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中国，却又对脚下这片土地充满陌生感，何处是“中国”？明明是醒着，却又真真切切地在“做梦”，梦里不知身是客。
“看不见”的中国
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观点：如果你在某个城市住上10天，你也许能写出一本全面介绍该城的著作；当你住上10个月时，你还能写出一篇游记文章；可是当你住上10年，再想描述清楚这儿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时，你恐怕连一句话也写不出来了。这就是游客身份与住民身份的不同。游客的身份可以让你暂时超离当下的种种束缚，以相对感性但也相对客观的角度，描述你所看到的一切。而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你在当地原本十分新奇的遭遇会慢慢变成家常便饭，你开始学会运用当地人的心态与视角解读周围发生的一切，甚至你的内心会萌发出愈渐强烈的“责任感”，自我削弱原本独立而冷静的批判意识，变得比之前更加认同并且容忍当地不太美好的一面。最终，这个地方在你的眼中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隐形，你再也看不到她原来的样子。
《江城》一书是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从1996年至1998年在中国的工作生活经历。当时还20多岁的何伟，作为美国志愿服务组织“和平队”的志愿者，前往四川省毗邻长江的小城涪陵，担任了两年英文教师。作者与中国的接触，从最开始的新奇与兴奋，到发生误解与风波，再到与学生和当地朋友结下深厚友谊；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有学生、学者、官员、小贩，也有考古工作者、神甫、“自来熟”、特殊行业工作者；书中有作者对涪陵、成都、西安、新疆风土人情的亲自体验、地理文化的细致描摹；当然，其中还有作者个人对中国的历史沿革、社会现实，以及发展前景的独到看法。作者对涪陵乃至整个中国的深层体认，与其说是对中国产生了朴素而真挚的“感情”，不如说是为国人复原了一个“看不见”的中国。
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作者何伟初到涪陵师专教书，教材中片面地介绍美国的内容，就让他和他的同伴尴尬不已。一本名叫《英美概况》的教材讲述“美国宗教”的一章，对美国的慈善、社区和学校只字未提，却在美国邪教导致信徒大量死亡的“琼斯镇集体自杀事件”上花了很大篇幅。在“社会问题”一章，将美国的文明描述为“美国社会在科技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其社会精神正在变得越来越空虚，社会本身也越来越腐败……许多社会科学家宣称，20世纪60年代前，青年男女婚前发生性关系司空见惯”“同性恋是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一种相当奇怪的社会现象，它随处可见。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对婚姻或者爱情感到绝望。……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空虚的精神状态和扭曲的社会秩序”。这本教材还指出导致美国存在这些乱象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当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束时，这些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数十年来，国人都受到过这样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又毫无逻辑可言的教育。最初听到时可能会觉得不可理解，可是一旦在其中长期浸淫，便会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变成乔治·奥威尔所说的“双重思想”了。
作为一个体貌特征和价值观迥异于中国人的和平队志愿者，作者用自己的真诚与耐心，与中国最底层的人物打交道，自信、冷静而不失幽默。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何伟一样，既看得到这里的美好，但是同时也经历着原本不该有的荒诞。他们不约而同地、或明或暗地用何伟式的视角，解读这个与众不同的“中国”。
《江城》这本书是以一种局外人、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中国的中下阶层的，作者在中国生活的两年时间不长不短，介于“游客身份”与“住民身份”之间。他没有“永远处于被动无助的地位”的无奈，也不期望以一己之力使社会的乖谬有所改变。但是，何伟是一个冷静而忠实的记录者，他对中国独到而客观的书写，像大江大海之中的一股清流，轻轻拍打着坚硬无比的堤岸。他以对中国的满怀热情，关注着这个伟大国家的变迁，让那些艰难前行的人们，不再感到孤独。
集体失忆的年代
《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的作者简·雅各布斯，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知名度的城市规划批评家、公共知识分子。她于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成为城市规划领域的一代巨著，而她也因此被誉为“新都市生活之母”。
雅各布斯的少年时期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为了谋生，她做过速记员、秘书、编辑、自由撰稿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通识教育学校学习时，雅各布斯选修了地质学、动物学、法律、经济、政治科学等多个科目。涉猎广泛，视野开阔，而且长期接触底层社会，让她在城市规划领域的观点，比学院派更加贴合实际、更有说服力。与一些头衔满天飞、却为了金钱而节操碎满地的专家截然相反，雅各布斯没有高学历，却爱真知甚于爱钞票。
1952年，雅各布斯离开用于对苏宣传的《美国》杂志，在《建筑学论坛》杂志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并就城市规划和城市衰落领域的相关选题进行采访报道。一次，她在受命采访费城的规划发展时，发现该规划有很大缺陷，当地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安置问题没有被考虑进去。虽然主编明确要求她要进行正面报道，但是这位“铁娘子”则毫不客气地对规划进行批评。
像许多地方一样，费城的规划设计者和实施者，通过规划实施后的今昔对比，证明其合理性。雅各布斯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证据”是以终结原有的十分活跃的社区生活为前提，完全是得不偿失。事后，她还搜集材料，对整个50年代的城市规划审查制度提出质疑。
在哈佛大学的一次关于城市规划的演讲中，雅各布斯再现“铁娘子”范儿。面对台下交头接耳的听众，她当即大声要求“要从内心深处表示尊敬，停止嘈杂，脑子里如果有奇怪的点子就自己留着吧，不要混到我们对城市秩序的概念里”。演讲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直陈当时城市规划的问题，事实清晰，论理充分，赢得满堂喝彩，也让城市规划设计单位、地产商、政府发展部门，怒火中烧却也哑口无言。
更可贵的是，《建筑学论坛》杂志在雅各布斯一系列以事实为依据的批评中，能够不忘社会公器的职责，坚持独立办刊和平民立场，不与开发商、政府部门同流合污，为雅各布斯在激烈的舆论战场上，能够无所畏惧地冲锋陷阵，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此后，雅各布斯在有关人权、反战的各种活动中，一如既往地挺身而出，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可能是因为雅各布斯并没有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一书的观点脉络、结构框架，并不如其他学术著作那么清晰。每个章节都没有现成的观点，各个条目也没有既定的逻辑关系，读者必须深入其中，自己去梳理、归纳、总结。因此，读此书一点也不轻松，但同时也充满着挑战与惊喜。
雅各布斯所说的“黑暗年代”，指的是“文化的尽头”，是人类因为集体失忆，让旧有的美好文化断绝，使各种社会不幸与悲剧不断重演的时代。从古罗马时期到现在，从四大文明古国到如今的北美各地，都因为出现“集体失忆”，曾经的繁荣与强盛不复存在，屡遭外族侵略，乃至亡国亡种。雅各布斯由此警醒世人，时下的“家庭与社区价值”“高等教育精神”“批判性科学观”“政府效能”“自律与自审”正在消失，如果再不挽救，新的“黑暗年代”便会到来。
书里精辟的观点有很多，其中有关文明古国的分析堪称神来之笔。雅各布斯引用历史学家兼科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话称：
“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本来都遥遥领先于欧洲文化，本当稳固地保持领先地位，结果却不然。虽然二者都未曾经历黑暗时代这种极端的历史过程，但相对于欧洲，二者都屈服于漫长的衰败、不知不觉加重的贫穷和落后。它们就像历史上所有伟大王朝的终结一样在告示我们：强大成功的文化也能走上失败之路。不过，这种失败与被征服的原住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过去屹立不败的强盛文化之垂亡或终结并非由于外来的攻击，而是由内在的攻击所造成的；换句话说，内在的腐烂，才是致命的文化转折，只不过在发生的当时并未察觉其为恶性转折，或察觉太晚而无法挽救。尚可改正的那段时间终于逝去，就是因为集体遗忘。”
人有病，天知否？
人文学科的读书人经常有一种错觉，以为熟知一定的学术套路就似乎掌握了宇宙真理，天真地调动自己微薄的知识储备，放肆地解读古今中外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件，甚至将触角伸到技术性、专业性极强的实践领域。然而，对于所有学科来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学术的最高阶梯总是通向哲学，通向与大家的世俗生活不甚相关的形而上。因此，如果对哲学原理及其方法论有那么一知半解，人们还真的能够居高临下以跨界（Crossover）的名义指指点点。具体来说，新闻学者不一定会写新闻稿，文学评论家不一定会写小说，医学人文学者不一定会拿手术刀，便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了。
《中国人的病与药》一书便是杂糅学术、通俗话语，生硬地解释中国社会的典型，而且是失败的典型。作者试图写一本有趣的书，但是字里行间又扭扭捏捏，摆明了放不下所谓“人文学者”的架子。书中既有诸多哲学家的经典语录，又有大量的通俗用语、网络用语以及其他的语录等。而这样南辕北辙的话语风格，生涩、夸张且怪异的行文，却往往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面，让人产生理解和审美上的困难。
一些很关键、很火爆却又相对棘手的话题，如医患矛盾、看病难、看病贵、医疗事故等，作者大多浅尝辄止、避重就轻。让人感觉，他先是要放出声响，准备一场大战，结果刚刚露面就虚晃一枪，鸣金收兵了。在一些争议话题上，作者或者干脆完全站在医生、院方的强势角度，指责患者素质不高、媒体猎奇主义至上。他没有勇气和能力跳出怪圈，以严肃的“医学人文学者”的视角批判并改正不合理的医疗制度，便只好老老实实地照搬教科书，做一点常识普及工作。
1.“非典”医生
纵观全书，最值得一提的段落，便是第六章“有关医院的精神分析”中关于“非典”医生的记录。可惜的是，作者为这部分文章起了个糟糕的标题“医生也许是最差劲的病人”。要知道，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1/5的感染者是医生。他们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既是医生，同时又是患者，一些人不幸失去生命，一些人侥幸治愈却又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精神抑郁症。他们曾经是最勇敢、最光荣的人。
作者能够在“非典”10年后的今天，在作品中公开探讨这一话题，十分可贵。但是，将“非典”医生的悲剧放在“医生也许是最差劲的病人”的标题下，与其他难以在医者、患者之间迅速转换身份的医生一同论述，多少有了些戏谑的效果，这是极不妥当的。不过，单看其中分析“非典”医生工作状态和患病遭遇的段落，倒是可圈可点的。
作者认为，“非典”事件使得医者与患者的界限更加模糊，医生变得既是观察者又是体验者，既是服务的提供者又是享用者，既是医疗规律的认知者，又穿越疾病蒙难过程，获得情感、意志、道德的升华，从而获得双重体验，双重理解。许多医生，日常只有技术生活，而缺乏有内容的伦理生活，陷入道德麻木与迷失之中。“非典”的医患共感体验，唤起了医生内心深处的道德崇高与利他意识。而外科大夫岳春河、急诊科实习医生武震，患上“非典”后遗症后遭受的折磨，康复的艰辛，对生活、对人生道路的迷茫与焦急，都让人不胜唏嘘。
2.名人与生病
一些中外名人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思考，个人的生病历史与作品创作，本书也零零散散有所涉及。可是，不得不说，作者过于发散的思维，在此就表现出了某种恶趣味。他将法国著名散文家蒙田在遭受肾结石困扰时的幻想“梦里搂着一个美女，醒来发现自己的结石已经排出落在床单上”，当成整个小节的标题，真是不可思议。
1578年，蒙田《随笔集》第一卷即将完稿时，肾结石症突然发作，剧烈的肾绞痛、尿血使他一次次陷入极度痛苦和心理矛盾之中。作者认为，蒙田的随笔中透出的特殊敏锐与冷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疾病的体验。从第二卷开始，由这种体验而生发出的人生感悟也相应增加，出现了大段的个人病患经历的倾诉。
作家史铁生一生与疾病为伴，1972年双腿瘫痪，7年后急性肾损伤，1998年发展成尿毒症，依靠每周3次血液透析替代肾功能，他于是自嘲“我要么在医院，要么在去医院的路上”。但是，史铁生是个作家，是个思考者，对生活和生命充满理解和思辨。他将疾病带给躯体的痛苦、心灵的颤动，转化成了发人深省的文字，给后人以同情、悲悯、关怀、扶助、慰藉乃至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