军事目标视为自己和整个机组人员的天职，他虽然没有把“天职”两个字说出来，但他在这次行动中把天职观念生命化了。什么是天职观念？天职观念意味着对某种神圣的职分的富于生命感的体验，有了它，人便能由衷地守住与某种神圣的职志关联在一起的生命的重心。做好一件艰难甚至危险的事，除了不可少的兴趣，往往需要足够强的生命力的支持，这种生命力来自一种精神、一种境界，我称它为天职观念。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当然是正当而值得的职业——都需要天职观念；教师应当视教学育人为天职，有了这一份天职观念就有了自己立于教育事业的生命的根。
再举一个例子，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2003年春天北京闹“非典”，高潮到来时我正好上完一门听课人数较多的课，接下来是一节小课。那时人心惶惶，气氛很压抑，不少博士生、硕士生的课都变相地停了，我的这门课能不能上下去一下子成了问题。4月22日那天我按时授课，开讲前我说了一段题外话。我说我二十多年前看过一部名叫“冰海沉船”的黑白影片——这片子在前些年重拍了，重拍后的彩色片名叫“泰坦尼克号”——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让我终生难忘：船上的乐队在船往下沉时一直没有中断奏乐，奏乐持续到乐师们无法站立、与船一起沉没为止。我对我的那些学生说我大概要像沉船上的乐师那样把课上下去，只要有一个学生到课堂，我的课就不会停，哪天果然教室空了，我再挟着皮包回家。结果这么一讲，讲出了一种气氛，修这门课的学生除两个人中途请假外，其他人，包括那些来旁听的博士生、硕士生，在北京“非典”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都坚持上课了。这件事现在回味起来仍会勾起许多感想，但当时说那番话说得很自然，并没有太多刻意的成分，那时只是觉得像我这个年纪而又被人称作“知识分子”的人遇到“非典”一类事就惊慌失措，那生命状态就太不堪了。现在仔细琢磨，其实支撑我和学生的精神的，就是一种天职观念。沉船上的乐师们在船沉没的最后一刻还在奏乐，那是出于乐师的天职，我和学生从这个故事中汲取的最大教益也正是它唤起了我们的天职观念，尽管当时并没有把这两个字说出来。真正说来，北京闹“非典”时，最危险的是处在抗病第一线的那些医生们，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非典”的可怕，但他们的天职观念使他们的精神获得了一种升华，他们用升华了的精神使自己从容、镇静，在灾厄面前置生死于度外，守住了人所当有的那一份高贵。
讲天职可以用一种知识性的讲法，但重要的是让它生命化。这几年，福建不少中小学在做生命化教育的教改实验，许多人都希望对生命化的提法给出一个简洁、准确的解释。我以为，对定义或界说太执着，就有可能使生命化蜕变成一个知识性的概念，不过，如果一定要对生命化——这个我在大约十年前提出的话题——作一种一言以蔽之的说明，我可以说，生命化就是生命的在场。什么是生命的在场？举个例子说，比如关于谦虚。如果有人写了一本《论谦虚》，到处请人鼓吹，让媒体炒作，说这书写得如何如何高明，如何如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论谦虚”的人一点都不谦虚，他论谦虚便是生命不在场，谦虚同他的生命状态毫无关系。当然，真正的谦虚也不是那种有意想给人留下一个谦虚印象的行为，而应当是一种生命情调或精神境界的自然而然的流露。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他讲的就是这种生命在场而自自然然的道理。我再打个比方来说什么是生命化，各位可当作一个小笑话听听。如果有人写了一部多卷本的《论沉默是金》，想想这会是一件多么富于滑稽感的事。作者是主张“沉默是金”的，他却用一部多卷本的鸿篇巨制来论证它，他的生命和他的主张完全是脱节的，这就是生命不在场。老子倡导“不言之教”，他写了五千言的《道德经》不过是“强”（勉强）为之“言”，并且一开始他就说了“道可道，非恒道”这样的话，提醒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用以领悟“道”的真切生命困在论“道”的言词上。禅宗一向看重在真实的生命体悟中明心见性，因此主张“不立文字”，从不以烦琐的知识性的谈论为能事。我这样把老子和禅宗提出来说一说，不是要大家去信奉老子的学说或禅宗的佛旨，而是要以此说明生命化就是真实的生命践行同践行者的所言所信的一致，就是让自己信从的道理活泼泼地展现在自己的生命中。我这里不给生命化下定义，也不给只有在生命化中才有价值可言的天职作界说，因为一下定义，那圆融、本真的意味可能就会从字词的缝隙中滑落掉，被纠缠于逻辑的理智的热情蒸发掉。人有时能够把自己交出去，把利害、生死置之度外，并因为自己的生命同某种值得献身的事业融会在一起而生出任何外在力量都不可摇夺的神圣感，这时我们说这人有了天职观念。天职是一种担待，一种承诺，一种对至上的事业追求的担待，一种自己对自己生命的分量的承诺。
天职观念与对某种理想境地或理念状态的企慕或向往关联着。我说的理念与时下许多人说的理念的意趣不同，它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大约十年前，讲理念还是很犯忌讳的事，因为在不短的时间里，柏拉图学说是被中国学界的主流指摘为客观唯心主义的，而理念正是这被判为“唯心主义”的学说中最可透露其底蕴的范畴。为了澄清误解，我曾写过《柏拉图“理念论”辨正》一文——写这类论文在当时还是多少担着点风险的。现在情况不同了，“理念”这个术语一开禁就被用得很滥。我要说明的是，我从柏拉图那里借了来用的理念是指一种极致状态，一种完满而无以复加的境地。这样讲理念，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抽象，我只好举个例子供各位去体会。我相信大家都学过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学。平面几何关于圆有这样一个界定：在一个平面上，一个动点环绕一个静点作等距离运动留下的轨迹。这个界定给了我们一个圆的理念或理想状态的圆。我们平常会看到许多经验形态的圆，如衣服上的纽扣，水杯的杯口，太阳、月亮在天幕上的轮廓等，这些所谓的圆严格说来都是不圆或不那么圆的。最圆的圆，或圆满到无以复加地步的圆是几何学上的那个圆，它只在我们的心目中存在，我们却永远无法把它画出来或造出来，因为在经验的现实中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几何学意义上的绝对平面，也无法得到几何学意义上的没有宽窄、厚薄因而没有面积和体积的点——无论是动点，还是静点。几何学上的圆不可能获得经验的或感性的存在，但它却不能说是虚假的。它是一种真实，一种虚灵的真实，经验中的圆圆到什么程度只能以它为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称这个几何学上的圆，即其圆周率为3.1415926535……这样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的圆，是圆的理念；从圆的理念，我们可以去体会一般意义上的事物的理念的意味。对于理念，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医生治病。医生治病的过程可以用四个字扼要地加以概括，这就是“对症下药”；绝对对症下药的那一点在我们的祈想中是存在的，就像几何学上的圆在我们的心智中存在一样，但没有一个现实的医生能够分毫不差地做到这一点。但要不要朝这一点去努力呢？一个医生有没有对这一点的祈求因而是否愿意尽其所能逼近这一点，对于他的从医生涯会是大有干系的。如果他心里有这一点，自觉地用这一点去督勉自己，他就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医德和医术，可能最终成为一名医道高明的医生；如果他以为这一点终归是没有人能达到的，何必苦苦去逼自己呢，于是不再向着那个虚灵的目标用心，他便可能最终沦为一个庸医。与医生应有医道的理念一样，为人师表的教师不能没有传道、授业的理念境界。理念形态的教师是所有现实的教师都无法企及的，正如几何学上的圆对于所有现实中的圆那样。但是一个教师心中有没有这个理念在起作用，可能会使他判若两人。当教师的理念吸引着我们的追求、督责着我们一步一步地向着那个虚灵而真切的境地走过去时，我们提高着自己的为师的品位，升华着自己做人的灵魂。教师的天职观念，植根在这种理念中，没有理念作为一种理想和信念发动于我们的心灵，所谓天职观念终究无从说起。一个有教师理念、有天职观念的人是以教育的担当者自任的，他重心自在，以自立于心中的那个趋之弥高的标准策励自己，不使自己的生命情调囿于任何他人的褒扬和讥贬。不用多加解释，我这里所讲的天职观念与基督教一类宗教所称道的那种天职有着微妙的差异。宗教的天职观念是以一个须得他律地崇奉的权威（神、上帝）为前提的，我推崇的天职观念却是人从其内在良知的自觉处自本自根地生发和提升出来的。教师的理念自在于我们的心中，它为我们的天职观念提供了一个无须外求的支点，这支点是无待于外部条件的，因而是任何外力都不能攫夺的。孔子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为什么说统领三军的帅可以夺？因为帅是有待于外部条件的，条件改变了，帅可能就会被夺了。帅总要有人任命或有人认可，也总要有三军可以统领，如果任命、你认可你为帅的人不再任命你或认可你了，你这个帅就被夺了；如果你带领的三军被打垮了，你成了阶下囚，或成了落荒而逃的光杆司令，你这个帅也就被夺了。志却不同，它存在于一个人的心中，对外部条件没有依赖，从根本上说，它是无待的，所以一个有志之人，只要自己不改变初衷，自己不背叛自己，志是谁也夺不走的。以理念为支点的天职观念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那个“志”，我们做教师的有了这个志，这个观念，我们就在自己身上找到了教育事业的无须夸示于外的神圣感，找到了生命而事业、事业而生命的最后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