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作为当下美国华裔小说界的七大台柱之一，常常与任碧莲、李健孙、谭恩美一起被评论界称为“四人帮”。他的《爱的痛苦》（Pangs of Love，1991）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这部短篇小说集在这个时期的出版，使雷祖威作为美国亚裔新进作家的代表首次崭露于公众面前。其中《情感错位》《爱的痛苦》和《遗产》这三篇故事较为典型地代表了亚裔美国人的文学作品，它们突出表现了移民父母和美国化的子女之间的差异和代沟。标题《爱的痛苦》中的“痛苦”（Pangs）与移民母亲庞太太的家姓庞（Pang）相暗合，这一双关语象征了故事里人物的处境以及他们内心的痛苦。雷祖威自己也说：“写这些短篇小说时，我想象自己是第一人称的亚裔美国人。我相信，在这些族裔性‘弱化’或‘淡化’的短篇小说里贯穿着中美文化差异和亚裔异化的主题。”（注：张子清：《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族裔性的强化和软化——雷祖威访谈录》，参见《爱的痛苦》，吴宝康、王轶梅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李健孙（Gus Lee）的前两部小说《支那崽》（China Boy，1991）和《荣誉与责任》（Honor and Duty，1994）的价值在于它们不但揭示了无法避免的代沟，而且提出了处于强势地位的白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裔进行白化以及少数族裔反白化的重大社会问题。第三部小说《老虎尾巴》（Tiger's Tail，1996）淡化或超越美国亚裔作家通常着重表现的东西文化冲突和少数族裔的疏离感，表明作者进入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华裔主人公作为美国上层社会的一员处理社会与个人的种种问题。
徐忠雄（Shawn Wong）获美国太平洋西北书店奖和第15届华盛顿州长作家节奖的《家园》（Homebase，1991）：主题更加强调华裔美国人有权把美国称为自己的家乡或生活的根据地或大本营，但也通过华裔四代人的关系详细回溯了祖先修筑铁路的痛苦和贡献。《美国膝下小辈》（American Knees，1996）体现了徐忠雄为之努力建构的亚裔美国人美学，反映了美国华裔作家的一种审美情趣。
经过一百多年的跋涉，美国华裔文学经历了起始、发展、繁荣和如今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已成名“老”作家不断推出新作，年轻一代的新作家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伍慧明（Fae Myenne Ng）是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堪与汤亭亭和任碧莲相提并论，当然颇受关注的新星还有张岚（Lan Samantha Chang）和邝丽莎（Lisa See）。他们不断涌现的杰作保持了美国华裔文学强劲发展的势头，使其不仅拥有越来越广的读者市场，还以华裔族群独特的文化和情感经历参与美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进程。
第三节 文化身份的理论溯源
伴随着全球化的日益高涨，人类大规模的流动和移居使跨国界和跨文化的活动成为常态。这些跨国界、跨民族的移民涌动使弱国移居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凸显出来，并把全球化背景下的流散现象推向了文化研究的中心。因为从第三世界流动到第一世界的主流移居者被置入陌生的、不同于旧有的文化背景之中，原有的文化属性和身份认同遭遇不同程度的质疑和颠覆，“我是谁”“我将何去何从”“我能成为谁”及“如何界定自我”“怎么看待‘我’与‘他者’的关系”等种种复杂的问题就成为他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也成为当今社会必须面临的世界问题，涉及多样文化的冲突和重建。对这些问题的关切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度思考，他们从哲学、文化的角度探讨面临文化困扰的主体如何不断地重新定位，寻找自我的位置，因为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文化身份”的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也对“身份”和“认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身份问题研究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和焦点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许多思想家如福柯、葛兰西、萨义德、法农、德里达、霍米·巴巴、斯图亚特·霍尔等对文化身份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探讨当代文化中的身份问题提供了深度的理论视角和极有价值的启示与思考。
（一）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Power/Discourse Theory）对文化身份的启示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始终坚持权力与话语的诉求方式与机制的融合，进而围绕权力和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权力与真理、权力与知识分子、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性、权力与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当代分析，因此被称为权力思想家而闻名世界。他的一生不遗余力地为被置身于边缘的他者说话，努力去发现被知识、权力压抑的异端和边缘化的东西，竭力让这些异端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共鸣。米歇尔·福柯的这种思想被后殖民主义者、第三世界的人们所利用，于20世纪70至80年代产生了风靡全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造就了大批重量级思想家，如萨义德、斯皮瓦克等。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梳理他的理论去真正把握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思想源头并从其理论中发现对文化身份研究的启示和思考。
福柯在其理论中所讨论的权力不是狭义的“政权”，而是广义上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它是一种网络，可以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话语是权力的栖居之地，“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建立不起来和得不到巩固”（注：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话语是权力的一种形式。话语又是知识的载体和工具。所以，权力和知识携手共进，这个共生体的表象是知识，但其实质是权力，“所有的知识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敢讲出实在的真理和客观的知识”（注：Raman，Selde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Sussex：The Harvester Press Limited，1985.p.98.）。所谓说话，归根到底就是说话的话语权，谁在说话，代表谁说话。话语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力形式，它代表着一方即意味着它必定有对立的一方，而对立的一方必定受到压制和限定。也就是谁拥有话语权，谁就处于支配地位。而处于沉默状态的主体，他们往往就是话语压制的对象。正如他在《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中所阐释的，话语被谁掌握，谁就有了说话的话语权。疯子之所以被理性驱逐在外，也是因为疯癫话语权的不在场和失声。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疯癫说话，就是为了使被权力统治排除在外的、处于边缘的东西说话，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一种话语都服务于一种权力意志。”（注：曼弗雷德·弗兰克：《论福柯的话语概念》，载《福柯的面孔》，汪民安、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因此对权力的争夺最后转化为对话语的争夺。如果权力争夺不到话语，它就不叫权力。
福柯开创性的权力/话语理论成为20世纪理论界的一座里程碑，成为现实且具体的权力话语分析框架，成为后殖民文化分析的重要理论模式。后殖民主义学者在他的权力话语理论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殖民文本，发现文本是话语权力的直接体现，文本的叙事方法和角度隐含着来自权力中心的暗示。同时他们认为文本就是一种霸权，体现着一种文化侵略和扭曲处于边缘地位的“他者”形象，透过文本的表面文字可以揭示潜在的殖民霸权，揭露西方对非西方的文化侵略和科技侵略。因此后殖民主义者通常是从文本的角度来解构西方对落后国家权利控制着手，深入文本内部，解析人物之间不对等的关系，挖掘出隐含着的文化霸权和种族优越感，揭示一种“看”东方或使东方“被看”的话语操作，以消解西方对东方的贬低和诋毁。
总之，后殖民主义借用福柯的理论话语，从研究文本出发，在消解西方中心性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崛起，它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并以其权力话语研究和文化政治批评性拓展出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但是后殖民文化不仅是理论的，更重要的是实践的。它探讨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全球化语境下第三世界国家如何保持自我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凝聚力以及处于边缘处境的人们如何争取到话语权以保持完整的自我。
（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文化身份的影响
“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洞悉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认同”作为权力的两种方式以后提出的。葛兰西在阐述他的文化霸权思想时，对上层建筑做了区分，他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分成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大领域。政治社会主要指国家行政机关、议会、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专政工具，它起到有限领导权的作用。市民社会则指民间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它是创建新的意识形态和散布统治阶级思想的社会机构和技术手段，包括教会、学校、工会、文化艺术团体、新闻媒体等机构。政治社会的特征是强制，而市民社会的特征则是同意、认同。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国家实现对民众的统治是通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的强制和使他们认同这种统治相结合从而巩固其政权的。他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职能，资本主义国家运用经济控制、军事控制、思想文化控制等手段尤其是文化控制来塑造并影响民众的价值观，以使他们认可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从而自愿地服从统治者的控制和管理。
葛兰西在区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同时，进一步提出“运动战”和“阵地战”这两种为争夺文化领导权而实行的策略。他认为“运动战”是对国家机器的直接进攻，而“阵地战”则指在市民社会里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长期的进攻。在他看来，为争夺文化领导权而采用的这两种策略是同复杂的市民社会情况有关的。在西方发达社会国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占据了整个市民社会，公民中的大多数已被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生活方式等高度内在化了。此时，再用“运动战”方式直接攻击资本主义国家，结果只能是摧毁资本主义防御线的外线，最后还将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必须转入“阵地战”的策略。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传播，逐渐克服市民社会里无产阶级从属资产阶级信仰的状态，从而一步一步地瓦解和攻克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里形成的思想堡垒，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从总体上看，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强调以及对市民社会为夺取文化领导权而采用的斗争策略的分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揭示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确定了一种基本的分析模式。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将葛兰西的这一思想推演到对整个世界范围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霸权关系的考察，认为文化霸权贯穿于西方对于东方的整个殖民主义过程。
葛兰西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理论”的建设及其文化领导权理论，与宗主国对原殖民地、西方国家对东方世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侵略所采取的手段，如文化渗透、思想灌输、经济控制甚至军事干涉等有殊途同归之意，他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后殖民主义的侵略、剥削本质指出了警惕性，为对后殖民主义及其“文化霸权”的分析确定了一种基本思路，为反抗这种隐蔽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想和制度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为文化身份问题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和建构策略，成为以文化身份为核心的后殖民主义研究重要的理论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