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致力于外国文学的出版，是一项具有全民意义的社会文化积累工程，是导向理想主义的思想启蒙工程，是造就艺术品位、培养美术趣味的教化工程，是提供精神愉悦与阅读快感的服务工程，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读物一直受到广大文化公众热烈欢迎的原因，是外国文学出版一直得到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并在整个出版事业中占有较高位置与较大份额的原因。外国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一项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业，致力于出版外国文学作品而闻名的几家大出版社往往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与文化推崇，在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不仅给这些出版社带来了高度的文化声誉，而且还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有的出版社因此而建起了漂亮的办公楼，令人羡慕的员工宿舍，有的书商则靠外国文学出版而完成了令人咋舌的原始积累。河南文艺出版社何以过去忽略了外国文学的出版，我不清楚，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河南文艺出版社这次进行新的开拓，必将给河南的出版事业带来若干新意，如果运作得好，也会带来精神文化与物质经济的双效应。
应该看到，2012年毕竟不是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社会条件与文化环境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外国文学的出版在这些新变化面前必然遇到新的挑战与困难，举例说，当前书店一片倒闭声就是人们所未曾料想到的，书店是任何出版物面世的展台，更是销售流通的平台，书店纷纷倒闭，对出版业绝不是利好的消息。当然，传统的书店萎缩了，网上书籍销售的业务却火了起来，真正的对外国文学出版形成冲击的是：物质主义文化的盛行与人文主义文化的滑坡。在社会的物质现实急速发展的某个阶段，物质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失衡，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在这样的阶段，现代人群都很忙碌，可自主支配的时间有限，即使是要阅读求知，急于去读的书可多着呢！炒股的书、烹调的书、化妆美容的书，为出国要学的外文书，一时可顾不上世界文学名著，且不说还要为形象视听文化奉献出大量的时间呢。也正因为现代人群生活节奏忙碌紧急，浮躁心理容易趋向粗俗低级的消遣休闲方式：媚俗文化、恶搞文化、搞笑文化、无厘头文化、“看图识字”文化等等大行于道，颇有将经典高雅文化艺术趣味挤压在一旁之势。对于外国文学出版而言，以上这些社会因素都导致外国文学读者的锐减，导致社会人群对经典文学读物兴趣的淡化。具体来说，就是外国文学图书市场的萎缩，这对于外国文学出版事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在外国文学出版不甚兴旺、不甚景气的条件下，河南文艺出版社却投身于这一个部类文化的出版，其热情是令人感动的，其勇气是令人钦佩的，既突显出了河南文艺出版社开拓进取的锐气，也突显出其坚挺经典文化价值观的执着精神，正是感于这种精神，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他们对我的委托，也正是感于这种精神，我在译界的好些朋友闻讯后都纷纷献出了自己的高水平译品，而不计较稿费标准的高低与合同年限的长短。
虽然外国文学目前面临着一定的困窘，但远非已陷背水一战的绝境，而仍然有希望在前方。首先是因为世界文库的经典名著，都如奇珍的瑰宝，其价值永世不会磨灭，事实上，它们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时间考验，甚至经历过黑暗的、强暴的摧残而顽强地流传下来，绵延不断如一道神泉之水，一直洗涤着、滋润着人类的精神与心灵，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永远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足以使愚顽者开窍，使梦睡者苏醒，使沉沦者奋起，使浅薄者深化，使低迷者升华。对世人而言，修建了蓄水池，蓄了这神泉之水，永远会有它灌溉心灵的无穷妙用，何况，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我们的文化也必然经过一个由粗到精、由低级到高级、由平凡到经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些文学艺术经典将永远有着参照、借鉴、学习、鉴赏、传承的价值。拥有聚宝盆的人，建有神泉之水水库的人，其富足、其主动，是那些不拥有者、未建有者所远远不能比的。特别是，强大的希望之光，已经不远在望，不久前，党中央发出了建设文化大国的号召，要把华夏大地建设成文化大国，该需要有多少典籍的指导，该需要多少神泉之水来灌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南文艺出版社在此刻决定开拓新的出版领域，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未尝不是有先见之明。
困顿犹在，愿景在前，现在要做的就是踏实努力，奋发前行，坚持不懈。
步入七十九岁之际
写在《当代思想者自述文丛》面世之际
一
汤一介《在非有非无之间》
刘再复《两度人生》
汝信《往事与反思》
许渊冲《梦与真》
钱中文《文学的乡愁》
钱理群《一路走来》
柳鸣九《回顾自省录》
谢冕《花落无声》
以上这份名单，是一个名为《当代思想者自述文丛》的系列书的书目，这个《文丛》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正在浮出水面与读者见面。
不难看出，这八位作者都是学术界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名家。他们的学科不一样，广泛涉及人文学术的宽阔领域：哲学、文学批评、文化思想研究、世界文明史、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实践、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意识形态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世界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诗学与当代诗歌研究等。
这些作者各自活动在不同的领域，无一不是各自领域中重量级的代表人物或权威，有不止一个跨学科的通才学者，有既具学术特长又凌越于各学科之上进行引领工作的真正学者型的领导者，有对本学科各个方面具有重大影响，有力地带动了本学科发展的领头羊。
他们生活与学术的道路不一样，思想个性形成的过程不一样，知识结构、思想倾向与思想特点也不一样，因而，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学术面貌，有各自的才智类型归属，有不同的创作个性、不同的文化性格。有的长于理论思维；有的善于分析解剖；有的善于把控、综合与总结，心存人类精神的各类别与人类文化艺术的各形态，融合比较，建构理论；有的是通译巨匠，在不止一种语言之间游刃有余，表述精到、译笔雄健，译绩浩瀚；有的是文史才俊，能通观并透视文化历史进程，融会贯通，生发高论，巨细兼顾，准确提供文化历史发展的图景画卷；有的是美文名家，既长于修辞炼句的艺技，又具有诗情雅意的底蕴……
《文丛》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文学术文化领域多元化的全景全貌，不同而和，和而不同，正构成了中国人文学界的色彩斑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生态与成就，也部分地体现了中国人在社会人文学术领域的层次与水平。色彩缤纷正是社会学术文化思想成熟、有容量的表现，而单一的色调倒是社会学术文化贫乏的特征。虽然我并非局外人，虽然我个人与《文丛》有关，我应该也可以这样说一句，《文丛》是以此为理念的、以此为追求目标的，因而才有这么一次多元化组合、一次多声部合唱，才有这么一个多色调的阵容。
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然而在不同中，他们又有共同的特点。就精神境界而言，他们都有为民族文化积累、为社会文化建设献身的热忱，都有以民为本、以家国为念的情怀，有全人类的人文理想，有全球性的文化视野。就学术水平而言，他们都是本学科、本领域第一流的行家，学识丰厚，学贯中西，富有才情。就学术成就而言，他们都成果丰硕、劳绩厚实、著作等身，或开拓出了学术文化某一个方面的新局面，或推动了学术文化的新发展；就社会作用而言，他们都具有强旺的学术能量与学术爆发力，他们是教授，是学者，是编辑家，是翻译家，是学术文化多面手。他们之中也有学术活动家，但是学有专长，著书立说，创有业绩的学术活动家，远非当前常见的空头学术活动家所能比，他们在论著中、在华章里、在讲坛上、在各种形式的活动中，闪光发热，文化学术力量向四方辐射。就社会影响而言，他们都具有很高知名度，享有高度的社会声誉，拥有大数量的读者、信众、尊崇者，甚至是粉丝，他们的学术文化声誉早已远播国门之外，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不止一个还获得了国际文化的殊荣大奖。他们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界精英，也都在现实环境中经受过严格的磨炼，走过曲折的道路，经历过坎坷的人生，在他们充实的人生经历中，其中又不乏启迪性的引人注目的个人故事。可以这样说，他们既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个完整的学科，一门门完整的学问，一手手精巧的绝活，一种种鲜活的文化生态，他们反映着文化学术历史，甚至本身就是文化学术历史的一部分，构成了中国当代人文发展史的一个侧影。当然，现今他们无一不年至耄耋，最年轻的也已经七十五岁，似乎都是些过时的人物，但是，过去的历史都是需要留存、需要总结、需要参考的，尤其是对于文化与学术。何况，他们至今仍然老骥伏枥，仍在续写文化史、丰富文化史……在这个意义上，《文丛》是在进行留存历史、总结历史的努力。因为，以上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有丰富内容、有人文价值的活化石。
我对以上这些人物的评估，除了在我自己身上且不妨存疑，并欢迎持有异议外，对其他几位而言，并非我出于“同船义气”“自卖自夸”的广告词。我承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厚爱与信任，被委以《文丛》主编的重任，对此，我应该正正式式说一句，“敝人深感荣幸！”而且我还要补充说一句，我这个主编，自认为不过是一个门面的张罗者，是一栋文化豪宅的门房，这样说，并非我故作谦虚态，而完全是由衷之言，事实上，以上几位就年岁与资历以及学绩而言，几乎全都是我的学长、学兄。
二
做这样一个项目，固然有我自己的精神过程，有我自己的理念与理解，关于这个方面，说来话长，待以后有机会再说，但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毕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实事。这里请允许我稍做说明：
壬辰年开春后不久，河南文艺出版社专程来访，慎重其事地执有我一位老朋友的介绍信，热忱邀请我为他们主编一套外国文学名著大型丛书，诚意感人，热情难却，由此，我与他们有了第一次合作，合作相当成功，出版了《外国文学经典》丛书共六十七种。2012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又热忱地提出出版大型《柳鸣九文集》（15卷），恰谈甚为顺利，几乎接近签订合同，但由于他们遇见了一个更为强劲的竞争者深圳海天出版社，我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将《柳鸣九文集》交付给了深圳海天，由此，对河南社我深感内疚，觉得欠了一位实诚老朋友一大笔账……
也许是因为我多少年前主编过《诺贝尔奖获得者传记丛书》，其主要出版方向被定位为传记文学的河南文艺出版社，又来诚请我相助，为他们主编一套当代社会人文科学名家的自传丛书，对此，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么大的项目不应该由我来做，我也完全没有能力做下来，因为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大项目，是一个国家级的项目，要一个草根布衣学者来做，无异于要一只小蚂蚁啃大骨头。而且，第一眼我就深知这样一个项目的难度，至少有这么两大困难：其一，学者不像作家那样对写自传还有那么一些兴趣，几乎没有什么学者有写自传的愿望与计划，即使学者也有部分自述性的文章或作品问世，恐怕大多数往往都是被要求被推动而为之的，以我自己为例，我从来就没有写一本全面性自传的意念，虽然出版过一本《且说这根芦苇》，那也是局部性的文化自述，而且，其中所收集的主要单篇文章，也是不止一个友人怂恿推动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应报刊的需要，才陆陆续续写出来的。因此，要搞一套社会人文科学名人自传丛书，首先，就面临着很难克服的稿源问题。这个困难之外，还有一个大困难，那便是来自社会读书品位的下滑，在物欲泛滥、功利主义张扬、人文精神下滑、人性浮躁的现实环境中，作者对书籍的要求，往往流于实用与好看两个标准。然而，学者生涯无故事，至少可以说，学者生涯少故事，好看的故事更为稀少，浮士德那书斋里面的枯燥生活是没什么可写的，歌德也没写出浮士德在书斋中有什么故事，他的故事都是梅菲斯特带他出了书斋之后才有的。要按时下一般读者的趣味，社科名人自传丛书这样一个项目，是很难有广大读者群的，而缺乏读者的书籍，特别是缺乏读者的丛书，销售量上不去，出版社赚不了钱，想下马势必就下马，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我自己就没少碰见过……于是犹疑、拖延、推诿、辞谢、裹足不前……这且不说，还摆出以上种种困难，陈词书市形势，告以严峻的经济效益前景，奢谈妄说，消极畏难情绪远远压倒积极进取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