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是成功人士脸上的脂粉，是loser最贪食的迷幻药，是自我献祭的年少无知，是世情人心的恍惚一瞬。回归常识，面对现实。珍爱生命，谢绝励志。
励志是一种病
生活在中国的人们，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有从小被灌输各种励志故事的经历。所谓“三岁看到大，七岁看到老”，上一辈的人总是殷切希望，子女能够在孩提时期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后成名成家，光耀门楣。于是，人们发掘了各个领域的明星们，小时候努力奋斗、积极向上的故事，以便让更多人学习、复制他们的成功。然而，这一类的故事水分太多，有些干脆是人为编造的美丽谎言。当小孩逐渐长大成人，真切体会到，在拼爹时代，个人的诚实努力与实现成功，其实没有多少关系时，已经没有心力去批驳那些励志谎言了。于是，“励志”一词成了无人戳穿的“皇帝新衣”，一代又一代“正能量”的牺牲品前仆后继。
拿《灯火阑珊处——当代学人自述》中的学人、读书人为例：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是燕京大学、美国卡拉格大学、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曾任国立师范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安徽大学教授，历任中国国防设计委员会外交组委员、国立编译馆编辑、昆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远征军外交联络员等职。
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是知名海军将领，20岁时就陪着孙中山先生，上游到宜昌，下游到浙江海面，东边到连云港，陪他看江山的形势。其后，又参加了北伐，抗战时期担任第五战区经济管理要职。
邓晓芒的父亲是打入国民党军队里的中共地下党员，曾在东北前线成功策动了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一万多人起义。他做过报纸编辑，办过书店。南下后到了湖南，就在《新湖南报》工作。李锐是《新湖南报》的第一任社长，第二任是华中工学院创办人朱九思，邓晓芒的父亲是第三任社长。
许纪霖的父亲是个工科高级知识分子，1943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机电系，1947年清华大学毕业。许纪霖的家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在那居住的大都是知识分子，尤以高级知识分子居多。他经常开玩笑称与鲁迅是邻居，“他住9号，我住3号，虽然不是同一个时代，家庭和周边的知识氛围对我影响比较大。”
如果非要细细搜罗学人的背景，还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清单。当然，他们虽然拥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家世，但是他们能在学界扬名立万，多半还是凭的自己后天的努力，只是起点比普通人高一些罢了。但是这一层，学人自己少有提及，后辈鲜有人知，于是大家便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与他们是在一个起跑线上了。因此，学人的充满励志的求学经历与其学术观点一样，只可远观，或者听其一半，不能全信。
励志是一种无聊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容易上瘾的疯病。必须重新认识它，拒绝它，以求得自我的疗救。
拒绝励志，是拒绝对实现人生价值的粗暴而简单化的描述，是拒绝超离现实基础的妄想与执念，是拒绝对政客精心编织的公平正义诳语的轻信与盲从。拒绝励志，是个人对各阶段理想与严酷现状保持相对的清醒与冷静，默默无闻却也充满反叛的力量。
有人会说，励志虽然是谎言，但毕竟是美丽的谎言，其本意是好的，无伤大雅，不必上纲上线。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需要指出的是，对励志谎言的批评，并不是要去追究谁的过失，而是要指出这种现象的潜在危害，以便防患于未然。
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态，失业率居高不下，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由于学历大幅贬值，且“身份血统论”大行其道，普通学生很难通过考试跻身上层社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差，且越来越板结固化，很多人年纪轻轻却整天无所事事。幼年时期的励志谎言在无情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于是，这些人树立了一种逆反的“下流志向”，自暴自弃，不求上进，靠“啃老”和领社会救济过活。
现在的中国社会离这样的情况有多远，很难推测。而且，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简单地用“维护社会公平”“追求正义”之类的套话来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对励志谎言保持自我免疫，警惕“下流志向”，是当务之急。不要向谁抱怨“寒门再难出贵子”，不要有任何的反智思维。需要做的是，承认每个人都是受地域、文化、家庭以及各种偶然性因素局限的，但是要在这些局限之内，穷尽自己的无限可能。
岂有学人守书斋
《灯火阑珊处——当代学人自述》一书，云集了余英时、许倬云、杨天石、邓晓芒、王明珂、述弢、魏光奇、许纪霖、李新宇等老中青三代学人，也有阎长贵、杨东平、吴迪、傅国涌等读书人。其中唯一的女性学人沈睿，是以女权主义者的形象示人的。东西南北、海内海外的学人、读书人，所写的自述文章汇成一集，不得不让人有一番比较和解读。
1.乡土中国
文如其人。余公英时的文章，就代表了他最鲜明的立场，即对传统“文化中国”的热爱与追念，对“革命阵营”“激进主义”敬谢不敏，对自己学术历程的自谦与自嘲。
余公年幼时，在乡间生活了八九年，耳濡目染最朴素的传统文化。他发现，“在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都织成了一个大网”，“每一族都有族长、长老，他们负责维持本族的族规，偶尔有子弟犯了族规，如赌博、偷窃之类，族长和长老们便在宗祠中聚会，商议惩罚的办法”。
这样最直接的经验，让余先生得出结论：“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着，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最重要的标准。”这样的结论，似乎与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传统乡村的“礼治秩序”不谋而合。从生活中得到的直接认知，让余先生在其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时，本能地多了几分怀疑和谨慎。
余先生自谦“运气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钱宾四先生，在哈佛大学又得到杨联陞教授的指导。当下，海内外学界对余先生学术贡献的褒奖，已经无以复加，他对真理、正义的执着，对丑恶、阳谋的批判，在学界更是无人出其右。无论是学术上，还是人格上，他都是同辈、后辈学人的楷模。
2.怎么回答人家批评我们没有用？
许倬云先生天生残疾，行走不便，却对学术始终孜孜以求。考入台大，师从李济、李宗侗、董作宾，还受过傅斯年的教诲，这些人个个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只是因为身体原因，许先生的确是“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身体的苦难让他对历史、哲学的思考，更多了些宗教意味。他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理解为佛家的“人己不分，物我同存”，甚至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在他的眼中也都有了佛家“观照”的色彩。
许先生的学术背景很庞杂，其对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都有很深造诣，因此在解读枢轴时代、文明崩溃、信息与生物科技、人口老龄化、婚姻制度等课题时，都会有独特的观点。甚至在学科建设、学人素质方面，他都会直言不讳地说：“今天是知识贫乏的时代，每个人只管非常小的专题……我们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做出来是这样子的方向，怎么回答人家批评我们没有用？”
3.民工考上研究生
邓晓芒的父亲是打入国民党军队的中共地下党员，在东北前线，曾成功策动了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一万多人起义。后来，他做过报纸编辑，办过书店，做过《新湖南报》的第三任社长。可以说，邓晓芒是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但是在“反右”期间，邓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中考后，邓因为“家庭有政治问题”，考试成绩作废，不得不选择下乡当知青。1974年，已经在农村待了整整10年的邓晓芒因为“病退”终于回到长沙，却当了民工、搬运工，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看书。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已经过了30岁的他终于考上社科院哲学所，却仍然因为政审没通过，没被录取。时隔一年，他报考武大哲学系，终于圆了求学梦。
读者在阅读《灯火阑珊处——当代学人自述》一书时，能在电视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总策划杨东平的口中，得知梁从诫曾与他创办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能读到许纪霖在1987年发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一文“暴得大名”后，因为约稿太多而知识储备有限，心中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还能读到中国女权主义者沈睿，吐槽身为著名诗人的前夫，对她的背叛，婚后的冷漠，甚至是家庭暴力；还能看到傅国涌充满书名号与双引号的“阅读史”。
书的封底上的文字，将此书定义为“青春的记忆、历史的痕迹，刻画出人生的轨迹”“十五位知名学者自曝‘书斋前传’讲述痛并快乐的人生起点”，还说这本书“不仅对同行和学界同仁，同时对社会公众，尤其对年轻人，有许多启迪和励志作用”。
但是，无论如何，该书中的多数学人、读书人，对其经历的各个时代的公共问题，都缺乏足够的批判与反抗意识。一些对其个人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有的人使用春秋笔法，有的干脆闭口不提。读者看到的，只是这些读书人在拼命诉说自己的不幸与坚韧，鲜有对学界之外的社会思想、道德伦理的批判与构建。他们的话，只能算是读书界湖面上的一丝清风，全然吹不起象牙塔外的惊涛骇浪了。
忘了我是谁
现在，假如有一群朋友相聚，正常的情态是：男人们围坐麻将桌前，边抽烟边摸牌，谁手气好，谁牌风差，谁赢得多，谁输得多，叫嚷几句，争个面红耳赤，临了又一团和气。女人们则大多挤在一块，闲聊头发、孩子、衣服和化妆品，实在没的聊，又各怀心事，自顾自地摆弄手机，刷朋友圈，吐个槽，转点心灵鸡汤，说男人们不懂女人心。
过好当下，享受现在，才对得起自己整天辛苦工作，拼命赚钱养家。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于我升斗小民何干？言之有理。
可是，这里也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只顾眼前的日子过久了，眼界必会越来越窄，身边的细微矛盾，似乎变得越来越大，为人处世要么认死理，要么就毫无原则。原来想“做回真我”，结果变成“忘了我是谁”，原本想“给心灵放个假”，结果心灵“久假而不归”。
究其原因，多半是生活没有横向参照，处事欠缺纵向对比，不知何处“放心”。于是，有人埋头拜物，有人诉诸宗教。
拜物，世间盛行，已为常态，少许取之，或能解一时之惑，但毕竟娱性而腐心，是鸦片之于咳嗽，田雀之于稻粱。而即便玄妙如宗教，其实也是“修心之学”，梁启超干脆称佛家所讲的法“就是心理学”。
推而广之，若按照归因理论所讲，人们做一切事时，内心都会有利害计算，找出能自我抚平的理由。那么，所有与人有关的正经学问，都不妨视为“心理学”。
如何修好这颗心？多翻几本正经书，读读《1966年》，学点“心理学”，倒是最实际且最安妥的Noble Style。
当你出生在当下这个可以大声说话的年代时，何曾想到在1966年，你的同龄人因为一首手抄的普希金爱情诗差点没命。
当你面对变形的爱国主义无所适从的时候，何曾想到在1966年，一位自身难保的医生，为了证明老师对祖国的热爱，愿意横眉冷对千夫所指。
当你在IMAX影院，报怨3D灯泡不够亮、“出屏效果”不够强时，何曾想到在1966年，两个18岁的小女孩，为了看场电影，要骑60华里的自行车，差点被豪横的“红袖箍”抓现行。
当你为了生活的琐碎小事，笨到与自己的另一半“拼家伙”时，何曾想到在1966年，一个男孩为了懵懂的单相思，冒着生命危险，向被怀疑为“美特”的女同事通风报信。
我们身体里流淌着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同样的血液，却早已遗失了他们的执着、勇敢、信仰与理想，只困守在自己建造的心灵牢狱。回头看看那个时代的“他们”，再照照镜子看看现在的“我们”，也许就会找到自我疗救的良方，不再会迷迷惘惘“忘了我是谁”。
青春，为了忘却的纪念
1922年，五四运动的革命狂热悄然退去，身为“80后”的鲁迅，也已迈过人生的第四十一个年头，对于青春，回忆的资本愈渐累加。这年，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在自序中，他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对于年少时家庭“由小康转入了困顿”的鲁迅来说，青春是难以摆脱的苦涩。而如今被现实蹉跎的人们，对青春的充满无限追念，也无非是为了忘却的决绝。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称《致青春》）是作为导演的赵薇的第一部长片。在“悼亡青春”这个主题下，电影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大学生站在爱情、学业、命运的十字路口时，青涩、迷茫、执着，屡屡被现实击倒后的自我说服与催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