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印了80万部，1980年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汉对照本，其他两本也都曾再版。陈毅夫人张茜就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陈毅曾称赞《好兵帅克》的译笔，说文字幽默俏皮，表达了原著的风韵。
我对陈毅元帅居然有时间看翻译小说感到吃惊，然而一时语塞。张茜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下面还有呢。陈毅还说：‘不像某些人的译文那样佶屈聱牙。’”
解放初期学习俄文蔚然成风。我之所以和俄语编辑张茜同过一间办公室，是因为1954年至1957年间我曾在苏联东欧编辑室凭着半路出家现啃的俄语做过4年编辑工作。1958年资深老编审张梦麟生重病后，才把我调去接替他的工作，负责日本文学这一摊。
萧乾告诉我，他自己搞翻译是游击式的。就是说，并不抱住一位作家的作品译。但他更尊重阵地式的译法，就是集中译一位作者的全集，比如译契诃夫的汝龙和译巴尔扎克的傅雷。这么搞翻译，对作者理解更深，译笔也能更贴近原作。
反对死译和硬译
他反对死译或硬译，认为译文学作品，首先要抓住原作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怆的，译文却激发不出同样感情；或者原作幽默，译文却干巴巴，再忠实也是不忠实。
1957年7月他开始受批判，直到1979年2月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这漫长的二十二年，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困难重重，谈不上什么成绩。1958年4月他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去了，前途渺茫，但当时幸而我能继续留在出版社工作，尽管多次搬家，总比流浪到外地要强多了。
萧乾的最大志愿还是搞创作，没有条件从事创作时他才搞翻译。1961年春天，我听到一个可靠消息，说要把他从农场调回来翻译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便作为一条特大喜讯，写信告诉他。他的反应之冷淡，使我大吃一惊。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对翻译这部小说，兴趣不大。”
他是最早调回来的一个，后来从其他人的工作安排中，他才知道能够搞翻译，算是最可羡慕的了。
严守文学工作
1980年在香港回顾这段生活时，他是这么说的：“我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以为自己从此不能再搞文艺了……没想到还会有今天！当时要不靠那点外文，也许早就卖酱油去了。真的啊，1957年以后，重新分配工作时，不少人改了行。我始终没离开文学工作，只不过从创作退到翻译，靠的还是我懂得点蝌蚪文吧！”
1966年以前，向我约稿的还真不少，萧乾常劝我少揽一些。我说我是“有求必应”，练练笔也是好的，熟能生巧。50年代初期我译《日本劳动者》时，曾五易其稿；十年后，萧乾在农场期间，我为《世界文学》杂志突击翻译的《心河》（宫本百合子著）、《架着双拐的人》（远藤周作著）都是一遍定稿，连底稿都未来得及打。
最有成果的时期
当然，萧乾回到北京后，我又产生了依赖心理，总想请他润色一遍再送出去。他也常说：“我这辈子就准备给你当ghost了。”指的就是做些默默无闻的工作。
1979年2月，情况变了。对我们二人来说，这段岁月是最有成果的时期。尽管这期间我们各出了七次国（六次是一起去的，另外，他单独去了一次美国，我单独去了一次日本），他还动了大大小小五次手术，他却把旧作全部整理出来，由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另外还新写了几十万字，大部分是由我誊清的。
其实，外面不难找到抄稿者，费用也不高，但是如果让别人抄，就得注意把字写得工整，免得人家认不得。这样，思维就受到限制，效率也会降低。不论他写得多么潦草，我都能辨认，而且总能找出一些问题，他说我有看家本领。
他常念叨要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我也感到惊讶，想不到他还真有股后劲。在美国的小儿子多次劝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提鸟笼逛公园的老人，做工作是饶的，不做工作是应该的。但我不能想象一个头脑完全静止下来的萧乾。他固然也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拳，那都是为了更好地写作。
近几年我才译了几部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日本作品，如泉镜花的《高野圣僧》、幸田露伴的《五重塔》等，但不再给他看了。我写的随笔、评论、序言等，则仍请他寓目。
三十几年来，我不断地向他学习写作方法。我没当过记者，但我知道他最反感的是那些对他一无所知的采访者。
1985年6月至1986年6月，我只身重返日本东京，研究日本文学。
夫妻合作无间
一次，香港《文艺》杂志约我写一篇远藤周作访问记。我事先把几家图书馆所藏的二十几本远藤的作品全看了，想好了问题，按照电话里约定的那样只采访了一小时，便写出一篇3000字的访问记《早春东瀛访远藤》，编辑部一字未改地予以发表了。
我们二人最喜欢用的字是“team work”（合作），每逢我们一方有了紧急任务，就共同协助完成它。老三桐儿还没正式学英文就听懂了这个字。他小时看见我成天伏案工作，就说：“我长大了，当什么也不当编辑，太苦啦！”他确实没有当编辑，然而如今在美国费城，还是经常作画到深夜。
我有时想，倘若孩子不是生长在这么个环境下，而耳濡目染的是赌博、吸毒，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有时两三点钟才睡，萧乾则习惯早睡早起，我几乎刚躺下，他已起床到书房去写作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目前我们这套普通单元房里，依然像我小时候那样，间间屋子都摆满了书。所不同的是，其中不少是我们自己所写、所译、所编的。三个儿女均不在身边，有一个去年夏天才成家。从人口看，我们家可以说十分冷清，含饴弄孙还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然而我们并不寂寞，因为我们有做不完的工作，并且生活在书丛中。
萧乾常说：“搞文字工作的人退休后照样能写能译。”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埋头笔耕。我们合译的《尤利西斯》问世后，我就投入了六十几万字的日本长篇小说《东京人》（川端康成著）的翻译工作。萧乾则继《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后，又写了几十篇“余墨”，为他即将出版的多卷集作注脚，我们的家就像是座文字作坊。
我于十年前退休后，一天也没闲，反而比在职时更忙了。萧乾则早在70年代初就曾被动员退休，本人也同意了，只因当时他在北京根本没有落脚之地，民政局不接受，只好继续待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没承想，87岁的今天，他仍在任上，在写作之余，不时地还得接受采访，开会，总是忙个不停。
我们常常说，现在过的也许是平生最美好稳定的日子了。最主要的是两个人都还能工作，也真有的可干。只要有活儿干，又还能干，我就心满意足。我珍爱我们这个小作坊。
1997年4月15日
温馨的回忆
我和萧乾一道生活的45年间，相片可没少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联袂出国九次，国内也跑了很多地方，到处留影。然而我对婚后他自拍的一张黑白照，情有独钟。因为只要瞧见它，就会勾起我一连串温馨的回忆。
我们连一天婚假也没请，更不曾举行任何仪式。1954年4月30日，利用午休时间，我们去领了结婚证。下班后，就又前往东四八条30号中院的小耳房。打从我参加工作起，我和姐姐、母亲就住在那里。萧乾雇来了两辆三轮车，我坐上一辆，脚底下放了一只装有随身衣物的小黄皮箱。另一辆载着旧衣柜——我唯一的嫁妆。他骑着那辆1946年从英国带回来的半旧自行车在前面引路，穿过北小街、南小街，来到了东总布胡同46号的作家协会宿舍。分给他的是后院的三间小西屋，每间不足10平方米。南头是保姆房兼厨房。在当中那间吃饭，沿墙摆了张小床，给幼儿园大班夜，我还在灯下突击一部等着退厂的校样，不看完不上床，使第四次做新郎官的萧乾目瞪口呆。
第二天是五一节，我照例去游行，他上了观礼台。下午，我们以那只衣柜为背景，他坐在单人沙发上，我坐在沙发扶手上，照了张合影。
40年后，萧乾因《一对老人，两个车间》一文获双星杯“中国人一日”征文荣誉奖。其实，自从我搬进了那间小西屋，它就成了我们的第一个车间。日后，萧乾曾把我比作蜜蜂、蚂蚁、拖着他跑的“火车头”。他也变得跟我一样勤奋，工作效率却比我高多了。西洋古典音乐和中国相声，小动物和花草，只不过是用来调剂生活的，他用文字构筑着金字塔。能搞创作最为理想，不让搞创作，就退而求其次，埋头搞翻译。在这间西屋里，短短的三年之内，他译完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均出版于1956年。还写了《幸福在萌芽》《关于亨利·菲尔丁》《好日子》《亨利·菲尔丁》《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文艺小品哪里去了》《一篇拒绝“点题”的文章》《凤凰坡上》《萧伯纳二三事》《大象与大纲》《餐车里的美学》《草原即景》《万里赶羊》《初冬过三峡》《人民教师刘景昆》《时代正在草原上飞跃》等16篇随笔、散文、特写、论文。连写带译，统共约达66万字。那是他情绪饱满、精力旺盛的三年，不论写还是译，都游刃有余。像《好兵帅克》，他有时每天能译7000字，而《餐车里的美学》《初冬过三峡》等文，都是一气呵成。倘若我们婚后的45个年头，一直允许他照这个势头工作下去，他的创作全集和翻译全集的字数原是可以翻一番的。
萧乾去世后，我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封他留给我的短信。200字的信中，三次提到“家”：
洁若，感谢你，使我这游魂在1954年终于有了个家——而且是幸福稳定的家。同你在一起，我常觉得自己很不配。你一生那么纯洁、干净、忠诚，而我是个浪子。
谢谢你使我的灵魂自1954年就安顿下来。我有了真正的家。我的10卷集，一大半是在你的爱抚支持下写的，写得太少了，很惭愧。能这样，还不能不感激你。
乾
1998年12月12日
我和萧乾结婚后，多半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1957年、1966年），辗转搬了10次家。复兴门外的这个平民楼，是他唯一住满过14年（1983——1997）的地方。今年2月5日，当他进入半昏迷状态后，不断地念叨“回家，回家”，我想他指的就是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房了。我把小九妹（我大舅最小的女儿）替我们放大成十二寸并上了色的这幅照片挂在客厅最醒目的所在，每次看到它，就觉得老伴儿依然和我在一起。他没有走，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痕迹，他将和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一道进入21世纪。
1999年6月19日
萧乾、铁柱、桐儿还有荔子
我们的女儿出生的当天（1955年1月30日），萧乾在台历上写道：“荔子诞生了。”由于离了婚的前妻留下个儿子，作爸爸的一直盼望要个女儿。我们早就说好，如果是女儿，就取名荔子，那是他的短篇小说《俘虏》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当时我们住在作协宿舍的三小间西屋里。萧乾和我住一间，在堂屋吃饭，摆张床给7岁的老大睡。另一间是保姆房兼厨房。我抱着荔子出院后，直接到母亲家去，交给她和三姐常韦照看。产假期满后，我回宿舍去住，每周去看娃娃两次。萧乾把老大惯得不像样子，所幸他爱听故事，所以我每晚给他讲故事，直到他入睡。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三个子女中，最被忽略的其实是萧荔。然而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失去了的光阴，没有办法换回了。
1956年6月，我姐姐住院去治足疾。幸而这时老大已住宿，只是周末和寒暑假回家。我们把荔子接回宿舍，由保姆照看。院子里的人都说：“这孩子真像爸爸。即使独自走到街上去都丟不了，准会有熟人认出是作家萧乾的女儿给送回来。”
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萧乾最忙碌、多产的一年。国庆节前夕，他从内蒙古回来了，准备写《万里赶羊》。这时从学校回家度假的铁柱突然发起高烧来。经作协医务所的孟大夫出诊来诊查，患的是猩红热。她说孩子小，不宜送传染病医院，她有特效药。每天上门给打针，等烧退了，就没什么问题了。确诊为猩红热后，我马上雇辆三轮车，抱着荔子躲到母亲家去，由萧乾在保姆的帮助下护理病儿。到了10月4日，萧乾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来说，至今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想次日一早到西山作协招待所去写，问我能否自当天晚上起就回宿舍来住。
其实，当时我正怀着身孕，但我完全没考虑胎儿的命运，一口就答应了。因为我知道，他多渴望去搞创作。《万里赶羊》是10月12日搁笔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曾在读者当中引起强烈反响。铁柱进入恢复期后，我还每天给他补习国语和算术。乃至他三周后回学校，在家学习的进度竟超过了学校所教的。这时萧乾正陪着西德作家在全中国到处转悠。当他抵达广州时，收到老三桐儿出生的电报：“男，八磅。”桐儿是比预产期提前二十天，于11月10日来到人间的，生后二十天，他爸爸才回到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