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新生郑微刚到学校报到，就满心欢喜地去邻校寻找暗恋已久的邻家大哥哥林静。不想，林静以“出国留学”为托词，避而不见，从此再无音信。郑微还未恋爱却已“失恋”，悲伤万分。在室友及师哥张开的帮助下，逐渐解开心结。一次偶然，郑微与张开的室友陈孝正结下梁子。而在一次次捉弄对方的过程中，郑微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外冷内热、心地善良的高材生，两人历尽辛苦终成恋人。毕业在即，陈孝正得到出国留学名额，却迟迟不敢告诉郑微，两人因此分手。多年后，郑微成了职场白领，偶然遇见了昔日梦中的真命天子林静。而这时，功成名就的陈孝正载誉归来，期待着与郑微重修旧好……
单恋、失恋、被恋、恋上冤家、重拾旧恋、三角恋情……如果将电影的标题隐去，只看故事情节，《致青春》似乎讲不上新意。《四月物语》《恋恋风尘》《假如爱有天意》《恋空》《花水木》《初恋这件小事》《初雪之恋》等青春爱情电影，都有类似的叙事模式。可是，该片为什么能够与众不同，并在观众中引起广泛共鸣呢？用导演赵薇自己的话说，她是“将梦摔碎给大家看”，用纯爱电影的故事结构，拍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
在影片里，曾毓为了劝服陈孝正接受公派留学名额，指着周围紧张不安又满怀憧憬的求职学生，说出这样一番话：“他们跟你我都一样，大学几年都是学建筑出身的。这个社会是很残酷的，没有关系和背景一样得在工地上熬……”陈孝正听后低下头，一言不发。
郑微得知陈孝正即将出国留学，赶来质问陈为什么瞒着她。陈颤抖着说：“我没有办法让我爱的女孩子忍受贫贱。”郑微仍抱有一丝希望地问：“也许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呢？”被贫苦压迫得无以复加而又无比愧疚的陈孝正，痛苦地喊出“但我不愿意——”，之后便泣不成声。此时的爱情，已经不见最初的纯美，而早被物质现实折磨得遍体鳞伤。
电影中，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桥段。已经事业有成的郑微，因为公司一个后辈的工作失误，不明青红皂白就大发雷霆。在将对方训斥得泪眼婆娑后，郑微又不无怜惜地扮起了人生导师，教导后辈“平常做事一定要灵活机变，宁可不说也不能让别人抓住话柄……”而那个委屈得直掉眼泪的后辈，像极了当年大学刚入学时候的郑微。导演仅用一个桥段就清楚地点明，主人公已经在不经意间完成了蜕变和撕裂，与稚嫩和青涩彻底告别。
时光飞逝，物换星移，青春在一次次被现实招安后，已然面目全非。距青春已远的人们，回首往事总不免遗憾与无奈。然而，全然放弃回忆，又绝无可能，那斑驳而绚烂的时光总会不时在脑海闪现。怎么办呢？那便沉下心来，将青春祭放在高处，做一次自我回归心灵的纪念，为了忘却。
中国式失败与工具理性的倒戈
电影《中国合伙人》里，丧失了公开演讲自信的孟晓骏，开始以“私聊”的方式提供出国签证咨询服务，意外地颇受欢迎。王阳在孟晓骏的鼓励下，拉下脸皮，用“泡美国妞”和“被美国妞甩”的血泪史，教学生们用美国英语思考，效果不错。作为校长的成东青，为了成为“新梦想”培训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也找孟私聊。孟晓骏半认真半严肃地激励成东青，“由一个失败者来讲成功史，最有说服力”，还没安好心地为他准备了讲稿。
而自认“失败者”的成东青，讲起失败，哪需要讲稿？一张口就点中了所有中国考生的死穴：“中国的学生是全世界学生里最容易失败的，因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最残酷的考试。教育部公布的1993年的升学率，从初中到高中是44.4%，也就是说近600万人失败了；高考的这个升学率是39.9%，140万人失败了……失败无处不在，人生如此绝望。这就是现实！那我们该怎么办，失败并不可怕，害怕失败才真正可怕。我们只有从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
听完成东青这段关于“中国式失败”的论述，人们不难联想到《肖申克的救赎》“恐惧让你沦为囚犯，希望让你重获自由”一样的经典励志台词。对于此时的成东青来说，“梦想”就是希望，就是动力，就是“正能量”。可是，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梦想”却又是那么盲目，那么工具，那么自卑，那么地被害妄想。为什么会有“中国式失败”？怎么去避免？怎样从根源上改变？对此，成东青巧妙地躲在了答案背后。也许，他始终将自己定义为“失败者”，正是像多数“成功人士”那样，毅然逃避了改变不公现实的宏观责任——虽然腰缠万贯，却一味“在商言商”，高举工具理性，放逐价值理性。
把培训学校办得风生水起的成东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假思索地说：“当你意识到失败只是弯路，你就已经走在了成功的直道上。”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他用类似传销套语的万能句式，将自己打扮成了油头滑脑却又不露破绽的世故商人。终于，他吃下了看似不经意种下的苦果。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一群狂热的“爱国学生”对“新梦想”培训学校进行打砸。身为“留学教父”的成东青，被斥为“美国走狗”，“新梦想”则被批为“汉奸学校”。又委屈又愤怒的成东青，冲出学校大门，直面那一张张被“中国式失败”撕扯得难以辨认的面孔。这些挥舞着拳头，让乱石横飞的年轻人，与当初听他讲“从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学生们，何其相似。
成东青的额头被砸得鲜血直淌，却依然奋力嘶吼着：“谁是民族罪人？谁是卖国贼？美国人炸了大使馆，你们就来砸英语学校，要是外星人来炸地球，你们要去砸航天部吗？你们跟30年前有什么区别？你们就知道窝里横，中国人打中国人。懦夫！蛮横！去向那个打你的人去学习，直到你变得比他更强。”
仅仅强调工具理性，从不对“中国式失败”刨根问底的成东青，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倒戈。他在呐喊，歇斯底里地呼唤价值理性，却被一浪又一浪的抗议声淹没，没有人听他的。
站在这里遥望梦想
打着青春励志片幌子的《中国合伙人》，从头到尾都在高呼“梦想”。可是看完全片，人们才发现，里面的“梦想”指的是“去美国”“开公司”“挣大钱”“为自己”“在纽交所挥锤子”。最重要的是“让别人知道”。
在一次读书会结束的时候，学生领袖范儿十足的孟晓骏，让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这代人。“追赶”“理想”“冲动”“自由”“怀疑”……孟晓骏对这些答案都不满意，他激动地跳上桌子，挥舞着双臂大声说：“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是‘改变’。改变身边每一个人，改变身边每件事情，唯一不变的就是此时此刻的勇气。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改变世界！”话毕，掌声久久不息。孟晓骏不去想“怎样去改变世界，改变成怎样的世界，改变的世界是不是更好”，对他来说，“改变”这个词虽然空洞、苍白，但是很酷，对年轻人最具煽惑力。
初尝办英语培训班甜头的成东青，将一捆捆钞票分给了王阳。王阳按捺不住兴奋，把钞票全部抛向空中，边笑边喊“有钱啦——”。在歌厅里，王阳带着浓浓醉意，高唱Beyond的《海阔天空》：“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成东青则在心里默默回应着孟晓骏：“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年轻的他们，怀抱的“梦想”原本很丰富，但是禁不住生存的重压，干枯得只剩下了“钱”。
在“今日美国”的讲座上，老师激烈地批判美国的“种族歧视”。孟晓骏听后终于忍不住地拍起了桌子：“所谓的‘美国梦’，就是在梦想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全世界只有美国能做到这一点。”老师语重心长地教育孟晓骏：“年轻人，你毕竟太年轻，太天真。”
到了美国后，孟晓骏的“美国梦”碎了一地。为了谋生，他在实验室里喂小白鼠，在餐厅里做不能拿小费的下等服务员。而当已经实现“中国梦”的孟晓骏，再次来到美国时，依然连最基本的尊重也得不到，终于明白老师当年的良苦用心：“原来我们真的是太年轻，太天真。”这种先扬后抑的对比叙事，狠狠地黑了“美国梦”一把。美国是天堂还是地狱，似乎一目了然。
一次饭局，功成名就的成东青，大倒创业初期贴小广告的苦水。同席的“地产大鳄”以“过来人”的口气坏坏地说：“你这事还不能算委屈……做买卖的，低头弯腰下跪是基本功夫。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说到这儿，在座的都心领神会地扑哧一乐……那个纯朴、执着甚至土里土气的成东青，早已成为历史。虽然双脚所站的土地依然干瘪，但是他们已经不在乎，“梦想”已经实现，不需要再遥望了。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如果要说到央视“名嘴”，大家也许会立即想到崔永元、毕福剑、董卿、李咏、朱军、白岩松这样的一线“大牌”，然后是综艺频道、电影频道、体育频道、电视剧频道、财经频道的二线主持人。而如果突然提起“陈伟鸿”这三个字，许多人可能会联想起身边哪位叫“伟鸿”或者“鸿伟”的朋友，始终与被称为“央视首席财经主播”的陈伟鸿对不上号。但是，说起曾经与这个陈伟鸿“对话”过的人物，多数人却是耳熟能详，希拉里、骆家辉、罗斯柴尔德、比尔盖茨、巴菲特、柳传志、马云、李彦宏、马化腾、王石、潘石屹……每一个都是当前影响中国、影响世界的响当当的“名角”。
能够在中国一流的同时也是竞争最激烈最残酷的电视媒体里，做了10多年的《对话》主持人，陈伟鸿的专业能力应该毋庸置疑。但是，既然采访了这么多“大牌”，为什么《对话》栏目没能成为央视的《鲁豫有约》？为什么陈伟鸿本人在财经界以外的知名度迟迟上不去？正言之是因为其本人太过低调，反言之则就是他的主持风格没有个性，难以在观众心中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
他的新书《惊鸿一瞥》也如同他的主持风格，四平八稳，波澜不惊，毫无特色可言。书中的那些大腕们，风度翩翩、果敢睿智、意气风发、纵横捭阖，牛得没边没界。而陈伟鸿则像是一只蜷缩在角落的一团空气，很没有存在感，随时处在被替换、被取代的边缘。这种近乎“隐形”主持人与被描述得近乎“完美”的嘉宾（尤其是一票商界大亨）的极度反差，有时会给读者以某种错觉——他是在“傍大款”，哦，不！这个词现在叫作“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整本书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捋一下：“我”童年时期在西安“被朔风与黄土包围”；家乡“特区”厦门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经济发达、风景优美，“走出家门就能看到辽阔的海面”；闽南的执政者思想新锐开放，企业家富于冒险精神，中国的知名品牌都源于此地；“我”是一个“鼓浪屿的好孩子”，大学里年年拿奖学金的班干部；在大学时期做兼职导游，“我”能够经常与台湾同胞接触，小费可观；在厦门一中当老师很舒服，学生听话懂事；离开学校进了厦门电台，接着又到了厦门电视台，然后参加央视招聘顺利通关；刚开始做《对话》时，舍不得厦门的舒适生活，也舍不得央视的平台，两地奔走，做了五年的“空中飞人”，随后正式进入央视；《对话》的负责人王利芬很“汉子”、很努力，帮助“我”提升专业素质；“我”主持很牛，英语也好得让李瑞英的博士老公赞不绝口；“我”没啥独立见解，喜欢看机场书店的烂书，却能进入长江商学院，与一帮“阔佬”“阔少”们天天打“飞的”，你们眼红也白搭；“我”听不懂吴敬琏的专业理论，弄不清楚罗斯柴尔德家族到底有多少钱，不明白巴菲特是怎么变成股市“不倒翁”的，更不知道“金融大鳄”索罗斯害死了多少人，但是“我”能和他们“对话”，你们却没机会；“我”不知道“3·15”晚会有没有把央视变成“舆霸”和“打手”，但是央视的记者们做得很努力、很辛苦，虽然也经常被“公关”，但是大家也没办法。
对机场书店情有独钟的陈伟鸿，成功将这本《惊鸿一瞥》变成了机场书店的烂大街读物。地方台的主持人如果想学一学某些主持技巧，倒还可以多翻几眼，其他人就早点洗洗睡吧。
谁在为穷人说话？
邱华栋在小说《教授》里，将经济学家描绘成了现代社会的“巫师”。他认为，所谓的经济学家们“今天说房价要永远涨下去，明天说股市要跌到1000点。而且，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有人信。这些人是不是在为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服务？是不是在为跨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说话？谁在为穷人说话？”
虽然远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穷人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乡村银行和小额贷款，为穷人摆脱贫困鼓与呼。但是，在普通中国百姓看来，像经济学家、经济分析师、财经作家一类的人，总会和“政商掮客”的印象联系在一起。他们总会在媒体上放出略显前卫的观点，为商人投资发展试试水温；他们时常为商人的隐秘往事涂脂抹粉、树碑立传；他们总会别出心裁生造一堆冠冕堂皇的术语，模糊并转移公众关注的焦点；他们通过自己罗织的关系网，探听国家、地方的政策动向，抢在媒体发布权威消息之前，给商人通风报信。在他们的眼中，除了钱，还是钱，一被追问到“社会责任”之类的话题时，要么狡辩“在商言商”，要么就是一口看破红尘的语气“凡事都有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