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有想到，我又有缘在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一本书。
《后甲子余墨》像一束蒲公英，在空中随风飘忽了一段时间，似乎也飘忽了好一段行程，最后居然落到深圳海天这块绿洲上，多少有点像是个奇遇。
这个散文随笔集，起初是应北京一家大出版社之邀，早在去年，为他们一个名为“博雅文丛”的项目开始编选起来的，不料这家出版社的人事与项目都有了很大的调整，这次调整就像一阵大风，把我已经编选好的这个集子，吹落在大道行思这样一块新开拓出来的土地上。大道行思是一个新天地，然而底气十足，有出版名家主事，《后甲子余墨》在此安身，实得其所也。更巧的是，大道行思很快加盟有强旺学术文化活力的深圳出版发行集团，与深圳海天相连，于是这本书又列入了海天的名下。海天是我的老朋友、老东家，是我心目中的人文绿洲，我多次与深圳海天合作，实为人生一大幸事，谢谢上帝。
本书稿基本上在今年年初就已经编好，大致有三个稿源，一是我前几年已经写出但从未结成单本文集出版的若干单篇文章，大概占了本文集的将近二分之一，其他的一半稍多全是最近一年多写的文字，当然，都是从未收为文集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还从未公开发表。因此，《后甲子余墨》与我曾经在海天出版过的《子在川上》内容与篇名毫无雷同，这是我应该简单予以说明的。
我过去出的散文随笔集，基本上都是专题性质的，如《巴黎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米拉波桥下的流水》《翰林院内外》一集、二集，以及《父亲·儿子·孙女》等，真正属于选本性的散文随笔集，过去只有两个，一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山上山下》，二是海天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子在川上》。现在这个《后甲子余墨》要算是老三，如果老大和老二的篇目和内容还有若干重复的话，老三与老大、老二基本上甚至完全没有重复了。也许，它会带来些微新感觉。
这个集子中比较新的内容有两个，一是我的自传性与自我剖析的部分篇章，说实话，这是从我尚未发表过的新作《回顾自省录》中预支出来的，虽然所选的只是该书很少的一部分，而且算不上该书最有代表性的篇章。
新增加的第二部分内容，则是我给朋友的一些信函与短札，以及赠书题辞与相关的交谊小记，把这一部分不成文章的实用性文字选入，说得好听一点，是实验性之举，说得不好听一点，岂不就是滥竽充数？说实话，简直带有一点冒险性，很可能引起嗤之以鼻的反应。
不过，应该看到，在中国文学史上，书信成为散文佳品的范例，倒的确不少，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等等。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就有把言之有物、语言讲究的书信视为散文作品的传统。古人可，今人为什么不可？虽然我等与鸿儒先贤相距天壤，不可比拟，但也有一位分量十足的人物说过：“大狗叫，小狗也可以叫嘛。”
我想，只要有真情实感，言之有物，语言修辞还像个样子，即使是带点实用性，甚至完全是为了实用的文字，在辽阔宽广的散文领地上，亦未尝不可以有一席栖身之处。我这些信札、短函所涉及的朋友几乎都是当今广为人知的才俊之士、文化名流，我有幸与他们有过业务往来与合作关系，与他们的交往多少也反映出了某些文化事、学术事的一鳞半爪，多少反映出了当今中国文化生态的局部侧影与人文知识分子交往的点滴内容，对我个人都是亲切的、美好的记忆。这就是我把此类文字选入这个集子的原因。
最后，再画蛇添足一段：敝人此举，即使不自量力，东施效颦，似乎也不无用处，东施之颦虽然美感度不高、不及格，但她效仿的毕竟是颦，她毕竟向人提示了，在世界上确曾有那么一种值得效仿的西施之颦。这对颦的传承不是也有点作用吗？
古已有书信体散文一物，别忘了它。它应该是学者散文的一种重要形式。近年来，我一直力挺学者散文，这也算是我对学者散文的一种补充理解吧。
2016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