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国家民族，大概还不至于有救亡的问题，而自己呢，却活到了“救忘”的危急关头！以每日平均读五千言计，读过之后，忘掉的简直也就是这个数。我几乎是天天读天天忘，这样每一天就都白过了，怎能不哀叹。“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于是开始着手个人的“救忘运动”：凡有所读，多少觉得该留些记忆的，便赶紧摘到本子上，不计所读者深而所感者浅，多半会或长或短写上几句，有的则是一时兴感，与所读并无关联，庶几挽住所读的印象和零碎的感想；自省亦颇能践履古人所主张的眼到、心到、笔到，和所提醒的“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于自家心田随撒随播，问耕不问获，乐在其中矣。如此积以时日，便有了大约十来万字的五本小册子，稍觉没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憾了。
这些零碎抄录和随意书写，始于何时，已经记不起来了。有闲就读，偶得辄录，文字犹如鸿爪，时间失去意义。由于内容极其琐杂，编辑时一点不想归类，也根本无类可归，只按照笔记的顺序，大凡一本归为一辑，随取第一段文字的首个词语，仿古作“××章句”，老实承认编辑乏术，聊以塞责耳。
如今的出版物五花八门。出版社认为此类私货也有印行价值，他们道理十足，我也不坚持。如果买了它的读者，偶尔随手翻翻，发现一则两则还有点意思，也不枉出版人的善意了。当然，要是有人翻了之后，发现只合放在洗手间的某个位置，与取用手纸一样方便，我也绝不反感；因为读书于“三上”，本是一句古训，比它高贵不啻千万倍的书，人们都经常往那里面带，我这又算个什么东西呢？
鲁迅说过：“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我不在乎花果，但每天多少总要舒展些枝叶——它们是我生命存在的见证。
我已经出版过的两本书《我即语文》和《如是我读》，都带着一个“我”字。这回考虑书名的时候，曾想用“俯仰我斋”四个字，表明是在自己的书房——俯仰斋——里作成的：狭小而孤陋。但是编辑先生却认为这名字虽颇雅致，也许只有几个韵人雅士才会去翻翻，放在网上或店里，问津的一定不会多。于是又复考虑了其他几个带“我”的书名，皆不妥切，最后彻底“回归本然”，便是这“救忘录”三字，倒也完全符合实情。
但是到了收到书稿清样的时候，编辑给的书的副题里却出现了“特级”二字，竟使我好几天晚上推迟了合眼，早晨提前了醒觉：我发现这两个字很是不妥，大有自炫的味道，好像只有特级教师才能如此读写，标榜之意跃如也。可是更换已经太迟，而且不管怎么说，从出版方看来“特级”二字还是有点诱惑力的。果真如此吗？我一向是很怀疑的。当今标上“特级饮料”、“特级酱油”、“特级米粉”之类的商品比比皆是，试问顾客多乎哉？最后想想，到底睡眠质量要紧，也只好从俗随宜了。
我每天的随读散写，是一个自我生命的流程，除非哪一天停止呼吸和无法动作，大概总能持续下去吧。不过我也十分清醒，这绝对是一堆速朽的文字，犹如每天地上杂遝的脚印，不多久就会磨灭。让私人的书写，变成为大众所窥的东西，非我本意。我的愿望，如同我在《如是我读》自序里说过的，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因此而喜欢阅读喜欢思考，并留下痕迹，如此而已。过分袒露，无异招摇，实所不取。
我写字有时很认真，有时又很随便。从写得不无潦草又挤挤挨挨的小本笔记里，逐一辨认再输入电脑，变成工整可识的文本，为了这件事，我要特别感谢福州一中图书馆的李文华老师，还有我的女儿陈都，她们俩都为我付出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要不然，让我自己敲起键盘，大有可能终因艰难畏怯而废然中止。这样一来，究竟是该感觉遗憾还是值得庆幸呢？我实在也说不清。
二〇一四年芒种季节 于俯仰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