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海岸，看滚滚波涛奔向天边，我心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初始很小，继而越来越大：语文老师的人文素质，决定着全民族的人文素质！一代一代的人从语文老师的手下经过，造就了语文老师特殊的文化枢纽地位。其地位之重要，决非诗人、作家、艺术家和一般社会学家所能相提并论的！
噫吁嚱！我何错之有？
人的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一件偶发的小事，往往能擦出思想的火花，猛地照亮你整个的精神世界，使你明白：自己正走着怎样的路，以及应该走怎样的路。——三年合同期未满，我就廉价处理了翻斗车，就地埋藏了发财梦，提前返回了学校。妻这样致欢迎词：“人好好地回来了，比什么都好。”又说：“你要是不回来，生意场上多了个平庸的商人，教育界少了个优秀的教师。”说得真好。与此同时，学校也很爽快地接纳了我，并且没有坚持要我改行。原因据教语文的，获过国、省、市等各级荣誉证书和奖章的校长说，他通过补充调查，发现我的学生考分其实并不赖。
此文就要收尾了，请诸君忍耐片刻，容我就此问题再噜苏几句。我发现，甭管你是搞重灵魂的素质教育，还是搞不重灵魂的应试教育（就倾向性而言），学生的考分横竖差不多，正如用棉花做的冬衣和用芦花做的冬衣看上去几无差别一样。其结果是，前者认为“吃力不讨好”，后者认为“不平庸不行”。这很奇怪！事关社稷文化和民族精神，何去何从，还望教授们去细细思量……
至于我，怕是要做一辈子“另类”的。
写在媒体报道之后
一
2006年年初，《教师博览》刊发了董玉洁先生写我的《大街上的猫步》一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紧随其后，《武汉晚报》及湖北电视台、湖南卫视相继采访了我，并分别在“人物新闻”版及《特别关注》《晚间新闻》栏目给予了报道。就事论事，我大约算是“出名”了吧。
但我一向比较明白事理，譬如刚才，我就没有将“出名”误写为“成名”，因为这是两回事。我心里再清楚不过：作为报道对象，我不是正面典型，也不是负面典型，而是所谓的中间人物，或者按《武汉晚报》的说法，是“教育界的一个现象、一个话题”。那么，我是教育界的一个怎样的现象呢？《武汉晚报》在阅读提示中写道：“二十年坚持另类教学，两度离校‘出走’。”
独坐于书房，凝神于这则提示，我不觉笑了。想当初，记者曾给我寄来初稿，提示中写的是“素质教育”，而现在改为“另类教学”，真是用心良苦。据我的理解，这后面其实是潜伏着两层意思的：其一，什么是素质教育？目前尚在探索之中，而将我的所作所为称为素质教育，显然有欠谨慎；其二，眼下的情况依然是，能说的不能做，能做的不能说。若视我为素质教育的先锋，等于陷我于困境——据我所知，该市某校长就曾坦言：“我们要的是教书匠，不是教育家。”至于“两度离校‘出走’”，我猜报纸是欲以我的个人遭遇，吸引广大读者都来关注这种“现象”，并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真是百感交集：这么些年来，我仅仅是坚持了常识而已。
二
若说《教师博览》是教师自己的刊物，那《武汉晚报》、湖北电视台、湖南卫视就是典型的大众媒体。使我异常惊讶的是，自从我的事迹在大众媒体上被披露之后，也可以说，自从“家丑”外扬之后，读者反响之热烈，用《武汉晚报》黄明记者的话说，是她“从事记者职业以来所未曾见过的”。短短一周内，编辑部收到的读者短信、信件累计逾千，记者本人的手机收件箱更是频频爆满，甚至凌晨两点还有读者发来感想。她很高兴，而我很感动：广大读者对教育关注到如此程度，对我个人更是充满理解和体贴。
以下是记者转发来的部分读者短信，我们可视之为“来自社会的声音”。顺便说一句，短信中有些对我的溢美之词，颇令我汗颜，毕竟，他们还不太了解我，而我自知远不如他们所希望的十分之一。
功利型的应试教育让小学生失去童年，让中学生身心疲惫，让很多大学生没有精神境界而徒具躯壳，救救孩子们！
我希望中国出现千万个蔡兴蓉老师，建议对功利教育深恶痛绝的老师们团结起来。
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好的命，没碰到蔡兴蓉那样的“中国式抒情的人道主义教师”？
蔡老师说得太好了，语文老师的人文素质决定着全民族的人文素质！我中学时代有幸遇到了一个蔡老师式的语文老师，这让我几十年来受益匪浅。但我也劝蔡老师讲求一点策略，改革也是需要迂回的。
支持你，执著的蔡兴蓉！
我希望蔡老师能到我们学校来任教，这样的老师在这肯定会受到学生们的欢迎的。
蔡老师并非另类。他未被认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我是来自广东的教师，有着与蔡老师一样的孤独，很想趁这次在武汉学习的机会与蔡老师交流。
我认为蔡兴蓉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我欣赏他以“指南针的意志和刚铺上路面的沥青的热情”坚持理想。
蔡老师的做法现在看来的确另类，不适合当前的应试教育，但是，难道中国的教育非要把老师学生逼到无路可走才好吗？如今的老师学生真的累，中国的教育不能再摧残学生了，如果老师们都能思考并实践蔡老师的另类教学，当前的教育现状是否会有所改变呢？学生和老师需要卸下枷锁，健康生活。
我和蔡老师有同感：中国的教师太功利，分数是学习的目的，孩子们的天性在十几年的分数战中被扭曲，我们做家长的很无奈，也只能顺应潮流，同时牺牲了自我。
这个老师不简单。老师只能点拨，孩子书看多了还愁作文吗？我儿子的语文老师也这样教学，孩子很受益。
这是改变功利教育的好典型，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中国教育才有希望。
中国的教育要不断进步、变化，再也不能把蔡老师隔离在教育界的边缘了。
给他一点空间吧，他的勇气可嘉，让星星之火燎原吧。
另类很难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20年太不容易了。
三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记者问我有什么话想对读者说，我想了想，写下一篇《致读者》，登在次日的《武汉晚报》上。因篇幅很短，所以也抄在下面。
《武汉晚报》上黄明记者的一篇《蔡兴蓉：在大街上走猫步的人》惊动了大家，也惊动了我本人。黄记者转来大家的“热评”，使我深受感动，并体验到一种“正义安全感”——就像小时候受了委屈，欲哭无泪，远远看见家长来了，反而“哇”地哭出了声。
谢谢大家！
但我毕竟不是孩子。孩子正在“学会做人”，仿佛他们现在暂时还不能叫人；孩子正在“学会生活”，仿佛他们现在暂时还不配生活——他们正接受着成人世界的种种设置，过着很奇怪的日子。我的意思是：跟孩子们的遭遇相比，我这点委屈，实在是不算什么。
我为什么被人称作“另类”？在我看来，是因为我一直在坚持常识。
呜呼！一个教师因为坚持常识而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这本身说明了两点：一是社会良知尚存；二是教育病得不轻。这两点一好一坏，我算是同时体验到了。古代有个名叫张锷的人，身患奇疾，半边身子冷，半边身子热。我想，我的情况和他差不多。
这的确是非常可怕的：多少年来，应试教育滋生出以功利和短视为特征的新“常识”，新“常识”覆盖旧常识，好比稗子覆盖着稻谷。或者说，利令智昏使教育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有读者问我坚持常识——他称作“素质教育”——二十年，是否还会一直坚持下去？我的回答如下：我做着自己应该做和喜欢做的事情，无所谓坚持不坚持；我当然会一直做下去，就像萤火虫发亮，不光为照亮草丛，它自己也非闪不可。
四
热闹过去了，生活复归宁静。在宁静中回首热闹，自然会沉淀下许多感触。其中，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湖南卫视的一个“作秀”的场面：记者让我扮成农民，头戴草帽，肩搭毛巾，挑着一担书，走过一段路，然后举起一本书高喊道：“施农家肥啰！施农家肥啰！”然后有男女学生们口里喊着“抢肥啦！抢肥啦！”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我开始觉得别扭，不想配合，但旋即就笑着同意了。因为我发现，记者还是有办法的：这个貌似作秀的场面，正是一种灵魂的摄影，观念的定格。多少年来，我不是一直坚持“教育即生活”的常识并为之屡屡受挫吗？放大片、播名曲、下围棋、在郊外上课或旅行等，在我看来莫不是教育，莫不是生活，而自由、广泛的阅读恰是教育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由此看来，我的绰号除了“另类教师”“在大街上走猫步的人”之外，还得加上一个——“施农家肥的人”。
请允许我再说一遍，我所做的一切莫不在常识范畴内。有人说：“生之幸福，乃心之幸福也。”而为着“心”的发育和提升，先哲们很少有不强调闲暇的重要的。罗素甚至主张“开展一场引导青年无所事事的运动”，他奉劝人们欣赏“无用的”知识，如艺术、历史、英雄传记、哲学等。他相信，只有从“无用的”知识和无私的爱中才能滋生出人生智慧。
我想，教育界唯有盛行这一理念，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才不像一句笑话。
一个人明白了某种事理，就不好不一直做下去。对照当下的教育模式和评价机制，我大约算得上是热力学上的反熵现象吧。但我至今尚未下岗，还受到媒体大众如此的关注和尊重，这又使我愿意相信：苹果开始转红了，虽然一眼还看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