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好此时有一位同屋房客介绍一家职业介绍公司，称有99%的命中率，他于是就去一试。对方仪表堂堂，非常尊敬有礼，且不断介绍公司的信誉，并称工作机会85%由他们找，15%由自己去找。鲁健心想讲得也合理，双方共同努力效果会更好，于是签约，先付了500多元首期费用。然而在公司三次简单面谈，完成了一份连鲁健都大为不满的履历表。最后，公司就给他一张表，上面要求他每周找30个工作职位，填写清楚什么公司，以何途径联络，回音如何等，每周寄回公司。鲁健心想，现在找工作如此困难，怎么可能自己找到30份工作职位，但无奈之下也只有照办。可从此就没有此公司的任何信息，也就等失去了夏天找工作最黄金的几个月。后来他找去介绍公司理论，但对方反而指责他不遵协议，没有每周自己找30个工作职位向公司汇报。
“这真是岂有此理，应当是他们服务向我汇报，怎么现在变成我自己找工作向他们汇报？我要告他们！公司说‘你告不了我’，后来让律师看了合约，上面小字是写找工作培训计划，而不是工作介绍，他们事先根本就没有提这点。本来以为西方人信誉会好一些，但一样在骗不懂的人。”
看着由美国带来数千美元生活费就要用完，还要负担女儿美国上学的高昂海外学生学费问题，鲁健只有看报纸广告，找到华人的职业介绍所找寻机会。“第一份介绍工作是要求能举重50磅，爬高20米的仓库工作，不仅需要在家中随叫随到，而且还要自己买劳保用品。这个工作还是西方人介绍所转给二道的华人介绍所，七扣八扣工资已经很低。后来介绍去了家日本寿司厂做杂工，处理如小山般的一大堆纸箱，还要整芥末，弄得眼泪、鼻涕流个不停。因自己懂日文，日本老板希望我做下去，但回到家中就心想，在美国虽然做过比这再苦的活，但那时是学生，还有希望的前景，但现在是做苦工，没有前途可盼，我有“双枪”，但偏偏卡了壳。人生不能没有目标，所以我情愿被介绍公司扣了押金，决定不再做下去。”
为了重新踏进科研大门，他向加国大学发出义务工作的求职信，终于获得本地一所名校的“收留”，但做了2个月研究义工后，并无任何下文。此时，恰好另一家大学招聘博士后职位，他以才学一试即中，光明的前景似乎又再出现。
“进去时已讲明年薪3万多元，第一次半个月收到扣税后的支票，有900多元，心想还能维持生活，暂时也不错。但几个月后，人事处找来说薪金发错，年薪3万是包括福利，于是倒扣回一年6000多元的福利费用，剩下能有多少？而且越是工作难找，越是看人脸色，什么都要做，不能做的也要你完成，压力很大。当时签约1年，到8月份就没有工作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只有申请失业金。”
“有一次去渥太华，住在一个洋人家中，原来他也是美国名牌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但回到加拿大就一直没有找到过工作，问他政府是不是知道这种失业情况，他说完全知道，但政客们不会去关心这种事，当听到他这么说，我真的泄气泄尽了。”
“现在还有不少大陆来的教师、硕士、博士走投无路，无家可归，有的住进政府临时庇护所。他还见到有个很有才学的青年，整天带着被子游走，晚上就睡在公园内。还有人只有在街头贩卖小商品，或在华人超市中卖菜，与他们所读的书毫无关系。这是加拿大在浪费人力资源。以前读书人讲骨气，‘不为三斗米折腰’，现在是读书人脊梁都断了，而且在美国无论如何都是一群留学生、学者在一起，这里你只有与最底层的人在一起生活，你会很伤感。”
警惕海外劳务的骗局
40来岁的老林是9月24日从东帝汶黯然回国的。
老林精通水电安装，这些年一直在福建福清城关以打工为生。几个月前有个远房亲戚告诉他，今年5月刚刚从印尼独立的岛国东帝汶正在大规模开发建设，像他这样有手艺的人去了不愁找不到事做，一个月至少能赚三四千元人民币。而通过朋友办好包括机票在内的所有出国手续只要3~5万元就够了，算是目前出国劳务最便宜的大好事了。那人还说，如果老林愿意去，看在亲戚的面子上只收他2.8万元。
一席话让老林心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很快便凑齐了2.8万元交给这位远房亲戚，又在“黑市”换了近1000美元以备急需。1个多月后，护照和去印尼旅游的签证都办下来了（经过印尼转机去东帝汶实行的是落地签证）。可是，等老林告别家人与几位乡亲一道辗转来到异国他乡一看，不禁大呼上当。整个东帝汶岛上几乎全是荒山野岭，首都帝力比福清城关还小，破破烂烂，见不到一座3层以上楼房，机场设施还不如福清的西门汽车站。全国没有一家工厂，除大米之外所有日常用品都从邻国澳大利亚进口，买东西非美元不可，并且贵得要死，像一瓶酱油要1美元，一棵小包心菜合四五元人民币。当地土著人住的都是草棚，一天只吃两餐。在这个经济处于原始状态的岛国，根本没有任何外来劳工的就业机会。
老林说，他当时住在一家华人开的小店铺里，在岛上奔波了20多天，一份工作也没找到。去找为他们办手续的中介入讲理，中介入却叫他们再等一段时间，说是国际社会援助东帝汶的资金一到位，马上就能找到赚钱的工作。过几天再去问，巧舌如簧的中介入已不知去向。眼看带来的那点美元就要用完了，老林急得和几个伙伴请一位当地华人带着去总统府打听情况，居然见到了该国总统。总统说，东帝汶经济发展任重而道远，他本人目前每个月工资只有200美元，因此中国工人来这里赚大钱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他们又到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馆求助，大使馆临时代办邵关夫告诉他们，东帝汶建国才几个月时间，就有210多名福建人持旅游护照盲目进入该国。邵代办说，大使馆已通知福建有关部门对本省介绍赴东帝汶劳务的中介机构和个人进行清查，以免老百姓再吃亏上当，白白花上一大笔冤枉钱。
老林一听，心彻底凉了，忍不住和同伴一起痛哭流涕。幸好他来时买的双程机票还在手里，便逃难似的赶紧返回福清。而其他买单程票的人因钱已花光，现只好四处流浪，靠替当地人修补房屋混口饭吃，晚上没钱住店，被迫露宿街头，情景极为凄惨。老林说，他后来才知道，到东帝汶包括护照签证和往返机票在内的全部费用一个人还不到1万元，可中介人向他们收取的费用最少2.8万元，最多达5.3万元。他愤慨地说：大家就是这样上当受骗的，“蛇头”可把我们害苦了！
并不自由的自由工
近年来不少中国劳务人员带着美妙的淘金梦想前往新加坡打“自由工”，但最终发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在新加坡的建筑业劳务市场上，外籍劳工有“公司工”和“自由工”之分。所谓“公司工”是指与有关公司签约后获得了“工作准可证”的劳务人员。这些人为签约公司打工，在居留、住宿和收入方面都有保证。“公司工”的被雇佣期也有明文规定，公司不能随便缩短。“自由工”既没有固定的签约公司，也没有“工作准可证”，完全属于非法“黑工”。因为根据新加坡的《雇佣外国工人法令》，外国工人只能为其工作准可证上所登记的公司工作，并只能按其所登记的工种打工。
在新加坡打“自由工”的同胞大都来自国内的农村或小城镇，在新加坡主要从事建筑业劳动。据了解，这些人都是在新加坡或国内一些不法中介公司或个人的引诱下，借高利贷交纳了数额不菲的所谓手续费后来到新加坡的，希望能在这里实现他们的淘金梦。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中介公司或个人以“公司工”的名义为他们申请工作准可证，但等他们到新加坡后，工作准可证又很快就被吊销，因而沦为“自由工”，成为非法移民，随时有可能被勒令离境，甚至有可能被投进监狱。
一些唯利是图的公司或个人在国内招募劳务人员时，把在新加坡打工说得天花乱坠，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许多受骗上当者都有走进地狱的感觉。
来自福建的17名劳务人员流着泪向记者控诉说，新加坡某建筑业私人有限公司的经理罗德荣到国内招聘他们的时候口口声声地吹嘘，在新加坡赚钱很容易，并保证他们一天可以挣到80新元（约合400元人民币），还许诺要为他们办理工作准可证延长手续，最长可达10年。
在罗德荣的诱骗下，这些福建人每人在国内交纳了7.3万元人民币的手续费，其中大约5万元落进了罗的腰包。等他们抵达新加坡后，罗德荣又向他们每人收取了3000新元（约合1.5万元人民币）的所谓押金。除此之外，他每月还要向每人收取300新元的所谓管理费。收了管理费，他却什么也不管，不管吃住，也不管找工作。
这些福建人因此成了“自由工”，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经常是这家公司干几天，再到那家公司干几天，一年里有半年时间找不到活干。算起来，平均每人每月只有大约1000新元的收入，除去交给罗的管理费，最基本的食宿要花去500新元，而东奔西走车费也不是个小数目，这样每月下来所剩无几。不久，他们发现自己的工作准可证被吊销了，而罗的公司因债务问题也被当局司法部门接管，财务也被冻结了。这些福建人手里拿着自己当初与罗签订的合同，但根本没法向他要回一分钱。一想到回国后债主会找上门来的情景，这些人个个不寒而栗。劳务人员陈某悲愤地说，“原以为到新加坡来可以找到一份挣钱的工作，谁知在号称法律严明的新加坡也有大骗子！新加坡哪里遍地是黄金？”
自由工只能以非法身份打零工糊口度日，而且时时担心被警察发现。雇主们正是利用了自由工的这种心理，大肆欺压他们，拖欠他们的工资，侵犯他们的权益。有的包工头甚至来个“卷包会”，卷走劳工们的血汗钱。自由工们遇上这种情况，无处诉苦，无处伸冤，只有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来自浙江宁波的两位劳工俞某和郭某说，他们在得知自由工是非法黑工后，整天都提心吊胆，心里有一种过了今天没明天的感觉，根本不敢告发拖欠自己工资的包工头们。无奈之下，他们经常是干上一两个星期，如果领不到工钱就自动离开，算是白干。仅新加坡一家公司欠俞、郭二人的工钱就多达6000新元。由于被吊销了工作准可证，他们不得不离开新加坡回国。眼看着归期将至，他们依然是两手空空，实在是于心不甘。
非法打自由工的现象在新加坡早就存在。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新加坡建筑业很火，自由工很容易找到工作，因此自由工问题并不突出。金融危机爆发后，建筑业遭受沉重打击，甚至在新加坡经济已走出危机阴影的今天，建筑业仍然不景气。
不少公司为降低成本大量雇佣自由工，更有一些建筑公司或中介公司明目张胆地打着招自由工的旗号，到我国蒙骗劳务人员上当，以骗取他们交纳所谓的手续费和在新加坡期间的管理费。如果从劳务人员身上榨不到油水了，这些公司就想方设法把他们一脚踢开，如向有关部门谎报劳务人员失踪，要求吊销他们的工作准可证。如果劳务人员根据合同索赔损失，这些公司就宣布破产。
一些不法商人欺诈劳务人员可谓不择手段，诡计多端。比如明明同劳务人员签了两年合同，但只为他们办理1年的工作准可证，并在合同文本中设下陷阱。本文前面提到的罗德荣就曾精心设计过一份充满欺诈的合同，使许多中国劳务人员栽了跟头。如罗德荣单方面起草、与福建劳务工人签署的合同上赫然写着：乙方属于自由工，每月要交纳300新元的管理费。乙方在新加坡工作期间，如果甲方公司破产倒闭，甲方应根据乙方在新加坡的实际工作时间和两年的合同期，按比例将所得劳务佣金退还乙方，同时退还3000新元押金，如此等等。明白人只要仔细看看合同条文，就会发现这是罗德荣精心设下的一个圈套，因为一旦他的公司倒闭了，他哪里还有钱退还给中国工人？
据了解，目前在中国的1000多家经营劳务输出业务的公司中，有200多家经营向新加坡输出劳务的业务。我们在感叹一些劳务人员盲目出国、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之余，也不禁要问：众多来自国内的劳务工人在新加坡沦为黑工和非法移民，国内一些有关的劳务输出公司对此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中国驻新加坡使馆经商处官员表示，面对在新加坡打自由工的同胞的不幸遭遇，使馆只能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过，这些人被骗取的钱财即使是通过法律诉讼，讨回的可能性也极小。有鉴于此，使馆官员呼吁有意赴新的建筑业劳务人员千万不要在这里打自由工。对于那些非法经营劳务输出业务的中方公司，使馆建议国内有关主管部门予以惩处。与此同时，使馆已同新加坡政府人力部进行接触，希望新方加大对不法公司和个人的打击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