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视之为“师”的，一位是藤野先生，另一位是章太炎。
1908年，28岁的鲁迅在东京师从章太炎习“小学”，上课的形式是专为八人开设的特别课堂，可以说是秘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鲁迅完全被征服了，终生执弟子之礼；他眼中的章太炎如火般令人神旺：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作为“独行孤见的哲人”，章太炎在那个纷乱的时代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文字艰深的经学家，是流亡的革命者，也是第一个放弃使皇朝近代化念头的“保守分子”，更以众多“独怪”的雅名绰号闻名于世：“有学问的革命家”“清学殿军”“民国祢衡”“章疯子”等等。
革命之后，章太炎“自藏锋芒”，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作为一个从革命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他是“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1]”，不再令人神旺。
到得今日，章太炎几乎成了青年一代不敢轻易触碰的名字，难怪鲁迅用尽最后几分气力纪念章太炎后，又写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说：“老人这东西，恐怕也真为青年所不耐的[2]。”这篇文字是鲁迅那支“不卖之笔”留下的最后墨迹，他是必定想不到，四分之三个世纪后，仍有青年耐着性子读起了《訄书》，他更加想不到的是，这个青年仍存有几分满人的血脉。
鲁迅的重要性在于，他以极具穿透力的文字为民国世界画像。他笔下的男男女女古怪而哀婉动人，有些一事无成却满怀热情。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尊严感，然而宿命地只能是做不成好事的好人。现在看来，这些典型的鲁迅式的主人公已是模糊而美丽的人类真理的担负者。他们的不幸在于，对于这个重负是既卸不下，又担不动。他们离开家乡亲人，独自承担着巨大的时代重负，并且始终摆脱不掉那个时代特有的道义上的痛苦。这些人是中国式苦难的承担者，也是中国不至沉沦的好兆头——如果真有所谓自然法则，那么这个自然法则的美妙之处恰恰在于让最软弱的人得以幸存。在喜爱歌利亚的时代，拥戴钟情于柔弱的大卫更值得称道。
如果没有鲁迅的文字，章太炎就只是一个幽灵般、个性怪异、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他的革命热情与他对同代人作出的有限诉说之间有一个落差，由此而生成瀑布般的隆隆回响，每个溪流都闪烁着多重意义。这个落差几乎成了章太炎所有作品的不变风格。他并不想创建尺度，而是让一切都变幻莫测，然后再锤炼出光辉灿烂的秩序。他比其他革命者更致力于发现被遗弃的文化王国，每部作品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是令人战栗的发现之旅。
为时代画像，难在画出其“静”。民国是尚未完工的，章太炎使这个民国看起来更像陌生之地，却流露出一种未完成的大气。各派势力持续不断地汲取好处，成为官僚、政客、军阀、学匪，他们无法与革命风暴的中心保持适度的距离，也无法与新兴的领袖保持距离。
章太炎宛转来到中华民国门前，徒然以一支软笔为众生创造出一种需要：一个能适度保持距离，能停下来思考的“朦胧地带”。在这个地带，人们可以对政治、对领袖有一种生疏，相敬如宾。仿佛立在中华民国门前，才如此分明地确证自己的位置。
章太炎的思想有单纯的一面，就是一片爱、一片赤诚、一片感叹，简单到极点，如一心向往好收成的农人，日复一日，信仰不变。我们可以用“明日复明日”来诠释农人，却不能如此简单地为章太炎画像。
唯有语言能穿越时间空间，多次变形之后，仍是失意者高贵的仆人。
作为古文学的典雅继承者，章太炎的文字形成了他的第二重生命，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第二重生活。文学的语言不仅有一层意思，还有多重意思，是个充满可能性的丛林。章太炎的魅力恰如深山密林，层叠多变，时而缥缈，时而恳切。他的文字让人如坠五里雾中，尽管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那些疯癫的作品才从未丧失力度——质疑这个世界的力度。而能理解这种魅力，为太炎先生伸展遗志的，恐怕还是与他有深刻的“精神血统”关系的人，具体而言，一定是那位奉托尼学说、作魏晋文章的鲁迅先生。百年来，对章氏盖棺定论的话正是来自他追忆先生的一篇小文：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章太炎是有别于革命家的革命家，是反对宪政的宪政主义者。他不生产共识和妥协之物，而是疯狂地独断。他对中国的爱是基于熟知，对中国的反思批判亦是基于一种熟知。不像某些知识人，自己过着好日子，却把世界说成是病房，只知巧妙粗俗。在当时迷恋“进步”的汉语圈中，章太炎却不遗余力地主张打破革命的虚妄，打破宪政的虚妄，打破议会的虚妄，打破进化论的虚妄。当所有人都快要溺死在狂热的革命海洋里时，章太炎的执拗仿佛就是木筏、灯塔、沙滩。
作为汉文学的传承者，章太炎以奇异的姿态将中国思想的古老灵魂加工成未来的革命质料。不过，章太炎也因此备受质疑，“罪行”是文字太晦涩（据说章太炎作文不用唐代之后的文字），思想太朦胧，不能让人一看便知。阅读章太炎，仿佛在寒冬雪夜中望见一堆篝火，看似触手可及，只恨无路可走；它只是在召唤我们，指引我们，却无法温暖我们。在当时的革命者中间，常常把人们按其是否喜爱章太炎而分成两类，从当时的舆论来看，那些不喜欢章太炎的人绝对不属于公正一类。
通过优雅细腻的笔触，四海为家的生涯，章太炎成为那个日益消沉的中华文化的讴歌者与代言人。至少在他的作品里，那个逝去的诗的国度又失而复得，这些作品回应了中国所经历的重重考验。在漫长的岁月里，章太炎的祖国成为军人体制的囚徒，而他的经历与作品则始终坚守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创造力，尤其是从正面引导着革命的创造力。更准确地说，他是包容甚至超越了革命的全部创造力的革命家。
解谜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最纯粹、最诱人的行为。章太炎的身份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他不只是革命家，更是革命家的塑造者。他的目标是让他们免于成为那个时代的平庸产物甚至牺牲品。他总是以俯视的眼光把他们看作一队莫名所以、蠢蠢欲动的行列。
章太炎喜欢为革命制作带有典雅谜底的谜，我们只知道这个谜底与慈悲有关。革命思想已被诸多支点与体系污染，而章太炎是向来不相信精神界有所谓杠杆或支点的。他冷眼旁观，却又事事用心，与那些落难王公的酸气相比，他是文气逼人，贵气逼人。
在汉语中，革命是一种学问。章太炎古文功夫了得，被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一直是民国史书中的风流人物。作为一个研习宪法史的教书匠，阅读章太炎只能算作是业余爱好。不过，时间久了，便也在心中生出了种种问题疑惑，乃至执念：章太炎人如其名，有一双火眼，游侠气质的火眼，这双火眼是如何观望中国法律的变革的？章太炎是谜一般的革命家，学问好，又有佛学的底子，每以道家文体，写出佛家慈悲，这是怎样的一种风格？章太炎迷恋旧时文化，仿佛一个落难的富家公子，隔着窗棂望见别人在自家旧宅宴乐，总怀着深刻的尊严感。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知识人阶层常有的尊严感？章太炎投身革命，却时常活在一些浪漫的概念中，每每故作不同，人称“章疯子”。我们这些晚辈后生，有时间，有精力，有自由，却舍不得拼命，舍不得疯狂，是不是有必要琢磨一下他的疯魔？
太炎先生不停地追问：一个年青的中国以何种姿态与那个年老的中国交谈？我的问题是，该如何安放这座灯塔，换言之，今天的我们该怎样想象章太炎的位置？
