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做出版,我对书籍装帧有些过度追求。从“海豚书馆”起步,此后的“海豚文存”“独立文丛”等,都采取精装设计。尤其是目前陆续推出的个人文集,更是在装帧上下了很多功夫。有人说,我是受到数字化阅读的刺激,希望在纸书的形式上有所突破,使纸书的文化功能更丰富一些,不但用于阅读,还有欣赏、珍藏、装饰等文化价值显现出来。也有人说,我是重返出版一线后,见到书业日渐成熟,形成让人无从下手的局面,所以才在图书装帧上动脑筋,以求自己的产品,能够在书海中跳出来。
上述观点都有道理,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外人没有猜到。其实做出版,我一直是追寻王云五、沈昌文的风格。王云五做书,我总结三点:一是好,内容好;二是多,品种多;三是简,装帧材料能减就减。在这里,我们重点说“简”。最出名的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创造的所谓“战时版式”,正常的书,一页排六百多字,他却排一千多字,天头地脚尽量占满。至于装帧材料,实在粗陋不堪,有些书甚至没有封面,难怪今天还有人说,王云五将中国图书的品貌,引领到最低点,至今影响不绝!对此,我们可以从当年出版的“万有文库”等书籍中,得到印证。但是,王云五却用这样的理念与实践,使商务印书馆一度占领了中国大半个市场。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眼下海豚出版社的书,为何追求起“富丽堂皇”来了呢?实言相告,近些年来,我是受到两件事情的刺激,才鼓足勇气,向眼下中国书装与材料的现状发起了挑战。
一件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尤其是董桥的书,让他们的总编辑林道群做得如此美丽,使内地书装与之比较,无不黯然失色。二〇一一年海豚出版《董桥七十》,我就请林先生亲自设计,接着又设计了许多董桥的作品,虽然加大了印装与材料成本,却迎来市场的惊呼与赞誉。由此引发,我的作者经常会说:“我的书也要像董桥那样的装帧。”我们的读者也会建议:“海豚图书走牛津的路线吧,真让人喜欢。”所以我近几年被牛津风度绑架,陆续推出的单本“致敬类图书”,正是沿着这一路径走来的,不走都不行。
再一件是去年读到复旦大学出版社新书《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其中反复谈到“书籍史”的概念,而且开列许多关于书的书目。即使我这个老出版,其中绝大部分图书,不用说读过,连听都没听过。我们知道,中国在百年以前,还在出版线装书,那是我们的传统;而现在的图书形式是西方的传统,我们拿来使用,由竖排版改为横排版,由线装改为精装与平装,除了工艺上、成本上的进步,其中包含的许多文化意义,我们吸纳来多少呢?比如毛边书即为一例。但还有更多的内容,我们知之甚少。像一部好书出版的程序,一定是先出版精装本,过一段时间再推出平装本;书籍的开本也有讲究,重要的著作,要先出版对开、四开大开本的精装书,正如十八世纪卡姆斯勋爵出版《人类历史纲要》时所说,如果初版不是用四开本,他认为是受到侮辱。休谟《随笔和论文集》初版时,不但要用四开本,而且要用一种摩洛哥山羊皮制作封面(通常的颜色为红、绿、蓝或黑色)。这样一些理念,我们应该适当地吸收过来,融汇到我们的书籍文化之中。
我上周从九十四岁高龄的大翻译家许渊冲先生那里,签下他刚刚译好的《莎士比亚悲剧集》。受上述思绪影响,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制作这样一个难得的选题。请教读者:我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