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见辜鸿铭在真光电影院，他的前面坐着一个秃头的苏格兰人。白人在中国到处都受到尊敬，辜鸿铭却以羞辱白人来表示中国人是优越的。他想点着一杆一尺长的中国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认出坐在自己前面的是一个苏格兰人时，他用他的烟斗及张开的尖细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静静地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吓坏了，不得不按中国式的礼貌来做。辜鸿铭被中国人熟悉，可能是因为他对立妾制度有巧妙的辩护。他说：“你见过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是你看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吗？”在我们之中也曾传说，如果你想看辜鸿铭，不要去他的住宅，到八大胡同红灯区便可以看到他。这不是一个老浪子的姿态，而是一种对某些重要哲学主张的信念。他劝那些无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胡同，如果他们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可以从那里的歌女身上证实中国女性本质的端庄、羞怯及优美。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伎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曾任张之洞的“通译员”（张之洞是十九世纪末叶主张维新的伟大官吏之一，是使长江一带不受扰乱的一个重要角色）。我曾见过辜鸿铭，留着稀疏的头发，在中央公园独自散步。有人会以为他是一个走霉运的太监，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多么孤独骄傲的心啊！虽然如此，但我觉得不配去接近这位精通马修·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思想的专家。尽管当陈友仁（后来在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辜鸿铭一九一五年在《京报》（一份陈所编的英语日报）大开笔战的时候，我在圣约翰大学里对他颇为仰慕，辜仍是一个公认的保皇党，而陈却是一个革命党。两者都精于谩骂，而且无懈可击地运用英语。陈称辜是江湖术士及抄经文士，而辜却称陈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绅士（一个失去国籍，半英国化的印度人），因为陈生于特立尼达岛，说中国话时像外国人。当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要结束，我发现辜鸿铭在德国的那段时间还很有名气。他那本小书Verteidigung Chinas gegen Europa（如果我记得清楚，有一个德国人将他这本书译为《中国人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这本书写于一九一五年，大战爆发后不久，虽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话来谴责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但他把大战首先归咎于卑劣的英国帝国主义及伦敦的暴民崇拜。他说了一些同情德国人的话，说他们“热爱公义”，整洁而有秩序，有“德行”。他精通歌德与席勒的思想，而且是大腓特烈与俾斯麦王子的伟大仰慕者，所以虽然他在美国是完全籍籍无名，但他的话德国人很喜欢听。
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消化吸收的。对于西方人而言，他的作品尤其像长满硬毛的豪猪。但他有深度与卓识，这使人宽恕他的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他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中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一种深邃了然的哲学注入古代经典的光芒。他事实上扮演着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关于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与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刻了解。中国古代的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那些外国的汉学家译得很糟，中国人自己却忽略了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语是非常困难的。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关系只用句子的构造来表达，没有词尾变化，且没有常用的连接词与冠词，有时更没有主词。因此中国哲学的“源头”，直到今天，仍被覆盖在似雾的黄昏中。结果，剑桥大学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说，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平凡、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在哲学观念上，翻译的陷阱是很大的。“仁”的真意（benevolence？mercy？humanity？manhood？），“义”的真意（justice？right？righteousness？），“礼”的真意（ritualism？courtesy？good form？social order？），甚至还不被人了解。
谈到这里，请大家宽恕我介绍一段经过翻译的迂回累赘的话。它是采自詹姆士·莱兹的儒家经典的译本，已被编入麦克斯·缪勒所编辑的《东方圣书》中。莱兹作了一次对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种真正的外国远古气氛比文意更像是显明忠实的标志。孟子所说的在中文刚好是十二个字，当军队列阵拿着利矛坚盾攻袭敌人城堡的时候，“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The weather less important than terrain， and the terrain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army morale.）如果有人宁愿逐字直译，那就可把它译为：“Sky times not so good as ground situation， ground situation not so good as human harmony.”对任何一个中国孩子而言，“sky times”是指天气而不能作别解，“ground situation”是指地势，而“human harmony”是指士气。但按照莱兹所译，则孟子是说：“Opportunities of time（vouchsafed by）Heaven are not equal to advantages of situation（afforded by）the Earth， and advantages of situation（afforded by）the Earth are not equal to（the union arising from）the accord of Men.”（天所惠赐的时间上的机会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而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不如人的团结一致。）辜鸿铭的翻译却永远站得住，因为它们来自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以及对于它们较深奥意义的了解，是意义与表达方法愉快的配合。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
受过马修·阿诺德、卡莱尔、罗斯金、爱默生、歌德与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鸿铭自信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像他这样了解儒家。他的中心观点是绕着雅与俗的问题转。雅，是意指孔子对君子寄予的理想；而俗，用罗斯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身体与灵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觉。使他的治与乱的辩论成为有效，是由于白人帝国主义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国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当然包括某些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内）又武断地说“中国是信邪教的”，他们具有开化中国文化的使命，这种情形在“拳民之乱”以后特别明显，用“门户开放”的名义公然抢夺中国土地而伴以他所谓“英国的陈词滥调”来谈及文化。当白人在《中国北方每日新闻》辱骂皇太后的时候，辜鸿铭大大地被激怒。他狂猛地抨击他所谓“伪善的英帝国主义”，攻击那些迎合伦敦人经商攫取钱财及“暴民崇拜”的天性，更抨击英皇帝“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说他们集“竖子”“小人”心性于一身，他们的灵魂十分需要拯救。这是充满了激情和报复心的国家主义，加之一种忠心拥护帝制、反对民主的偏见（卡莱尔的影响）。
辜鸿铭认为，“拳民之乱”是百姓之声。这些议论在他一九〇一年出版的《尊王篇》一书中表露出来。这时他正处于从迷惑中觉醒的心态。当然，“拳民之乱”是由传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个因素引起的，才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传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白色帝国主义是不受约束的。当中国的统一受到威胁时，辜鸿铭只是用全力来批评及攻击英国暴民崇拜的宗教及该撤走的殖民政策。他著《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一书，声音喊得震天响。《尊王篇》包含了一篇最长的文章——《中国问题的新近记录》（初在横滨《日本每周邮报》发表）。这篇文章已证明对英、法、德、美等国的文化及其衰颓作了一次历史性的考验，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烈酒般的讽刺意味。下面这段话，是他对在中国的英国人的轻微嘲弄。
自贝康思菲尔特爵士死后，英国贵族阶级再度变得无望，他们的领袖索尔斯柏利爵士，遇见了一位有伦敦人才智的伯明翰青年。这个伯明翰的伦敦人曾企图以模仿贝康思菲尔特爵士的帝国主义旗号来谄媚英国贵族，并想在高处挥舞这面旗子以取悦盎格鲁撒克逊族的自信心！真的，如果美好的英国老贵族的情景不是这般悲惨地急需金钱、理想和主意，一个小伯明翰的伦敦人用他盎格鲁撒克逊自信心的破布来领导，将会造成像苏格兰“一个具有兰恩血统的一文不名的少女”一样滑稽的情景。[4]
腓特烈之后，普鲁士就是德国。德国是欧洲的苏格兰，普鲁士人是住在平原的低地苏格兰人，缺乏想象力。普鲁士的气温冷酷得多，因此那些普鲁士人除了缺乏想象力外，还有一种可怕的食欲。俾斯麦王子说：“我们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大吃家。如果许多人都有像我们这样的食欲，国家将不可能存在，我会被逼得迁居。”……腓特烈没有想象力。但他除了天才之外，有法国人的教养，那种源自法国的心灵颤动及清醒。腓特烈之后，普鲁士的清教徒因为缺乏想象力而不能继续做全德国的保护人。而拿破仑必须回来在耶拿光荣复职。……爱默生曾以伟大的卓见，谈及拿破仑被送到圣赫勒拿不是由于战败，而是因为他身上那种粗鄙的味道，中产阶级的气质及伦敦人的派头。当拿破仑以散布革命自由观念者的身份出现时，欧洲所有的绅士都向他高声欢呼。可是等他们发现这个科西嘉岛的小资产阶级不过是想建立一个帝国时，所有欧洲绅士都对他大倒胃口。然后普鲁士的清教徒穿着“Vorw?rts”（前进军）的军服，加入欧洲绅士对这个科西嘉小资产阶级的追捕。……当“Vorw?rts”把拿破仑逐出德国时，也想把法国革命伟大的自由观念也驱逐出去。为抗拒这一点，全德国的知识分子都起来和他作战。这就是“文化斗争”的开始。……法国革命真正伟大的自由观念是在政治上的“门户开放”及在宗教上的“开展”。但“Vorw？rts”的低地苏格兰人自私的倾向使他们不喜欢“门户开放”，而普鲁士人想象力的缺乏，也妨碍他们了解宗教上“开展”的真正意义。
辜鸿铭继续娓娓而谈。他连跳带跑通过了欧洲近代史的种种背景，而到达值得注意的结论：“今天世界的真正动乱不在中国——虽然中国忍受它的影响——而是在欧洲及美洲。”他向欧洲人大喊：“注意，欧洲人！照顾你们神圣的文化珍宝吧！”
辜鸿铭并不攻击耶稣基督的教训，他尊敬真正的基督教，但他猛烈地攻击耶稣会与法国军队以及德国主教与德国军在“拳民之乱”时的主动合作。下面是他痛恨的一例：
基督教最初是一种力量，足以减轻德国低地苏格兰人的自私心及庞摩尔兰尼亚省大吃家可怕的食欲。但现在德国的基督教像一个老顽固。他们已经正式设立一个主教安沙尔，胶州的名人，国家社会党，以及那些歌颂德皇所说“我们怎样处置那五万投降的中国人呢？养他们吗？不成！”用在名为《将来》（Zukunft）的诗篇中写最后一章的政客们的基督教来代替它。因此，当我们遇见五万毛毛虫的时候，我们怎样做呢？用一个滚压机来压死它们。讨厌的工作！但没有办法。我们不知道耶稣会怎样说。如果他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战争的时代，依照这个牧师的见解，耶稣也会变成食肉的动物。
下面是他谈及真基督徒和真基督教的话。他引用孔子的话说：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无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德国人，是商人、传教士、兵士、外交家、苦力，若你能仁慈不自私，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文化人。但如果自私、不仁，即使你是一统世界的帝王，你仍是一个伪善者，一个下流人，一个非利士人，一个邪教徒，一个亚玛力人，一个野蛮人，一头野兽。
辜鸿铭进而引用歌德在《虚伪与真实》中的观点——歌德认为基督教是进步的，基督教的文化在乎仁慈、体贴他人，以人道胜过不人道。他说：
我们将会知道，无论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在处理中国的问题时，采用歌德的关于文化的概念，抑或采用想使耶稣基督成为食肉动物的德国政客的滚压机！
真正的基督徒是因为爱好圣洁及基督教里面一切可爱的东西而自然成为基督徒的。而那些因为害怕地狱之火而做基督徒的，是伪善的基督徒。那些只是为了进入天堂饮茶及与天使们共唱圣诗而做基督徒的，是下流的基督徒。现在的那些耶稣会教士是那些自己不大相信天堂、天使及地狱之火，但却想让别人相信这些东西的基督徒。
这些言辞十分激烈，很容易刺激一个青年读者的心。它是好文章，但同时具有一种特别刺激灵魂的力量，因为人们常会问：“什么是基督教的本质？究竟什么是儒家？”这样他们就可以宽心和愉快地靠在椅子上，舒适地多读对不同国家的奇怪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