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住进当时北平著名的协和医院，经医生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建议割除。梁不顾亲友反对，决定接受手术治疗，结果好端端的左肾被错割，病情反而加重。1929年1月19日，终因救治无效去世，年仅56岁。为了不让国人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怀疑科学，梁启超还在1926年6月2日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为医院辩解“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人追究。
3.荒谬的医患关系
现代护理学的开创者南丁格尔，在她的不朽著作《护理札记》中，倡导以照顾为中心的专业化服务。在她看来，医院的核心价值是人性的呵护，是周到的生活料理，是配合治疗的养护，是病中的温暖和合适，是残缺生命中有意义的圆满。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南丁格尔强调的Care（关爱、照顾）则难以落实，沦落成了更加直接而冷冰冰的Cure（治疗）。
医学史家查尔斯·卢森伯格一针见血地指出，医院里的服务大多是由专业的“陌生人”来提供，医患关系的缔约双方也是陌生人。作者由此延伸，为了自身医疗和保健的目的，患者要将个人的秘密告诉医生，让医生观看、触摸私密的部位，甚至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迎击伤害性药物与手术的干预，而他们对医生的德行、技艺却知之甚少。
作者意识到了当下医患关系的矛盾，其实是一种荒谬的“二律背反”。终于，他对医疗现状说了几句老实话：一方面市场化不足，卫生资源的配置与运营被缺乏公正与效率的体制、机制所困，无法实现优化操作，另一方面又过度市场化，放任各种利益集团按照赤裸裸的商业逐利规则，盘剥作为社会弱势人群的贫困者。一方面社会医疗资源极度短缺，2/3的国民缺乏初级医疗保健呵护，另一方面医疗资源配置混乱，浪费惊人，高档设备重复投资，大范围使用，疑病大诊，小病大治，奢侈医疗、炫耀性医疗盛行。
4.对媒体的抹黑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本书从头到尾充满着对媒体的敌意，有些地方简直是信口开河。他说：30年前，每一个踏进新闻学院大门的青年学子就被告知，新闻是一门无学之学，有很强的实践性，理论性不足。
作者将媒体揭露医疗丑闻，抹黑为无聊的猎奇主义，偏激地认为，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强化了猎奇主义立场。他说，许多报道高喊：我不管什么导向与道义，只关注已经发生的事实，声称没有选择、尊重事实，但其实是有选择的，那就是猎奇主义的职业行动逻辑，就是遵从人咬狗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的原则。于是，作者偏执地认为，媒体人制造了中国遍地都是医院恃强凌弱、医生草菅人命的假象，还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中国医院都是假药、事故、欺骗的黑窝的印象。
为了给自己撑腰，作者搬来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对其眼中的以媒体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大加挞伐。接着，又称民粹主义已经陷医改于“父子骑驴”的尴尬，不能再由媒体肆意报道了，不能再纵容民众的愚昧中伤了……作者一系列的“呐喊与彷徨”，都是那么脱离常识。媒体报道的医疗黑幕，不管多不多，影响大不大，只要是事实，就应该公布，民众也有权知道，也不必向国际社会隐瞒。这么简单的道理，北大医学部的人文医学教授怎么就不懂？
思来想去，这本书更像是作者平常课堂讲义的结集，很适合充当医学专业新生的入门读物。但是，这并不是说，学生必须认同作者书中的观点和论述，而是他们通过阅读该书所引用的西方医学理论，能够方便地先获得大量二手的阅读经验，为以后做学问投石问路。如果学生们阅读了医学理论的原著，初步搭建了医学学术的框架，便可以将这本类似导读的入门读物，放进储物间了。
饭碗先于真理
在经过教主于丹时期的狂飙式畸变后，内地所谓“励志国学”已不见昔日的疯狂。人们打开智能手机点看“实体书店倒闭大潮”的新闻时，已经没有几个还记得，当年到书店抢买《论语》时如饥似渴的表情。从前风光无限的学术评书栏目“百家讲坛”，如今却收视惨淡，有停播之虞。
究竟是国学回归理性了，还是严肃节目自身一味重复、不求创新，或是受众的理解能力下降，欣赏口味更加庸俗、娱乐至上？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好下结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经济基础上找原因：整日辛苦干活，小荷包却越来越扁，想与土豪做朋友，不料自己先变成了屌丝。
傅佩荣先生是个正经学人，在大陆闷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作品虽也是大白话，但毕竟学问根底深厚，落笔讲求严谨，却也深入浅出，与于丹的肤浅“心得”截然不同。此次他借《朱熹错了》一书，点出朱注四书诸多可值商榷之处，也着实为理解四书打开了另一扇窗。
傅先生在《人能弘道》一书里，曾谈到当代大儒钱穆（宾四）先生酷爱《论语》，每年都要读一遍，于各层次人等，讲出读《论语》的不同功用。宾四先生也曾说：“自20岁起到60岁，应可读论语40遍”，“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若要深读精读，读了朱注，最好能读何晏所集的古注，然后再读刘宝楠编撰的清儒注。不读何、刘两家注，不知朱注错误处，亦将不知朱注之精善处”……
只是，当下的中国，“犬儒”咸鱼翻身，小儒主动招安，大儒乘桴浮海。没钱没势也没办法用脚投票的，便只能自娱自乐，随波逐流，以求片刻安逸。这时读点《论语》，抑或是打着国学旗号的心灵鸡汤，于他们来说，无异于伤口撒盐。读上半篇，内心的不平、愤懑、骚动与酸楚便翻江倒海，片刻安逸也休想了。饭碗先于真理，如是而已。
当孔子遇上马克思
前些年，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论语》心得”，一炮走红。一时间，在仓库积压多年的《论语》，成了各大书店排队购买的抢手货。偶然走在街头巷尾、河边公园，还能惊闻黄发垂髫诵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大学里，讲中国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管理学的教授，如果学术课题不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靠，文章里没几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类儒家经典名言，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科教授。
当然，也有一众学院派教授和“十博士”，大骂于丹将《论语》讲成一本古代版《心灵鸡汤》，活生生地将儒学降格为庸俗的成功学。即便是当时以“学术超男”形象示人的易中天，也不无保留地评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
与于丹“强不知以为知”的野路子不同，杜维明教授可谓根正苗红，他是名扬海内外的新儒家第三代传人，冠有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的头衔，偶尔也做一做长江商学院的名誉教授。最近，他的《现龙在田》等3本书问世，以全球化的话语视角解读儒家、儒学与世界的关系，又在学界刮起了一阵“儒学春风”。
何为“现龙在田”？即《周易》“乾卦”第二爻“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朱熹将此爻注为“九二虽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着。常人不足以当之，故值此爻之变才是……若有见龙之德，则为利见九五在上之大人矣。”私以为，杜教授欲借此语指出，新儒家虽然没有成为真正的显学，但是已经有雄厚的实力，泽被天下，指日可待。
果不其然，翻开书，一股学院味就扑面而来。虽然只是散文和访谈记录，却每隔几页就有如“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引人深思的宏大主题，每篇文章的篇幅不长却也耐人寻味。细细梳理下来，此书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指出各方对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误解，并积极响应多种理性的批评，为新儒家正名；其二，将新儒学置于世界性的学术语境下，与存在主义、自由主义、权威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进行交锋与融合；其三，对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利科、陆彬等师友和海外学人的追念。
多少年来，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屡遭批判，儒学学者永远都绕不开大众“儒家是专制统治的工具”的评判，杜维明也不例外。对此，他解释说，孟子提出“劳心”观念其实是为了批驳农家学派只肯定农业生产的“专工论”，强调社会应有合理分工。孟子认为，如果各行各业都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必然导致经济大混乱。治理国家的“士”、发展企业的“工”和互通有无的“商”，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分子，他们的作用如果都被农耕所取代，社会生产就难以延续。这样一分析，“儒学是专制统治的工具”的观点便不攻自破。
《论语》中“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和《程颐语录》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两句话，同样受到猛烈抨击。对于儒家这类明显的男性沙文主义的“历史污点”，杜维明并不回避，而是坦然回应：“从社会实践的立场来看，受儒家文化影响极深的东亚地区，都还没有脱离男性中心的倾向”，“儒家历史在女权运动方面不仅无法和基督教相比，而且远逊于佛教和道教”。他认为，儒学终究是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人性之学，在其内部还是有相当多的女性主义的发展空间。而且，这个课题更应由女性的儒家来推动、来完成。
对于如何推动儒学第三期发展，杜维明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课题，即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蓬勃兴起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义无反顾地“打倒孔家店”。儒家、儒学成为专制军阀、封建余孽、前朝遗老的专利，而马克思主义则意味着抵制强权、反抗压迫，代表着庶民的利益和正义的光芒。孔子与马克思，这对昔日国人眼中的冤家对头，能够在当下实现对话吗？杜维明认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当今世界的显学之一，儒学应当努力寻找其中的结合点，好好深究一番。
杜维明、于丹，雅与俗，正说与戏说，界线分明，各有千秋。在学术界内，杜教授的大名如雷贯耳，一走进市井闾巷，便是于丹等人的天下。两人在各自专属的领域，拥有相当多的读者，而且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也都不约而同地失语。如果杜教授不是最近频频接受内地媒体专访，推广新书，也许很多人都还以为他仍在海外，不知道他已经在北大“潜伏”了十年。
当不管是“高雅的儒学”还是通俗的“心灵鸡汤”，都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民生语境脱节时，那么儒门不管是寂寞淡泊，还是众声狂欢，似乎都只是茶杯里的几抹余味，品之寡淡，弃之可惜了。
朴槿惠的“中国哲学”图谱
“我没有家庭可以照顾，没有子女可以继承财富。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2012年底，年届六旬的朴槿惠出征韩国总统选举，打出了这个悲情甚至有些绝望的口号，震撼了韩国人，也震撼了全世界。最终，她以其硬朗、干练、务实、亲民的形象，击败对手，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
她是前总统的女儿，但是这个身份却像个魔咒一样紧紧缠绕着她，给了她短暂的荣耀，却更让她尝尽了人间悲苦。1974年，朴槿惠22岁时候，母亲被人刺杀。5年后的1979年，她的父亲，时任总统的朴正熙，也被手下刺杀，终年62岁。父亲死后，反对派猛烈抨击他的独裁，骂他为“韩奸”。原本显赫的第一家庭，陷入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的悲惨境地，朴槿惠的身心遭受重创，痛苦不已。
在最困难的时期，她通过阅读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聊以慰藉。冯友兰对中国哲学深入浅出地讲解，让这颗深陷苦难不能自拔的心灵，重新获得了生的勇气。巧合的是，《中国哲学简史》正是脱胎于战时的作品，是给人心以光和热的哲学著作。
1937年，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中国哲学史》的英文版翻译出版。1946年至1947年，冯友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前作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中国哲学简史》。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系统梳理，冯友兰尝试帮助人们树立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困难与绝望面前，树立坚强的心理防线。那么，朴槿惠是如何凭借着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渐渐走出心理阴影，走向总统之路的呢？
对于朴槿惠来说，不管何时何地，作为前总统的父亲朴正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争议人物。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的民选政府。从那之后的18年里，他在鼓励发展经济的同时，大肆清除、迫害异己，铁腕治国。自此，韩国经济缔造了“汉江奇迹”，摆脱了贫困，但是整个社会却是一片白色恐怖。
中国的士大夫，为人处世往往是“达则儒，穷则道；群则儒，独则道”。人生得意、高朋满座的时候，便奉行积极入世的儒家，但是一旦陷入困窘孤独，便以道家为自我疗救的良药。当时身陷悲剧漩涡的朴槿惠，选择了道家理念，暂时逃离这个纷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