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年就是大鸣大放。1958年4月，萧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勒令到柏各庄农场去从事“监督劳动”。我是当年1月初就下放到丰润县去劳动锻炼的。闻讯告假回京，把荔子送到文化部幼儿园去全托，将老三桐儿送到我母亲家去。考虑母亲年迈，让看桐儿的小保姆也跟着去了。在新华社工作的弟弟文学朴当时还未成家，他答应帮我们照看老大，周末和寒暑假安排他住在本社招待所。将子女们安顿毕，我们两人就分别奔向农场和村庄。当年11月，我结束劳动，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继续做编辑工作。使我受震撼的是荔子性格上的变化。原来聪明活泼开朗的荔子，小小年纪变得沉默寡言，也不大笑了。爸爸离家时，哥哥已懂事，弟弟则完全不懂事，像荔子这样半懂不懂事的年龄，最难以承受爸爸忽然不见了的事实。
到了1977年，命运又突然来了个大转折：恢复高考。铁柱一向很有主意，“文革”期间，他没跟着同校毕业生到内蒙古去插队，却于1969年独自跑到江西搜集民歌去了。那里虽没有接受北京知青的任务，却也找到一家农户住了下来。也不知他劳动了几天，反正萧乾除了每月固定的二十元外，另外也没少给他汇钱。因此插队期间他得以埋头读书。萧乾用“大方向是对的”一语来表示对儿子的支持。“大方向”是插队，虽没去内蒙古，总归去了农村，所以“大方向是对的”。同一时期，在干校劳动的女儿却只肯接受每月三元的零用钱。1971年底，她回来当上了北京市13路无轨电车的一名售票员，把少得可怜的工资用来帮助家境困难的同事，每月只在伙食上花六元，终于把身体拖垮了。小儿子在干校时期就跟着爸爸学英语，高中毕业后，1976年去平谷县插队。后来，还经常跟爸爸用英语通信。所以他在一天也没时间复习的情况下，考上了北师大英语系。老大则直接考入了人大研究院。以后他们又分别赴美留学，若干年后，哥哥在新加坡，弟弟在美国当上了教授。
最吃亏的又是荔子。在干校曾经被誉为“活**”的她，后来当了九年售票员，并兼了不少社会活动。到了1977年已积劳成疾，辗转到外地求医。1983年3月，她病愈回家，以无比顽强的毅力，两年之内拿到了高等学院自学成才的文凭。1985年8月，她赴美留学，读完大学就找到了一份平凡的工作。去年爸爸病危，她因恰好不在美国，没接到通知，未能像哥哥、弟弟那样赶回北京为爸爸送终。但我相信萧乾九泉之下是会谅解的，因为他一向钦佩女儿崇高的人品。
萧乾致邵绡红的五封信
1996年，萧乾给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写了五封信，全文如下：
（一）
绡红同志：
告示诵悉。我不曾有幸会过令尊洵美先生，他似应长我一辈，而且30年代初我在北平。杨刚似有可能同他有过交往。
“世纪”编务由上海文史馆负责。我现把尊函转给那里，由“世纪”编辑部正式奉复吧。
匆问
文棋
萧乾
九六.三.五
（二）
绡红女士：示悉。所询20年代事，我因当时还年轻（今年刚八六），又住在北京，许多事我不清楚，现努力奉复如下：
（一）Ferguson当时似名福开森
（二）North China Daily News似为《学林西报》
（三）Donald为端纳
（四）Gunther为根舍
（五）Hollington Tong姓董，名已忘，可查那时年鉴
（六）Free China确为自由中国。
（七）China to Me，似应为我眼中的中国（直译）
匆复问好
我住100045北京复外21-2-317室
萧乾
九六.四.四
（三）
绡红同志：
谢谢来信。
我建议你把所掌握的有关令尊的事，写成文章，寄给《上海滩》（杂志）。因洵美先生是上海闻人，对文化文学事业贡献均很大。《上海滩》是一份十分重视的月刊（可附多幅照片）。你也可附上我这封信，作为推荐。一定是篇好文章。题目可作“我的爸爸邵洵美”。北京的《人物》或《传记文学》也会愿意刊登。除了附照片，最好再附一页手稿，他的字也秀丽出色。
《上海滩》地址曾经是200031上海延庆路141号（可能搬了）
《人物》是北京100706朝内大街166号
希望你用心写。篇幅可略长，但要写得利落。
祝
好
萧乾
九六.五.十五
（四）
绡红同志：
顷接到刚出版的《上海滩》。其最新地址为：200031上海延庆路141号，可寄给主编同志。
（五）
绡红同志：
谢你的信及照片。
希望鼓起勇气来。有杨苡作第一读者，就更有把握了，建议你先写个提纲，把特别与文学艺术有关的事迹列出，有了骨再长肉。一定可以写好。
可以给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主编李启伦，②也可给《上海滩》。前者更有学术地位，一般读者均永久保存。匆问
近安
萧乾
九六.七.十一
令尊除作家，还是艺术家，他的画别具风格，文也应写到。
2005年8月8日，我有幸收到邵绡红所著《我的爸爸邵洵美》，看了好几遍。我特别想知道邵洵美为何于1958年10月被捕，关了3年7个月。原来他竟然迂阔到用笔名给远在美国的项美丽写了封英文信，托叶灵凤回香港后代发。岂料此信被有关方面截住了，遂引起怀疑。
其实，邵洵美本来还有“坦白从宽”的机会。上海市越剧团的党支部书记苏石凤再三上门来劝他主动向政府交代历史，但他坚持赶译完手头的稿子再说。一两天后，他以“外国特务”的罪名被捕，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无罪释放出来时，身体已经垮了。
相形之下，萧乾极其谨慎。1949年8月离开香港回北平故里之前，他给海外友人统统发了信，声明今后连贺年片也不能交换了。因为他对30年代中期的苏联以及战后的东欧，了如指掌，知道像他这样曾旅居外国者，对海外关系应格外慎重。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同在北京的美国堂嫂也断绝了来往。1979年他赴美之际，专程到洛杉矶去和安娜共度圣诞佳节。她是1974年回祖国的。而后，她的五个儿孙分作三批赴美，与她团聚。我和萧乾于1983年联袂访美时，他们一家三代人专程从洛杉矶驾车到圣迭戈来看望我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照片。
在不正常的岁月，萧乾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最大的幸运是能够在新时期又翻又写又编，过了二十年充实而富于成果的日子。《老子》第五十八章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1980年9月，萧乾被取消了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的资格。萧乾认为乔冠华通知他时，明显地表示了对他的不信任。于是，他连忙写了一篇一万四千字的《自传》，文后注明1950年9月10日搁笔。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空白处把于道泉、陈叔亮等当时还健在的社会关系（共三十余人）交代得详详细细，有助于组织上把他的经历查清楚。1996年萧乾才从老友严文井口中得悉，早在1956年就已审查清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张铁弦天天发愁，念叨：“我没有起死回生之术。”能够证明他的某段历史的人已去世，他得终生背黑锅。刘尊祺要比张铁弦幸运多了。萧乾在1994年写了一篇《悼尊祺》，指出倘若没有70年代后期的拨乱反正，尊祺会屈死于洞庭湖心的一座农场里。尊祺是萧乾在国际新闻局任职时的上司，局长乔冠华由于主要岗位在外交部，每周只来半天。整个局的运转由副局长刘尊祺负责。肃反运动中，他被揪出来，送去劳改。进入新时期，一位东北大学校长在弥留之际替他写了材料，这才得以平反。否则他就只能成冤死鬼。
解放初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很关心邵洵美，他曾两次登门拜访邵，第二次是和周扬一道去的。1939年杨刚译的《论持久战》在《公正评论》上发表后，邵洵美冒着生命危险将它印成单行本，广为散发，并把其中的一本塞进英文书的夹缝里。如今，他把此书交给了周、夏二位。周、夏还替邵联系过去复旦大学执教一事。复旦大学外文系尽管欢迎他去任教，但根据他的学历，只能任二级教授。他不肯屈就，又错失良机。被捕前，他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译者。出狱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重新译起书来。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版社把每月二百元的预支稿费减为八十元。邵洵美的心脏病频频发作，预支稿费突然停发了。从此，他连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了。亏得老友施蛰存每月接济他五十元，但只顾得上吃和其他用度，不够看病的。邵的忘年交王科一于1968年3月被迫害致死后，邵心灰意冷，明知道患心脏病的人禁忌鸦片，他却天天服鸦片精，不出一个月，竟追随王科一而去，年仅62岁！
萧乾于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起初让他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译者，临时又改为到渤海湾柏各庄农场去从事监督劳动。表面上是祸，骨子里是福。1961年6月，他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去翻译古典文学作品，有了编制，也能享受公费医疗了。“文革”伊始，出版社停发了几位专业译者的预支稿费，周作人、钱稻孙先后写信给我询问是怎么回事。我写回信说，已把来函转给本社财务科，请他们直接答复。进入红八月，78岁的钱稻孙被活活打死，周作人挨到1967年5月，也一命呜呼。翻译马克温作品的张友松被打得头破血流，弄瞎了一只眼，跑到出版社来求救，无人理睬。另外一位特约译者汝龙想跟着出版社的大队人马去五七干校，也遭到拒绝。那年头，单位的“牛棚”俨然是避风港，最可怕的是街道上的乌合之众。
进入新时期，萧乾不遗余力地为杨刚搜集遗稿。他编选的《杨刚文集》于1984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了八千四百册。封面题字：夏衍。序：胡乔木。献辞：邓颖超。编后记：萧乾。规格可谓高矣。奇怪的是，杨刚年表根本没提到翻译《论持久战》一事。说不定与《杨刚文集》出版时，邵洵美尚未正式平反有关。盛佩玉是1985年10月才收到上海市公安局的公函的。上面写道：“经复查，邵洵美历史上的问题不属反革命，1958年10月将其以反革命逮捕不当，予以纠正。”
萧乾和我的忘年交王辛是香港女作家王璞的胞妹。王璞写了一部《项美丽在上海》，今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很大篇幅是写邵洵美的。本月18日，邵绡红、王辛和我聚会，畅谈往事，缅怀故人，回国探亲的儿子萧桐（旅美画家），为我们三人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2005年8月26日
梦之谷奇遇
一
1945年我念高三，第一次读了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那时我18岁，刚好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谈恋爱的那个年龄。20世纪20年代末叶在潮州发生的那场恋爱悲剧，曾深深牵动过我的心，8年后，命运使我和萧乾（也就是小说的作者）结缡时，我曾问过他可曾听到过那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的下落，他听了感到茫然，仿佛不想再去回首往事。
80年代初，由于一次偶然的机缘，他和书中的“岷姑娘”（真名陈树贞，是位已退休的护士）联系上了，知道她母亲（书中的梁太太）几年前已经去世。树贞本人由于遗传的原因，几年前目力就逐渐衰退，终于失明。生活不能自理，三年前回到故乡汕头，住在她童年住过的囗石——也就是《梦之谷》故事的背景。
1987年2月，我们有机会来到汕头，住进第一招待所八号楼朝南的一个房间。安顿下来后，萧乾就招呼我到阳台上，指着对海一道远山对我说：“瞧，那就是蜈蚣岭，我的梦之谷就在半山。”
是个半晴天，晦暗的阳光下，还弥漫着一层灰雾。我想起书中描写男主人公60年前初到这南海小岛（现在才知道它原来是个半岛）的情景。如今，我竟陪他来到了这个旧游之地。正因为我本人一生的经历是那么平淡无奇，对于寻访萧乾少年时代的梦，我感到格外殷切。
我们抵汕的第一项活动就是游囗石。几十年前，过海要雇舢板或搭电船，而今，我们的面包车径直开上了驳船。抵达对岸后，车子上了柏油马路。几位熟悉情况的当地同志一路介绍情况，像是在帮助萧乾填补这60年的空白，把过去与现实衔接起来。
同行的丽秋曾于50年代初在囗石中学（现名金山中学）读过几年书。当时，周围的环境和小说中所描写的差不多。她看着马路两旁兜售柑橘、甘蔗等招徕游客的摊贩感慨地说：“当年这可是一条幽静的小径，满是桃花，我们都读过《梦之谷》，在这里跑来跑去时，觉得自己仿佛就生活在梦之谷里。”她曾写过一篇散文《梦之谷里的梦》，发表在《羊城晚报·花地》上，以寄托她对当年的囗石的依恋。
我们在一栋石壁小屋里找到了陈树贞。她神情开朗，两眼睁得大大的，怎么也看不出是位盲者。她亲切地回忆当年“乾哥”怎样教她们唱《葡萄仙子》和《麻雀与小孩》，并且告诉我，她们一家人于1934年迁居北京时，萧乾还专程到塘沽去迎接呢。
在贝满念完高中后，她考进协和护士学校。她母亲是1982年80多岁时去世的。阿贞的大哥（书中的庆云）也已去世，她目前和大嫂（已经七十多岁了）住在一起，两个人相依为命。我问大嫂：“当年萧乾串门时，你们就住在这儿吗？”
她说：“不在这儿。这房子是后来租的，比那一座小。可是灶间和当年给乾哥煮芋粥的那个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