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光》编辑部的办公室分里外两间，那些年来，陈石一直坐在外间右侧的窗下。书似青山常乱叠，在他的办公桌上层峦叠嶂的却不只书籍，还有文件、照片、名片、药片、光盘、盆景、手套、围棋子、烟灰缸、硬币与钞票、一盒快发霉的望海茶，以及横行无忌的蟑螂等。保洁阿姨见此，不由职业病发作，屡次准备出手，都被陈石断然拒绝。有一回趁他出差，保洁阿姨花了大半个小时，才把鸡窝一般的办公桌收拾干净，从中翻出的零散钱币，加起来约有三十元，换来两个洞桥八戒西瓜。不想翌日陈石回来，看到纤尘不染的办公桌，竟不落座，反把保洁阿姨找来狠狠训斥了一通。我与他同事一年，只见他两次发脾气，这是第一次。
不出一周，陈石的办公桌便恢复原状。清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在他的棒球帽上，阴影遮住了半张脸，紧绷的嘴角愈显凌厉。他端坐于明暗之间，往往半日不发一语，静默如石佛。每次办公室的小可走进来，都要惊呼：陈老师，您入定了！
2007年立夏，我第一次推开《城市之光》编辑部的门，见到的陈石，便是如此光景。2008年夏天，他离开杂志社，我拍了一张照片留念。形容憔悴的他蜷在电脑椅中，静默如故，浓浓的倦意从他身上弥漫开来，身后错落的书堆，仿佛随时都会倾倒。
那时编辑部除了陈石，还有两位诗人：一个天天给政府部门及官员写赞美诗，一个天天给鹅城大学一个属兔的女生写情诗，二人互为读者，并在网上使用马甲相互吹捧。陈石不胜其烦，不过依他的性格，却也只能沉默。
我进入《城市之光》编辑部，恰因两位诗人先后离职。主编为了省钱，遂压缩编辑部的人力，令两个人负担三个人的活。月底开例会，我抱怨不堪重任，提议招人，面如满月的主编呵呵而笑，却不表态。陈石正在纸上乱画，抬头白了我一眼，忽然打了个呵欠。主编急忙道：散会，散会。
陈石出身《鹅城日报》，熟谙体制与办公室政治。他对世情常有极明澈的洞察。至今我犹记得他的两个论断。有一次谈及主编喜欢摆谱，他说，其实最爱摆谱的人，一是领导的秘书与司机，二是财务人员——这不是狐假虎威，而是权力的代入感在作祟。还有一次，我俩去采访一位贸易局的官员，那厮递来的名片上面密密麻麻，这个长那个长，大约有十来个显赫的头衔，其职务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号，标明行政级别：副处级。回到办公室，陈石把官员的名片丢进垃圾桶，笑道：看一个人的名片，头衔要是超过五个，此人便无足观矣，真正的大人物，名片往往十分简单。后来听说，虞洽卿的名片仅七字：浙江镇海虞洽卿；宋霭龄的名片仅三字，即其名。
陈石从来不用名片。由此可知他的为人：世事洞明，却不趋于流俗。2002年，他从鹅城大学中文系毕业，即被招入《鹅城日报》，据说是名人推荐，社长特批。彼时日报门槛高不可攀，一般非硕士不要，本科则非名牌大学新闻专业不要。鹅城大学不过二流，它出产的本科生能被日报垂青，不啻是天赐的福分。可惜，对此福分，陈石毫不珍惜，弃若敝屣。他在新闻部仅仅工作一载，便自我放逐，调到了组建不久的鹅城网。原以为远离了指令与红包、废话与谎言，办公室生活会安逸一些，哪知鹅城论坛的日常运作依然要周旋于政府的禁令与网民的怨言之间，左支右绌，两头受气。半年后，他直接挂断了宣传部的指示电话，随即递交辞职信，只写了五个字：老子不干了。
回忆记者生涯，他说写文化新闻比写政法新闻更令人恶心。他曾推荐我读尤里·德鲁日尼科夫的小说《针尖上的天使》，书中一位记者的话，道尽了他当年的不堪：“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离开鹅城网之后，他去北大旁听了两个月的课，结果无比失望：北大已经不是他从纸上读来的那个自由、开放、圣洁的北大。回到鹅城，他致信授业恩师、鹅城大学中文系的剡教授，述说苦闷，剡教授回邮，言辞恳切，建议他放弃理想主义的高蹈，回归地面，物来顺应。他给我看过那封邮件，解释道：我不是理想主义，我只是有所不为。这句话，如今我常常引用，以掩藏自己的犬儒。
2005年春，《城市之光》出世，陈石是创始人之一。此后三年，他的肉身与灵魂都虚耗于江南路那两间杂乱无章的办公室里。花开花谢，时光摇曳，那个刚直、耿介的陈石消失了，待我进杂志社，所见到的陈石，却是惘然、虚无，满身倦意。他对世间万物，不只工作，包括他一度酷爱的小说、围棋，都丧失了兴致和激情。这不是无力，而是无谓，他的心空空荡荡，像一个被掏空的茧。
平日无论炎凉，陈石都要戴一顶红蓝棒球帽。起初我以为他是棒球迷，便与其谈洋基队的历史与现状，不想一问三不知。原来他的棒球帽，只是为了遮掩秃顶。他自24岁起便开始神经衰弱，严重脱发，同时失眠。白昼还可用琐事打发，所谓以无聊之事，遣有涯之生；长夜漫漫，如没有尽头的虚空，他唯一的武器便是写作。他曾在天涯论坛连载了两部长篇小说，不过直到去世，犹未写完。未完成的篇章，恍若残缺而孤独的伤口，吞没了那个在灯下枯坐的年轻人。
他一直孤身一人。记忆之中，我从未见他谈及家庭，友朋亦复寥寥。有一次主编大发善心，给他介绍了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康城女孩，并亲自安排相亲，还怕他不会与异性打交道，特地令我作陪。那顿晚饭约在美好饭店，虽仅一小时，却是我吃过最煎熬的一顿饭。女孩说十句，陈石才淡淡回复一句，好似受潮的木头被重击而发出的沉闷声响。他眼神缥缈，越过对面女孩素雅的脸庞，直达不可知的远方。我陪坐一侧，度秒如年，他却处之泰然，如一个局外人。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一再的冷场与尴尬，起身把单买了。
出门之后，他默默无言，拼命把棒球帽往下压。穿过月湖，一位盲人正蹒跚而行，他遂高声指路，叫盲人停在路边等待绿灯。我们往前走了三五米，他却不放心，和我招呼了一声，转身返回，直接把盲人送过马路。其时车流稀疏，暗黄的路灯光落在他的棒球帽上，有一种悲悯的色泽。
想起一则旧事：他写过一个中篇，早已设定结局，但在网上连载之时，被指格调阴沉，于是他花费一夜时间，重写了近3000字的结尾，女主角没有自杀，而是找回了旧爱。我说：这一改，小说前后脱节，意蕴全无。他摇头：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从不指望作品拯救天下苍生，能得一人愉悦，即大欢喜；一人心安，即大慈悲。
张大春说：“于无可救药之地，疗人寂寞，是菩萨行。”
只是，疗人寂寞者，却在无垠的寂寞之中，作茧自缚。
2008年7月，初夏出奇炎热，他离开了《城市之光》。导火索是一个风水广告，他要拿掉，主编坚持非上不可。一贯淡泊、隐忍的他一反常态，与主编激烈争执，最后一把扯下棒球帽摔在桌上，我看见他的秃顶，如辽阔的荒原。
离职那天，我们在楼下的川菜店吃饭。他似乎解脱了，神情稍有舒缓，一顿饭说的话，比平时一周还多。走出店门，碰到一位和尚推销佛珠，我开玩笑说：抱歉，我是基督徒。和尚一笑而过，他却蹙眉良久。回到办公室，他问：如果碰到基督徒传教，你怎么说？我答：我会说自己是党员。他竟大发雷霆：你完全可以直接拒绝，何必撒谎，信仰岂容玷污！
我们不欢而散。
此后交往渐疏。我们原不是过从甚密、倾心吐胆的朋友，甚至谈不上特别投缘。共事一年，他日渐消沉，我则日渐入世。他的专长是文学，尤擅小说；那时我的兴趣，则在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研究。就连生活习性，我们都大相径庭：他是典型的鹅城人，口味清淡；山城四年，则造就了我的重口味。他好下围棋，我爱四国军棋。他看我杀过两盘，批评道：你算计太多了。我反唇相讥：围棋不是最讲究算计么？他笑笑，却不争辩。这方面，我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我的胜负心太重，他则向来不以输赢为意。
2009年初，大概临近春节，我收到一封信，内含贺卡与照片各一，系陈石从西藏寄来。贺词仅一句：终未免俗。我暗笑，难得见他这么幽默，恍如石头开花。贺词源自一个典故：以前他曾嘲讽我，说当代文人四大俗，上一次镜、出一本书、去趟西藏、信基督，你已经俗过两次了。
照片冲印相当粗劣。陈石坐在寺庙的台阶之上，脚下泥泞一片，他剃了光头，咧嘴傻笑。背景貌似阴天，他满眼阳光。
两个月后，噩耗传来。他回到鹅城，神经衰弱愈发严重。早在前两年，为缓解失眠，本来滴酒不沾的他开始喝酒，以至半年之后，每日无酒不欢。那天，他喝了大半瓶威士忌，然后吃安眠药，不知吃了多少，这个黑夜的孽子，就此长眠于黑夜。
他是自杀呢，还是酒醉之后的误操作，没有人知道。
也许，没有人想知道，包括我。
鹅城十年，识人千数，交友百计，30岁的陈石却成了我的第一个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