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班固引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并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赞》），《史记》向有“实录”之目，后世论者也常以信史绳之。事之“实录”，既重在“实”，未尝不探究事实、揭明真相，从而有助于认识过往事件的真实面貌；《史记》一百三十篇，司马迁谓之“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史记·太史公自序》），始于黄帝止于汉武，战国末期至汉武时代的一段历史跃然纸上，此前的不少重要史料也汇列书中，一直为古史研究所重视——这部《太史公书》终以《史记》之名传世，[1]固不足怪。不过，“为作史而作史”，只是近世史学的观念；[2]古代有关史事的著述，大都不具有“重现过去”这种基于比较纯粹的知识兴趣的撰写目的，而是别有意图。《史记》也不例外。
司马迁仕于汉武帝之世，续父职而任太史令，主要掌管天时星历，不主记载，著述之事，本不在其职分内；《史记》之作，完全缘于其个人志趣。《史记》作为私家著作，[3]较之官史，其著述动机显然更为个人化，更具主动性，从理解经典的角度看，也更为重要。《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述其著《史记》之由，着重引其父临终遗命为辞：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绝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先论孔子作《春秋》之功，再言“获麟以来四百余岁”而“史记放绝”云云，[4]明显有激勉司马迁之意——《春秋》今文二传皆终于“获麟”，在今文家眼中，“获麟”与孔子作《春秋》有莫大关系；司马谈虽未必意属今文，但其卒时，《春秋公羊传》早已列于学官，势力鼎盛，具备塑造一般话语方式的地位和能力，故此处他以“获麟”喻孔子作《春秋》的特殊时刻，与《史记·孔子世家》谓“西狩见麟”而《春秋》作一样，均可视为是对当时特殊的统治意识形态语境的无意识反映。按此，司马谈遗嘱可理解为，孔子作《春秋》已四百多年，迄今未有能接续者，司马迁当存光耀祖先之志，兴著述之事以继《春秋》。上引文言“四百余岁”，乃实数，以虚数论，可谓之五百岁，故司马迁《自序》接下来便以五百年之期宣明己志：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五百岁而一圣人也”（刘敞《公是集》卷四十七《五百》）。五百岁之数，在古人有其特殊意义。孟子即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司马迁借言五百岁之期，欲上继孔子，不见得是出于某种神秘体验，倒明显与孟子一样，是富有才力的人自道当仁不让之意。至此，司马迁“继《春秋》”而著书的志向已表露无遗。但是，由于《春秋》作于周衰之时，“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褒贬之意，[5]《史记》又多语涉当世得失，司马迁以继《春秋》自任，便有讥世之嫌，易授人以柄，是危险的说法。于是《自序》后文又设壶遂之问：“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司马迁先以“唯唯”谦应，再连用“否否，不然”两个否定语，接着力颂当世之美，最后故意为逊词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6]这明显是司马迁因其“继《春秋》”之志触及时代禁忌，在“欲‘唯’不可，‘否’又不愿意的进退失据”之中，[7]不得已而施的遮眼之法，[8]意在撇清《史记》效《春秋》而刺当世之嫌，并非是自悔前说——从情理上讲，司马迁若真无“继《春秋》”之志，固不必放言续圣著书，虚张声势而徒引猜忌。[9]这一点，由其于《自序》下文再以“幽于缧绁”而著《史记》自比“孔子厄陈蔡，作《春秋》”，亦可略见。赵恒论《自序》“唯唯，否否，不然”一段，也指司马迁“意有包周身之防，而隐讳以避患之意”，并谓其“虽自谦不敢比于《春秋》，然（后文）又以孔子之戹陈蔡而作《春秋》自况，则其自任之意益见其不敢让之实矣”。[10]当是。司马迁曾因李陵案受刑，对言语之祸感受尤深，故不免在公开己志的同时，闪烁其词以为保身之计。这与其欲上继《春秋》而接续孔子的豪语壮志，不仅不相抵牾，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持护。
可见，撰《史记》的缘由，司马迁自己在《史记》末篇已表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志而继《春秋》。于此，历来论家多无异议。[11]然而，在今天看来，《史记》的根本著述动机并未因此显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
首先，按学术科别，《春秋》是经，《史记》是史，史何以继经？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文史通义·易教上》）所谓史，不过是对过往事物的记载，而六经集成古代文化典章制度，故经亦史也，经、史之别，本不绝对。循“经”本义，一谓“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刘熙《释名·释典艺》），一与“纬”并言，“织之从（即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经》）。于是有“圣人作其经”（《论衡·知实篇》）之说，以“经”为尊称，“譬圣贤之述作”。[12]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专治《春秋》等五种儒家基本典籍，经学之名始立，[13]而《春秋》之称“经”，遂有尊崇之意。“春秋”原为古史之名，汉人认为孔子因鲁史作《春秋》，寓以大义，故不以《春秋》为史而特尊之为经，后人所谓“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14]即本此意。[15]可见，“经史一也，称经以尊之耳”；[16]《春秋》亦记事之史，经、史之间，原非泾渭分明。且《春秋》亦经亦史之说，不过是后世经、史分离情形下的一种学术结论。司马迁之时，学术分科不明，经、史未别；[17]其头脑中既无经、史分界，就未必会据“史”的观念画地为牢，自限《史记》的学术性质，因此也更不能以经或史论其“继《春秋》”的述作志向。
其次，司马迁撰《史记》，起于继《春秋》之志，则“继《春秋》”可视为其著书的目的。之所以说《史记》的根本著述动机仍不明晰，在于单就“继《春秋》”一语看，“继”的意思比较含糊，使《史记》与《春秋》的关系呈现出理解上的多种可能性。在诸多可能性之中，要明确《史记》的根本著述动机，必需明了“继”的真义，辨清“继《春秋》”的实质，即《史记》是在何种意义上继《春秋》的。按《汉书·艺文志》，孔子及七十子之后，《春秋》分为五家，即公羊、穀梁、左氏、邹氏、夹氏，而邹氏无师，夹氏无书，不传，唯今文之《公羊》、《穀梁》及古文之《左氏》三传行世。《春秋》隐微，其事实、大义皆形于传，且汉人引据经典，往往经传不别，[18]《史记》也是如此。[19]故论《史记》之继《春秋》，一般习惯于首先考虑《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20]从《史记》对三传的取用、效法理解司马迁“继《春秋》”之意。这一思路可有两个层面的分说。
第一层面是史事、史论方面的袭用。在这一层面上，“继”意味着对三传材料的保存和具体观点的承继。《春秋》记事，本经简略，其事、义皆待“传”之发明，故《史记》述评春秋间事，不能不借重《春秋》三传。[21]但《史记》上起轩辕，下至汉武，述三千多年史事，而《春秋》记事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获麟之岁，[22]其间不过二百四十二年，且《史记》详近略远，于秦以后事尤为详备，春秋一段历史并非重点。据此可知，司马迁在史事、史论方面对《春秋》三传的取用，在《史记》中所占分量不大，不足以说明他于《自序》特别揭出的“继《春秋》”大志。再说，司马迁自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已明其不能向壁虚造，必因《六经》并别传之书以及诸子之书而成《史记》，[23]所袭用远不止《春秋》经传，不当只就《春秋》而特言“继”。这更可证司马迁不在此一层面上言“继《春秋》”。
在第二层面上，“继”的含义有所深入，由具体的取用上升为一般性的效法。《礼记·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三传中，《左传》长于叙事，详事之本末，最能发明《春秋》属辞比事之教，[24]《史记》承其后，“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原始察终”，“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史记·太史公自序》），得《左传》叙事之传。在具体书法上，杜预序《左传》所揭之“《春秋》五例”，[25]《史记》也有所继承发扬。[26]他传方面，如《史记》论定人物，多寓“文与实不与”之意，[27]与《公羊传》“实与文不与”之书法正相反而同趣。体例上，虽《左传》编年，《史记》纪传，但亦有因革。章学诚即言司马迁“演左氏而益畅其支”（《文史通义·书教上》），以为《史记》本纪效法《春秋》，书表列传“殆犹《左》、《国》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耳”（《文史通义·经解下》），[28]故有“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文史通义·书教下》）的说法。《史记》在体例书法方面与《春秋》经传之间的因革关系，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固已可证其有“继《春秋》”之实。
但是，在西汉人心目中，《春秋》记事的重点在寄托大义，司马迁也特别指出《春秋》为孔子载道之作，[29]当不会满足于仅在史事编撰方面效法《春秋》。他于《太史公自序》末已申明，《史记》名为“述故事，整齐其世传”，实则欲“成一家之言”，即以表达自家思想为己任。[30]《史记》之作，既志在“继《春秋》”，又意在“成一家之言”，可知二者为一体两面之事：“继《春秋》”必落实于“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即“继《春秋》”的体现。[31]因此，《史记》之“继《春秋》”，除史学史的意义外，还具有思想史的意义。按司马迁欲“成一家之言”的著述目标看，后一方面的意义显然更为他所重视，也更能说明其“继《春秋》”说的本意，从而更有助于澄清他自己所设定的《史记》与《春秋》之间的本质联系。可以说，“继《春秋》”说的实质，《史记》的根本著述动机，主要是一个思想史方面的问题。这显然仍关系到司马迁所说的“继”的本义。一字之解，本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理解一种经典的著述动机，往往意味着拨除种种自觉和不自觉的前见，回到著者自己的思想。理解司马迁“继《春秋》”之志，同样需要回到其自家思想，回到其“一家之言”。“继《春秋》”与“成一家之言”，既是二而一之事，就可互为说明。“继《春秋》”说的实质，应在理解“一家之言”的基础上解得；而理解“一家之言”的前提，是辨清其旨趣、核心。“一家之言”为继《春秋》而发，体现司马迁之志；要认识“一家之言”的旨趣所在，必须把握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定位。因此，“继《春秋》”的问题，即他如何理解《春秋》，如何以自己的“一家之言”应和、发挥这一理解以表现“继《春秋》”之志，以及如何看待孔子作《春秋》的业绩等。由于司马迁“继《春秋》”的一家言是以述史的形式发表，“继《春秋》”问题，若以现代学术的眼光看，除归属汉代思想研究外，还必然触及古代史领域，确切地说，涉及司马迁关于黄帝至汉武时代的历史考察与历史叙事。这就意味着，澄清“继《春秋》”一说，不仅应在先秦至汉初的思想样式和背景下分析并理解《史记》的思想内涵，也需要从史学的角度把握司马迁的相关史事纂述——但主要是关注他自己的历史考察和历史叙述的重心、角度以及方式，而非试图对黄帝至汉武的一段历史或其中的某个时期作科学、客观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